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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中阶级意识呈螺旋式上升,在小说《柏油娃》中较前几部产生了质的变化。本文从主题、人物塑造与黑人斗争性质等层面进行了论证,并对小说中代表不同阶层的主要角色进行了分析,以反映莫里森高度自觉的阶级意识。
关键词: 小说《柏油娃》 阶级意识 阶级冲突 黑人性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在思想内容和叙述手法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向新的高度。其中《最蓝的眼睛》主要涉及压迫非裔黑人的种族主义。在《秀拉》中探讨并在《所罗门之歌》中得到解决的两性斗争在《柏油娃》中并没被莫里森投注很多关注,此时她已足够成熟到能理解非裔黑人深受压迫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制度和它的海外扩张主义——帝国主义。所以,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尽管同样具有压迫性质,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就不会自然消亡。在《柏油娃》里,莫里森的阶级意识得到更高的升华,她已能探索阶级间、种族间和两性间的因果关系。正如结构主义发生学的倡导者吕系安·戈尔德曼在其代表作《隐藏的上帝》中所说,凡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品都是世界观的表现。世界观是集体意识现象,而集体意识在思想家或诗人的意识在概念上最清晰的高度。作为黑人女作家,莫里森不断将自己的阶级意识与种族意识融入到作品创作中。[1]
莫里森的阶级意识发展到她的第四部小说《柏油娃》里,其主题、人物塑造与黑人斗争的性质较前几部创造了质的变化。主题上,作者第一次选择美国境外的多美尼格和周边小岛作背景。在《柏油娃》里,地点对理解小说的两难境地、故事结局,以及作者自身的意识来说很重要,她认为:“所有的非洲后裔,无论他生活在北美、南美、加勒比岛或任何其它地方,都是非洲人,都拥有同一个压迫者,进行同一场的斗争,需要同一个出路。”[3]黑人的全球弱势地位使种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往往交融重叠,难辨彼此。
主题上第二个质的飞跃体现在莫里森使用欧裔美国人作为主要角色,而在她的前几部小说里,他们只是作为配角,或只是偶尔被提及、嘲笑、忽视的隐身敌人。在《柏油娃》里,他们跃入显眼位置归因于莫里森阶级意识的提高,因为她现在已明白这些欧裔美国人在黑人压迫里是扮演统治阶级这样一个既不能被忽视,又不能被最小化的辩证角色。更突出的是,她不是从底层或普通中产阶级中选择白人,而是从统治阶级中选取。在她眼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回事,由于瓦莱里安·斯特里特的糖果厂使用加勒比岛的糖和可可,他的财富是建立在廉价加勒比海劳力的基础上。另外,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加勒比島的制糖业采用比美国本土更惨无人道的奴隶用工制度。成品糖被出口到美国,制成威士忌,威士忌又被贩卖到非洲以换取黑奴,这就是所谓的“铁三角”奴隶贸易[4]。这样一个角色的塑造本身就预示着作品中阶级斗争的具体指向。
在人物塑造方面,《柏油娃》也反映了莫里森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瓦莱里安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象征。他一方面通过剥削黑人大众的劳力,窃取他们的土地发家致富,却只因偷了几个苹果轻而易举解雇给他生产糖和可可、让他舒舒服服赚大钱的工人,另一方面他又给雅丹提供助学资助,体现了资本家的两面性。他成年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对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浑然不觉或是不以为意,对自己妻子从肉体上到精神上虐待他儿子的事毫无觉识,对仆人的感情毫不同情,在莫里森和她的读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对非洲人民的困境毫不触动,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建的温室里——一个“鲜花永驻的地方”[5]。瓦莱里安温室象征着冷漠无情,只有人工繁荣,缺乏生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瓦莱里安则代表着寄生生活的资产阶级,他的欲望是控制生活,用剥削来的钱来维持和他人的关系。“任何一套关于人类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的理论,势必要论及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2]。