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很多方式在书籍上留下他们的痕迹，有的在标题页写下了他们的名字，有的贴上他们的藏书票，有的在装帧时标示出他们的姓名或家族徽章，有的在书上记录他们的训诫和箴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拥有者都在书本上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也可能对文本做出反馈，在空白处写下笔记，或为了突出某一段落，或对作者的某种观点表示不同意，或是补充书中的信息。

拥有者的印记

　　藏家在书页上写下的文字，可能只是偶尔的旁注，也可能滔滔不绝用尽书页上所有的空白处。在这里，我从流传下来的数以万计的批注中略举几例。英国律师弗朗西斯·哈格雷夫（Francis Hargrave，1741—1821）就是一位非常喜欢在书上批注的人物，他的许多藏书现在都在大英图书馆，特别是其中一本有關圣殿教堂的小册子，空白处被写满了哈格雷夫关于此书的历史和法律方面的笔记。诗人兼律师加布里埃尔·哈维，他是另一位律师、诗人、讽刺作家托马斯·纳什的对头，也经常在书中的空白处奋笔疾书。他的私人藏书的许多册都布满了批注和笔记，那本《乔叟作品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是另一位著名的批注家，文学评论家们对他藏书中的批注和笔记都做过专门研究。
　　17世纪早期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非常欣赏蒙田的著作，他将一本蒙田的《随笔集》送给儿子做礼物，他没有简单地在当中加插进空白的页面，而是在书后写了整整一篇个人回忆录，标注并评点书中的重要段落，还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钢笔画上素描插图。
　　如果某本书曾被某位名人收藏过，有时这种连带关系就足以让人倾倒。想象一下，弥尔顿、拜伦，最受崇拜的英雄，或臭名昭著的恶棍，你手中的这本书，曾经被他们拥有过。当然，这些书的价值常常超出名人关系，因为书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窗口，窥探这些人的心智及思维的发展过程。
　　亨利八世的藏书有不少现在被大英图书馆收藏，它们的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曾被亨利八世拿在手上，更因为他在一些与政治或道德有关的段落上做过标记和评论。研究宗教改革那段历史的学者们也很重视亨利八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个人图书馆中的藏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书籍能让后人洞察到他所阅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批注和笔记捕捉了他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态度。
　　研究者们向来很重视早期专家们在书上的批注。1774年，18世纪的著名藏书家安东尼·艾斯丘（Anthony Askew）的收藏被拍卖时，拍卖目录上特别提到藏品中的许多书籍有古典学者们的批注。批注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1997年，历史学家罗斯（A. L. Rowse）的藏书被出售时，书商目录上提到的卖点之一，就是罗斯“评论及批注的习惯随着年龄和智慧而增长，他的藏书的空白处也就越来越布满了他的评论，智慧、讥诮，有时不乏严厉”。那些喜欢批注的人，不需要多有名或多重要，他们的文字同样可以充满趣味。前辈读者中的那些无名之辈所做的批注也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说明历代读者们对当时的出版物的吸收和反馈。

