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老桃李天下，学生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医学界著名专家。
　　在吴孟超院士身边学习、工作三十载的俞卫锋教授冒着大雨来到悼念现场。
　　俞卫锋教授对《新民周刊》回忆起与吴老朝夕相处的三十年：“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救治好病人，其他的事情他不管，病人是什么背景他从来不问。后来一些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我相信，一个把患者的生命看得如此珍贵的医生，他的做法是足够谨慎的。”
　　今年1月，俞卫锋教授撰写了一篇长文，回顾了在吴孟超院士门下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新民周刊》整理刊出。
　　高考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强烈推荐下，我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这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觉得能做个医生非常不错。
　　来到大学的第一场入学教育，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创造了肝脏外科界无数第一的吴孟超教授的入学讲演。听完吴老的奋斗史，年轻气盛的我热血沸腾。也就是那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跟随这位老师学本事、做大事。
　　1992年，我的硕士老师王景阳教授正式退休，当时二军大麻醉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

伴师创业

　　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外大家都尊称他为吴院士，而我们学生更愿叫他“老爷子”“吴老”或“校长”。每年报考他的学生无数，竞争不能说“激烈”，而是“惨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就关门了，可我们“老爷子”一再延长招生的年龄。我1992年考他博士时他70岁整，我当时想兴许能成为老师的关门弟子。

　　记得前几年还闹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我在外地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一位年轻学者自称是吴院士关门弟子，我作为一个比他年长近30岁的师兄问他：吴老到底什么时候关的门？他当然回答不上来。其实这应该是个连上帝都难于回答的世纪之问，因为这个门大抵是要和老师的生命之门同时关的。
　　吴老的学生当然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我是极少数“旁门左道”的学生之一。所谓的“旁门左道”就是非外科医师，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当年还很落后，自己专业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挂靠外科的名师。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拜师之路就更加的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动机不良”的学生。
　　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呢？主要是我想通过挂靠途径由“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改行成为“牛哄哄”的外科医生。

　　当我还沉醉在沾沾自喜之中，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也低估了“老爷子”的“狡猾”，最终我也没逃脱他的“如来佛掌”。因为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组建世界上第一个肝胆外科医院，新医院最缺的就是我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专业。
　　1994年的某天，我正在为博士课题埋头苦干，BP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老师呼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电过去。电话那头，老师只是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下。我当然不便刨根问底。晚上，我忐忑不安地第一次来到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吴老师的住所将军楼。
　　老师与师母一脸慈祥满面笑容，又是给我让座又是给我泡茶。我受宠若惊也是一头雾水。老师简单问了一下课题进展就很快切入正题，他让我第二天就回医院就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我根本不相信，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师和师母，脑子一片空白。
　　等我回过神来，使出浑身解数向老师推脱。可是，吴老根本不理会我的解释。就这样，31岁的我稀里糊涂提前一年博士毕业，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这个年龄也是至今为止三甲医院麻醉科主任最年轻的全国纪录。
　　当时的东方肝胆麻醉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与其说这是个新医院新成立的一个科，倒不如说是就我一个人的科。
　　我作為最年轻的科主任，返聘4位已退休的老护士，再聘请长海医院麻醉科老主任刘树孝教授做顾问，在老师吴孟超院士的呵护下，开始了我那虽谈不上波澜壮阔但也不失较为成功的25年艰苦创业。
　　25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能配合老师完成一台台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老师每一个举手投足我都能心领神会，即使在外人看来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到无缝对接。几十年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下级医生极少，我是个例外。这种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发展到最后就成了高度倚重。

痴迷一生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老到底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事例可见端倪。
　　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先每个房间巡视一遍，发一顿牢骚：怎么年轻医生比我还晚到？逮到一两个不顺眼的外科医生就好好教导一番。开完刀还喜欢“赖”在手术室不走，每个房间巡查一遍，少不了又是一顿指点江山。然后捧上早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大杯雀巢咖啡瓶装的茶水灌下，坐下来和我们一通海阔天空讲故事。

　　故事内容是几乎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牛奶的故事”这类的过往。
　　所谓“牛奶的故事”就是他年轻时在麻醉科轮转了半年，其间有一次他做完麻醉后出去喝了一杯牛奶，回到手术房间发现病人心脏已停跳，虽经紧急抢救脱险，但病人预后不好。这次“擅离职守”令他教训深刻，以此教育年轻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责任心有多么重要。
　　这个故事我听了不下百次，也和我的学生复述不下百次。
　　他把手术室亲切地称为“开刀房”，把麻醉科称为“麻醉房”。他习惯在开刀房洗澡和方便，即使他办公室在二楼，也要去三楼的麻醉房和开刀房的厕所方便。为此我们开刀房为他专门设置了老年人洗澡方便的安全设施，他见到这些虽然非常简陋但不失温馨的设施也是由衷地高兴。
　　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一个战士最高的荣耀就是战死在疆场，他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倒在手术台旁。关于他的这个想法，很多人颇有微词，认为有点不顾病人的安危。其实我个人的理解，这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坚守，表明他恪尽职守献身医学的决心。

