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针对过去学校道德教育严重脱离生活的弊端，我国一些学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活德育”理论，在积极推动学校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同时也使道德教育研究本身更“接地气”。章乐博士的新书《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人民出版社）作为一本接续“生活德育”理念的佳作，利用西方社会学中的“风险社会”概念及理论框架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对当下生活中种种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恐慌人”的出现、分数崇拜下的病态竞争、儿童的“自然缺失”和“秘密被侵犯”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进一步给出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应对策略，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是一本值得所有关心当代道德教育的读者仔细阅读的著作。
　　该书用“风险社会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教育”“恐惧和焦虑的社会心态与道德教育”“风险社会中的病态竞争与教育应对”“风险社会中学校生活的道德审视”等四个章节，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了风险社会中的道德教育问题，最终形成了一份风险社会中道德教育的全景式“诊断报告”。
　　其一，剖析“风险社会”的道德困境，揭示道德教育的应然选择。
　　该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风险社会是一个“人造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是一个“孤独个体”普遍化的社会，是一个被“恐惧文化”所笼罩的社会。相应地，过去科技伦理的失效、道德与价值共识的困境以及道德冷漠的蔓延是其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又与个体化进程、现代科技的失控发展以及确定性伦理的“解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内含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再次显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其不确定性带来了焦虑，但也提供了人们选择并承担道德责任的契机。作者认为，面对这种双重性，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应当把自身的基点定位在“伦理”和“道德”之间：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地选择并承担道德责任，展现人性的高贵;另一方面通过对话重构共同的底線伦理，降低每一个人社会生活的成本。
　　其二，聚焦“风险社会”中的恐惧与焦虑，审思学校教育的时代责任。
　　在章乐博士看来，风险社会的伦理道德困境，尤其是道德冷漠的问题，与风险社会中恐惧和焦虑的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心态会让人们屈从权威、丧失信任并陷入非理性的自我保护与追逐私利的状态。为此，该书第二章专门聚焦风险社会中的恐惧与焦虑心态，并就当代教育如何应对日益普遍化的恐惧与焦虑给出了独到的思考——这是以往道德教育研究较少涉及的主题，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现代教育与恐惧制造研究》的延续和深化。作者认为：面对风险社会中“恐慌人”的形成，学校应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与平静的场所，防止儿童过早地接触社会中的恐慌，使他们能够形成健康的心性，并给予他们未来面对社会中的恐慌所需要的拉力;面对风险社会中的生存焦虑，现代人应当超越古人借助外部的力量缓解生存焦虑的方式，更多地借助自我的力量，而教育则应当成为一种能够帮助学生“体认自我限度的教育”，使学生能够形成合理化的理性和共享式的自我观，进而提升自己的生存境界。
　　其三，剖解“风险社会”的教育病灶，找到病变底层的思想基础。
　　当代学校教育中的分数崇拜与病态竞争现象已经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批判，章乐博士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地从风险社会中人们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出发，认为由于被恐惧和焦虑的社会心态所笼罩，人们亟须通过某种确定性的寻求（或者说对不确定性的逃避）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情绪状态——如果说在成人社会中这种确定性的寻求集中表现为对金钱的追逐，那么在教育场域中则表现为对分数的崇拜，而分数崇拜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中的病态竞争。作者进一步指出：制度的“合理化”进程以及“身份焦虑”的突显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为分数崇拜提供了驱力;在“身份焦虑”的驱使下，现代人对学校教育给予极大的期望，结果使其沦为未来身份地位争夺的“角斗场”，导致“病态竞争”的出现。作者认为，教育与生存的关系曾经历从融于一体到绝对排斥的演变，而今的教育又过度热衷于生存（谋生），这是当今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历史原因。然而，无论是排斥生存还是热衷生存，其实质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教育与生存的关系。因此，要想从根子上化解教育竞争，就必须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教育与生存的关系，把生计教育和自由教育看成是一个互不冲突的整体，重建一种完整的、全面的、理性的教育观。
　　其四，关注“风险社会”中的儿童境遇，反思学校生活的德育实效。
　　学校整体生活的道德属性是决定道德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然而，在风险社会中，出于过分的安全考虑，学校生活反而在许多方面对儿童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比如：一方面，儿童在自然界中的自由活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过分的监督，闲暇时间的缺乏以及成人文化的入侵都使儿童的秘密遭遇了成年人的肆意侵犯。除此之外，由于被恐惧和焦虑的社会心态所笼罩，学校中的学习沦为一种追逐个人成功的竞技式教育，这对学校原本应当承担的培养“公共人”（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过公共生活的人）的责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学校生活退回“私人领域”的现象集中体现在“校园是我家，文明靠大家”这类口号上，并基于“自我”扩展的德育逻辑对这一问题做了十分精彩的剖析。
　　总的来说，该书在积极回应道德教育时代诉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疆界，为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西方的理论框架研究我国本土的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尤其是书中在描述风险社会中教育的应然形态时所使用的一些个性化表述和原创性概念，比如“在伦理和道德之间”“让人复归平静”“承认的教育”“行动的教育”“体认自我限度的教育”等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解释力，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维品质。
　　除此之外，该书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在高屋建瓴地探索风险社会道德教育问题的同时，也充分揭示了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及儿童在学校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这一方面显然是继承了南京师范大学自鲁洁教授以来长期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德育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者本人高度关注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学术情怀与研究价值取向，正如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曾说过的：面对风险社会中日益弥漫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既不把风险视作完全的恶，也不把风险视作完全的善，而是要以人类完满的生活这一终极的目的，作为审视风险的终极标准”。这样看来，本书似乎不仅仅是一份风险社会中道德教育病理的“诊断书”，更是一封发给所有教育工作者的“邀请函”——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踏上这条关于当代教育如何增进人类完满生活之可能的沉思之旅吧。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