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例子,她是被瓦莱里安改造最多、伤害最深的人。作为富裕白人的妻子,她比黑奴西德尼和奥丁有更多的权力。然而阶级和种族赋予她的权力优势被性别劣势削弱,她的丈夫看管她的言行,禁止她和奥丁关系密切。由于只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且出身工人阶级,她经常受到瓦莱里安的嘲弄。她不满被根据生育能力来衡量自身价值,虽然跻身新上层阶级(实际上是作为瓦莱里安的妻子而不是作为她自己),她却感到被这种身份孤立,于是把她基于阶级和性别之上的无力感迁怒于唯一比她更弱小的对象——她的孩子身上。从本质上讲,她仍是阶级矛盾的受害者。
美国的统治阶级大多都是欧洲后裔,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也有一些其他人(包括黑人)非常渴望跻身此阶级,于是他们模仿同样的行为方式、衣着方式,使用同样的语言。介于两个世界间。雅丹、西德尼和奥丁就是这个阶级的代表。而其中最复杂的人物当属雅丹,一个浅肤色的欧洲非裔。她本人就是一个柏油娃,既是商业化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又是白人化黑人的代表,同时还是统治阶级的广告代言人,行为、思想代表了哺育她的白人文化。美国非裔的精神异常体现于背弃自我、兄弟、姐妹而加入压迫者,成为“假扮黑脸黑人的白脸黑人”[6]。雅丹在种族上既不是非洲人又不是欧洲人,肤色上既不是白人又不是黑人,阶级上既不是统治阶级又不是被统治阶级,这种身份上的尴尬与边缘性使黑人自身解放的阶级抗争变得更加艰难。森的形象寄托了莫里森对非洲传统和被压迫阶级的热爱。正如她本人名字的一部分,森的命名也强调了他崇尚自然的方面:“森·格林”。森对一切生物有着真诚的热爱,特别是非洲黑人、非洲穷苦百姓更甚。尽管森自己没有被直接剥削,但他把自己看作被剥削阶级的一个部分。这种民族与阶级的休戚与共正是莫里森心中处于被压迫阶级的黑人的出路,而森毫不含糊的种族与阶级意识使他明白非裔黑人的主要敌人、非裔人民困苦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事实上,小说的开头就预示着是森而不是雅丹引导黑人的命运斗争。然而雅丹四周遍布意识形态上的援军,她被斯特里特一家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与行为方式所包围,而森则身处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独自艰难地引领雅丹走向更高的层次。最后,森并没能改变雅丹的意识,尽管他有善良的意图。这也是莫里森对黑人前途的忧思:是固守传统,还是接受资产阶级在各种形式上的压迫、同化、操纵?
另外,黑人斗争的性质也反映了本小说阶级性质的飞跃。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苦苦挣扎欲得到种族上的社会认可;在《秀拉》中,秀拉与非洲女性的传统角色抗争;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在种族和阶级抗争中独自探索,其实反映了莫里森其时模糊的阶级意识。而在《柏油娃》里,莫里森安排男女两位主人公为了结为一体必须共同来抗争他们的压迫阶级的利益。从象征角度看,他们反映了黑人群体中存在的分裂倾向,以及黑人必须解决的阶级冲突,以形成有效的联合力量来抵抗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莫里森在《柏油娃》里提出了所有黑人必须自问的问题:我与我的压迫者一致还是与我的人民一致?如果黑人拒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它可取的方式是什么?黑人能不能通过回到贸易或殖民时期前来否定历史?能不能再两个利益完全相反的阵营存在“人民的资本主义”与“阶级和谐”?[7]换句话说,雅丹和森能和谐共处吗?柏油娃的结局回答了上述所有问题,反映了莫里森自己的明确理解:矛盾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小说的结局实际上也寄托了莫里森对黑人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主人公们的命运不一:“瓦莱里安坐在温室里,实际上已不再活动;玛格丽特在折衣服,雅丹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而森在朝着骑士岛的荆棘地奔去,既不朝左,又不朝右看,快速地,快速地。”[8]这种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寓示了多种可能性。令人深思的是,在与白人统治阶级的对抗中,黑人同白人、黑人间的阶级冲突相比,最终反而是黑人内部的阶级冲突削弱了黑人的斗争力量。雅丹与森各有各的人生去向:雅丹选择了继续在商业社会中做她的小资产阶级,留下森独自奔走在漫长、艰难的,解放非裔黑人的斗争之路上。
参考文献: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0.