读者与书本之间的互动

　　人们在书上留下的文字并不局限于和此书有关的内容，每本书前后空白的页面是可以利用的空间，许多人在上面记录其他重要事件。约瑟夫·芬顿（Joseph Fenton，1634年去世）是17世纪早期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外科医生，与英国著名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是同代人，他用一本医学文献的空白页记录了他“书房中所有的外科医学著作”。
　　约翰·罗巴茨（J ohnRobartes），第二代罗巴茨爵士，是建立了康沃尔郡的林翰德洛克庄园非凡图书馆的重要人物，他在一些书的扉页上，记录了与此书毫无关联的庄园事件，例如鹿群的情况，某一年猎杀了多少头鹿，等等。
　　学校教科书中封底扉页上的涂写也往往能见证前代学生们上课开小差的能力，例如罗切斯特修道院的一位修士所收藏的小册子上，有不少手书的言语污秽的打油诗，证明了修道院的学生们拥有充足的世俗知识。
　　批注不只限于文字，有人会在书页上描画抽象符号，这些符号与文本内容是否有直接关系也可待商榷。约翰逊博士在编纂他的《词典》时使用过许多书籍，这些书上也注有各种符号，标出《词典》中解释词语用法时会用到的引文。
　　人们在阅读过的书籍上留下各种标记，有的很容易理解，有的则不然。文字批注比较直截了当，它们可能与文本内容有关系，也可能没有，这些文字往往是读者的评论、索引、总结或翻译。另一些常见的批注是在文本下方或边上画线，或使用各种符号，例如星号、打钩或箭头等。研究阅读史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读者与书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区别。批注和标识有些像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乒乓球游戏，他们交流思想，有时候会碰撞合成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读者的批注可以自成一体，为其他读者提供参考。
　　在戏剧表演彩排或提词时使用的戏剧脚本，上面经常会有各种记号，或是标记需要修改或删节的地方，或是注明表演者在舞台上的位置以及导演的要求。《圣经》上经常也会见到一些特殊的批注，例如记录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是对某段祷语的特别理解，《圣经》似乎是记录这些细节最合适的场所。19世纪初英国布伦德里特（Brundrit）家族所藏的《圣经·新约全书》的开头，记录着这一家族许多人的出生与死亡。历史上，无数普通人家的《圣经》上都有这样的记载。

书籍因改变而不同

　　有的作者会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上记录后来的看法，这就非常有意思。一旦印刷之后，文本就会冻结而不可改变（不像如今的电子文本），作者可能在書上更正、添加或改变他们的观点，希望此书重印时可以进行修正，当然，也有许多书没有再被重印。
　　人们对书籍的补充不限于文字，也包含图像，他们在书中可写可画（例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有时除了书中原来的插图外，后人也可以在书中加插进新的插图。因为以前出版物的印刷和装订是由不同人完成的分开的工序，书页被印刷出来后，会根据出版社或购书者的要求进行装订。所以，在装订之前，很容易加入新的文本或插图的书页。这一过程之所以流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版画的繁荣。那些木刻或蚀刻的版画作品被印出许多份，它们可以作为单张图片或画集来保存，可以挂在墙上，也可以装订进书籍中。例如，17和18世纪期间，描绘《圣经》故事的版画非常流行，所以，根据购书者的意愿，将这些版画装订进《圣经》中的情况很常见。

　　书籍根据藏家的意愿加入新的插图，这往往被称为是“额外插图”，或被称为“格兰杰式插入法”，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英国18世纪传记作家和收藏家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nger，1723年— 1776年），他1769年的著作《英格兰的传记史》（Biographical history of England）就是以购书者们在装订时要求加插肖像画而著名。这种加插图画的做法早在格兰杰之前就已存在，在15和16世纪的手抄或印刷书籍中，就有很多早期藏家在书中粘贴图片的例子，而且，有时还不仅仅是图片，藏家们也会插入与文本内容有关的签名和手稿资料。
　　读者通过在书本中批注而增加书的内容，但有时，读者也会删除他们不喜欢或觉得不合适的东西，书的内容因此而减少。污损一本书，虽然是负面的举动，但也赋予了某本书个性化的特征。16世纪英国的一些教堂用书，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剧变之后，常常系统地按照亨利八世1542年颁布的诏谕而被清理，将所有提及罗马教皇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圣托马斯·贝克特（Saint Thomas à Becket）的内容删除。那些冒犯的话语或是被划掉，或是被剪裁，“洁本”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有史以来，由于政治或宗教的原因，对书籍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审查制度。还有另一种对书籍的污损行为可能会被法律制裁。例如，1959年1月，年轻的作家乔·奥顿（Joe Orton）和他的同性恋人肯尼斯·哈利韦尔（Kenneth Halliwell）将伦敦伊斯灵顿公共图书馆的一些书籍偷出来进行污损，他们对护封和内容进行描画和涂写，添加了玩笑或淫秽的内容，然后他们将这些书偷偷放回图书馆书架上，图书馆特地雇用了额外的工作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才将他们抓获。1962年5月，奥顿和哈利韦尔被判六个月监禁，在今天看来，这个处罚是有些严重了。奥顿后来说这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突破点，让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剧作家。现在，被这二位污损的书籍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文化史的一部分，当年将他们送进监狱的伊斯灵顿公共图书馆还为这些书举办过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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