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据《南方都市报》载，2007年2月16日傍晚，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三名幼儿被杀害。他们先是被绳子勒至窒息，接着颈动脉又被利器割断。凶手是当地小学教师毛淑英，她让自己未满7岁的女儿把小伙伴们请到家中吃馄饨，邀请名单中的两名小孩因回老家过年而幸免于难。毛淑英杀害三个无辜小孩后割脉自杀。
　　
　　凶手毛淑英是永登县的县级骨干教师，教学成绩突出。2006年9月，河桥镇中心校校长突然宣布将她调到5公里之外的乐山小学。“没有思想动员，也没有提前打招呼”，决定一旦宣布，就不容商量。毛淑英面临的现实困难是：新单位上班早且需赶公车，而女儿读书的小学开门晚，作为母亲，是赶公车还是接送小孩？她陷入两难。有老师曾见她因错过晚班车无法接女儿，在学校门口号啕大哭。她的同事们分析，除现实困难之外，工作调动之后“地位和身份上的变化”，是她最难接受的。或者说，感觉自己遭遇严重不公，是毛淑英作案的直接动因。
　　案发前两天，毛淑英前往医院就诊。此前一段时间，她严重失眠，脾气变坏，不愿意和人交谈，还曾威胁要“掐死”女儿。诊断结论是轻微抑郁症。然而，没有任何心理治疗，仅仅时隔一天，悲剧发生。从“轻微抑郁症”到残杀儿童，这中间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他人和自身的阻力，不禁令人深思。
　　毛淑英受过完整的师范教育，但显然她没有获得过良好的心理教育。毛淑英曾连年当选优秀班主任，案发前一个多月，她执教的新班级还取得了全镇语文统考第一的好成绩。但是从她面对个人生活中重大冲突的心理能力来看，她并非一位真正称职的小学教师。而育人是心灵影响心灵，对教师心灵状态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
　　转型期社会的激烈冲突使传统的“公平”受到严峻挑战。某些严重的不公平源于个体能力差异，另一些不公平则源自缺乏权力制约和缺少选择制度。失败者普遍缺乏充分的生活保障和权利救济，而暂时遭遇困境的个体应如何面对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冲突？这正是检验心理能力最恰当的时刻。“渴望得到更多”是基本人性，但“能否得到更多”则在一定程度上受机遇支配。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说：这不公平！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公平悖论”。心理神经免疫学专家保罗·皮尔塞尔博士说，“我们并不总是强大的，也不总是有所选择；在许多情况下，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除了尽可能享受之外，别无选择。”这应是转型期心理教育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回到毛淑英的个人生活中，我相信，倘若她曾经受过良好的心理教育，倘若她所处的职业环境重视引导和支持教师的心灵成长，她就会抱有对幼弱儿童的基本怜悯与同情，对自我现实困难及身份调整的理性解读，或是对生命中曾遭遇的种种助缘的感恩之心。这些德行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化解暴行。然而，她却将自我毁灭建筑在对幼小生命的杀戮上。她的残忍撕裂了多少学生父母心中的信任和安全感？更可怕的是，我们从中看到，师范教育中心理教育的缺位和孱弱。
　　毛淑英事件让我们不禁叩问，为人师表，仅仅有优异的IQ（智商）和KQ（学识商数）就够吗？当IQ和KQ成为片面主导师范教育的评价指标，毛淑英就是这种被扭曲的教育所导致的极端结果。
　　完整的心理教育应包括情绪教育和灵性教育两部分。与之相应的评价指标分别是EQ（情绪商数）和SQ（灵性商数）。EQ所评估的是人掌控情绪、克制冲动、与他人共处的能力。丹尼尔·戈尔曼在《EQ》中提出，人应当对身处其中的情境作出判断，接受情境指引，并适当行事。但如若掌控情绪、克制冲动的目的仅为在竞争中出人头地，情绪教育就失去了关键性的价值支撑。工作调动，使毛淑英遭遇“公正悖论”，且她尚不具有在这种情景中自由转身的能力。假设有机会重新选择，她只有寻求心灵解脱才有可能真正化解来自“公平悖论”的威压，而关涉心灵解脱的正是灵性教育。
　　灵性教育帮人建立更为博大的时空，使人在面临各种情景尤其在窘迫中，有足够的余地转身。毛淑英所追求的都是一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她只是在物质层面衡量生命价值，她的人生是严重物化的。心灵发育的严重受阻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
　　解决之道呢？只有透过对亲情友爱的用心感受，对艺术作品的用情欣赏，对浩大宇宙的恢宏赞叹和对点滴细节的温暖回忆，才可能唤醒人心深处的固有的对整全生命的渴望。当EQ和SQ与原有的IQ、KQ汇聚，当一个人的目光被从只关注自身处境的狭小视域中吸引过来，真正的心灵解脱才可能发生。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