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公报》香港版诞生，当时还是单身小伙子的查良镛，带着半年就回内地的期待，到了香港，这位南来白手少年，身上没有一分钱港币。
　　多年以后，我们站在查良镛初创《明报》的文逊大厦前，有些懷疑自己找错了地方：车水马龙之间，购物客提着尖沙咀各大品牌的袋子，无人留意这栋大厦，大厦年近60岁的保安摇了摇手说：“金庸，肯定知啦，但不知他在这里办公过哦。”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金庸，那个创造了一个武侠时代的人，却总忘记，那位创业者、报人查良镛。
　　四年前，约访金庸未成，却想起读《金庸传》时，书中提起的一个个地名。于是我们有了“重回现场“的主意——走过查良镛工作、居住过的空间，折叠时空，或许也是接近他人生的一种方式。
　　创业者查良镛和现在的创业者，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中环码头的寒风凌厉，1962年的查良镛和当时的太太朱玫为了节省一点船费，会在码头发着抖等够6人，也不愿包船过海，那一天，他们很可能为了省钱，两人共喝一杯咖啡。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连载。一个创业者，还要一天保证两个连载专栏的创作，以如今自媒体作者的工作强度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为读者对《神雕侠侣》的疯狂，明报快速累积了“种子用户”。
　　显然，一张报纸的成功并不可能只靠武侠小说，早期《明报》也用“标题党”吸引读者，但始终是副刊格局，一直到后来，《明报》关注社会现实的报道和社评崛起，终于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
　　有谁能想到呢，当时蜗居在香港坚尼道赞善里的报馆电讯翻译兼编辑查良镛，会和伙伴一起把事业发展到买下北角一整栋南康大厦，作为《明报》办公大楼。如今的南康大厦旧址已被其他大楼覆盖，也已难寻当年报社文化人活动的小店、酒楼，大货车来来往往，司机在大厦对面的茶餐厅吞下碟头饭。而如今的明报，也已搬到了另一个工业区柴湾，不变的是楼下繁忙奔走的货车。
　　当我们在香港街头寻找当年的查良镛，总会有一种感觉：他和街头脚步匆忙的这些人没有不同，衣着得体，踏实做事。当我们站在山顶道1号，查良镛曾经的豪宅门口，却能立即意识到他的不同。
　　有人描述过，金庸在这栋豪宅里放了无数的书，书房里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一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全是书架，金庸的办公桌对着窗，俯瞰维多利亚港，这还不止，楼下还有书库。有趣的是，他白天在书房写小说，晚上去办公室写社评，互不干扰。
　　查良镛是个心宽的人，曾有人问他，不开心怎么办，他说“睡个觉”就过去了，唯独他的长子自杀丧命那次，他伤心得自己也想自杀。最后，仍是书带他走了出来，他仔细研读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还有许多佛经。“真理是在这里了”，他说。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我们寻回四年前拍下的这些底片，在他的香港生活痕迹里，再望一眼，他的侠气、才气与我们共读武侠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