紧张激烈的法国大选已见分晓，尽管法国法律严禁预测投票结果，但是不少推特网友仍然想出妙招，分别用“匈牙利多凯酒”和“荷兰奶酪”代替萨科齐和奥朗德。
　　如果把欧洲的政坛比作一台戏的话，这场戏颇有“娱乐至死”的迹象。随着欧债危机的加深，被娱乐化的政治已经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娱乐化的色彩大大减弱，参与严肃政治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率超过80%，即便是没有参加投票的，也并不是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要雷打不动地到南方去度假。所以说，欧债危机实际上给欧洲政坛颁布了“限娱令”，但“限娱”并不是限制参与，而是限制不严肃的参与。
　　中国和欧洲的“限娱”体现了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限制的是形式和内容，欧洲人限制的是心态。
　　广电总局发布“限娱令”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大电视台都“毙掉”了一批节目，但同时也需要有新的收视率高的节目填补空缺，于是这就给国外的节目模式创意公司提供了机会。现在热播的综艺节目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节目模式。外国人擅长“模式化思维”，而中国人擅长“形象化思维”。外国人喜欢研究出一种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而中国人喜欢拿来一种模式“山寨”到全中国。外国人是思维模式的创造者，中国人是思维模式的接受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外软实力的差距。
　　模式也叫“范式”，1962年美国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把范式定义为“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一定是具有竞争性的，所以外国人做电视节目总是找几拨人进行竞技游戏，要么是“达人”在评委眼皮底下相互竞争，从而延伸出选秀节目，要么是“剩男”和“剩女”竞争，从而延伸出征婚节目。在国外，收视率靠前的几乎永远是体育竞技类或者是综艺竞技类节目。
　　中国的政治文化讲和谐，少竞争，传承性强，但缺少新奇，这也是中国近代在思想和科技方面落后的原因之一。而欧洲近代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也和欧洲采取的竞争性思维模式有关。
　　中国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推出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之所以让外国人看得莫名其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所推崇的人都在做“解释性”工作，而缺乏竞争和创新领域的精英，而竞争力和创新力才是西方人最看重的。
　　所谓“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中国人可以以旁观者的心态看欧洲的政治秀，但在竞选中所体现出的思维模式之争才是真正的看点。
　　在德国，最突出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之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原来指“民主”和“科学”。而现代社会更赋予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的新含义。政治精英，讲求民主，善于迎合基础民意；而技术官僚，则意味着领导人都是科学家、工程师。身为物理学家的默克尔就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官僚，在财政紧缩方面，她不会屈从于反对的民意，而显得缺乏灵活性。
　　在法国，最突出的是“左派”和“右派”之争。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派传统上倾向于平等，右派倾向于自由。左派鼻祖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左派从骨子里是感性动物和草根理想主义者，从根源上排斥科学和理性。右派则更讲理性，讲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任何限制。由于法国早就是福利国家，在欧洲整体偏左的政治光谱下，奥朗德和萨科齐看起来竞争激烈的“左右之争”其实区别并不大，没人会砸掉法国人的福利“铁饭碗”。倒是异军突起的勒庞引人注目。她被贴上“极右”的标签，主要是因为她的主张更像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国有化加上民粹主义，而这又和极左的主张格外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这两套内部充满竞争机制的思维模式长期存在，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西方人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模式”。其实一种能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各种要素整合起来的竞争性思维方式才是“模式”的核心和真正的创新点。从这点来看，欧洲模式之争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