慈父失声

　　还有一个吴老比较著名的故事，他的二女儿因肠癌肝转移入院。很多人劝吴老请其他人完成手术，可吴老坚持要亲自上台。90多岁的老外科医生要给60多岁的女儿手术，这是何等煎熬的场面，要有何等坚强的心脏啊！
　　当天，我们早早在手术室做术前准备等待他们父女的出现。他选择了杨甲梅、沈锋、杨家和教授做他的助手，我来主麻。
　　一切就像平时普通手术一样那么按部就班，所不同的就是不像平时手术那样轻松。整个过程出奇地静，寂静得就像走进了一个无声的世界。

　　平时吴老手术时总要免不了对下级医生指导或训斥，有时还“爱管闲事”地干涉一下麻醉或护理的事。那天我记得从头至尾他没发过声音，只是紧锁双眉，高度专注。
　　打开腹腔后发现病情其实比预想的还严重，特别是肝脏的转移灶多得几乎数不清。作为一个经历无数大小手术的医生，处理很多复杂病情都得心应手，可面对自己女儿的严重病情那么无奈。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心情相当沉重，很想安慰这个悲伤的老父亲，但确实找不出合适的言语。只能和他一起默默分担并尽一切可能把手头工作做得完美。
　　他虽然长期专做肝胆手术，已多年不做肠道手术了，可他还坚持亲自为女儿切除肠道肿瘤，还不用现代常用的吻合器进行缝合，而采取最经典的传统手工缝合方式一针一线层层缝合。他是那么相信他双手的过硬技术，他要亲自用自己的双手缝合他女儿身体上的伤口，以抚平他自己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
　　面对肝脏上众多的转移灶，大的一个个切除，小的用微波针一个个烧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能彻底根除，即使可见到的瘤子全部处理掉，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肿瘤细胞未来还会生出瘤子。但这位执着的老父亲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瘤子加以处理，生怕留下一个种子放跑一个敌人。
　　经过了几个小时生理心理的双重挤压，看着老师略显佝偻的背影和踉跄的步伐渐渐向外走去，我们都非常伤感和心痛，那一瞬老师仿佛又苍老了许多。
　　當他走到手术室门口，轻轻地回过头来，轻声地说了一句：“晚上我携家人请手术组吃饭。”大家都劝吴老今天还是好好休息，改天再说。但他执意坚持，我们也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晚上他家里能来的都来了，加上我们手术组六人，满满一桌。我挑了离老师最远的一个位置坐下。可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刚坐定，他老人家拎了个酒壶绕了一大圈走到我面前给我敬酒，而且一下连喝三杯高度白酒。他说，作为病人家属和主刀大夫，感谢我出色的麻醉管理。这是多么高的礼遇，我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哪有老师给学生敬酒，哪有德高望重的长者给后生敬酒的道理。
　　那个场景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眼眶湿润。那晚，他给我们上了一场非常深刻生动的人文教育课，让我体会如何为人父如何为人师。正如他常教育我们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师恩永存

　　从1992年至2017年在老师身边工作整整25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5年。虽然我不是在吴老身边坚守最长的学生，但绝对是最忠诚的学生之一。直至2014年底我51岁，我决定抓住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闯荡拼搏的机会，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担任该院历史上第五任麻醉科主任。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成立很晚，可谓是“迷你”科室，但是我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大，无论发表的论文还是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均排在全国前列，当年的科室在复旦学科排名第12位。
　　我一直渴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现我的毕生所学。25年中这样的机会不少，但就是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放不下，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年过50后看到能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虽然有了要离开的想法，并自认为考虑成熟了，但最终还得过老师这一关。
　　我怯生生地找到老师和盘托出我的想法，老师顿时拉长了脸，生气地说：“为什么要走？我对你不好吗？”对这样的结果我事先早有预料，如果他爽快地马上同意我走才觉得意外或失落呢。于是，我提出去仁济医院兼职麻醉科主任的方案，此时，正好肝胆医院新建规模很大的安亭新院区，并探索大专科小综合的新路子，这一方案正好说到老师心坎上了。 　　三年时间转眼即逝，兼职的最后期限很快到了。此时老师已95岁高龄，不再像以前那么多进手术室开刀，对我的依赖性大大下降。我兑现了当年对老师的郑重承诺：陪伴他开刀直到他不开为止，这样才使我那不安的心找到踏实的安放之处。离开老师虽然不舍和痛苦，但不至于愧疚，更不是背叛。
　　说实话，离别还是很忧伤的，师生情谊就像两个人相爱是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幸福的笑声，分开的时候就有多少泪水，唯有在广阔天地里创造出辉煌的成绩，才能真正回馈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大度理解！

吴孟超生平

　　吴孟超同志1922年8月出生，福建闽清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6年3月入党，1956年6月入伍，1987年2月评任教授、主任医师，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曾任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先后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国际外科学会、肝胆胰协会会员，军队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12月退休。
　　吴孟超同志是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国际肝胆外科的著名专家，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是全国重大先进典型、模范医学专家。
　　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4年获国际肝胆胰协会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名先进人物，201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2011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2016年评选为全国“十大最美医生”，其先进事迹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吴孟超主要贡献

　　吴孟超院士创造了多个医学界第一。
　　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专著。
　　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
　　提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理论。
　　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术。
　　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
　　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肝膽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
　　推动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他留下一串让人难以超越的数字：主刀16000多例手术，救治20000多名患者，97岁还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的手术。
　　他还留下视患者如亲人的医者高尚品德：如果得知患者经济困难，他想尽办法帮患者能省就省;面对患者的痛苦，他会握住病人双手安慰。
　　吴孟超院士用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大医精神。

吴孟超生平重要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