[2]张首映.批评的作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4.
[3]Kwame Nkrumah.Class struggle in Africa[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1970:87.
[4]Doreatha Drummond Mbalia.Toni Morrison’s Developing Class Consciousness[M].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1991:102.
[5]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53.
[6]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48.
[7]Linda Peach.Toni Morrison[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90.
[8]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105.
关键词: 小说《柏油娃》 阶级意识 阶级冲突 黑人性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在思想内容和叙述手法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向新的高度。其中《最蓝的眼睛》主要涉及压迫非裔黑人的种族主义。在《秀拉》中探讨并在《所罗门之歌》中得到解决的两性斗争在《柏油娃》中并没被莫里森投注很多关注,此时她已足够成熟到能理解非裔黑人深受压迫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制度和它的海外扩张主义——帝国主义。所以,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尽管同样具有压迫性质,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就不会自然消亡。在《柏油娃》里,莫里森的阶级意识得到更高的升华,她已能探索阶级间、种族间和两性间的因果关系。正如结构主义发生学的倡导者吕系安·戈尔德曼在其代表作《隐藏的上帝》中所说,凡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品都是世界观的表现。世界观是集体意识现象,而集体意识在思想家或诗人的意识在概念上最清晰的高度。作为黑人女作家,莫里森不断将自己的阶级意识与种族意识融入到作品创作中。[1]
莫里森的阶级意识发展到她的第四部小说《柏油娃》里,其主题、人物塑造与黑人斗争的性质较前几部创造了质的变化。主题上,作者第一次选择美国境外的多美尼格和周边小岛作背景。在《柏油娃》里,地点对理解小说的两难境地、故事结局,以及作者自身的意识来说很重要,她认为:“所有的非洲后裔,无论他生活在北美、南美、加勒比岛或任何其它地方,都是非洲人,都拥有同一个压迫者,进行同一场的斗争,需要同一个出路。”[3]黑人的全球弱势地位使种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往往交融重叠,难辨彼此。
主题上第二个质的飞跃体现在莫里森使用欧裔美国人作为主要角色,而在她的前几部小说里,他们只是作为配角,或只是偶尔被提及、嘲笑、忽视的隐身敌人。在《柏油娃》里,他们跃入显眼位置归因于莫里森阶级意识的提高,因为她现在已明白这些欧裔美国人在黑人压迫里是扮演统治阶级这样一个既不能被忽视,又不能被最小化的辩证角色。更突出的是,她不是从底层或普通中产阶级中选择白人,而是从统治阶级中选取。在她眼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回事,由于瓦莱里安·斯特里特的糖果厂使用加勒比岛的糖和可可,他的财富是建立在廉价加勒比海劳力的基础上。另外,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加勒比島的制糖业采用比美国本土更惨无人道的奴隶用工制度。成品糖被出口到美国,制成威士忌,威士忌又被贩卖到非洲以换取黑奴,这就是所谓的“铁三角”奴隶贸易[4]。这样一个角色的塑造本身就预示着作品中阶级斗争的具体指向。
在人物塑造方面,《柏油娃》也反映了莫里森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瓦莱里安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象征。他一方面通过剥削黑人大众的劳力,窃取他们的土地发家致富,却只因偷了几个苹果轻而易举解雇给他生产糖和可可、让他舒舒服服赚大钱的工人,另一方面他又给雅丹提供助学资助,体现了资本家的两面性。他成年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对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浑然不觉或是不以为意,对自己妻子从肉体上到精神上虐待他儿子的事毫无觉识,对仆人的感情毫不同情,在莫里森和她的读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对非洲人民的困境毫不触动,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建的温室里——一个“鲜花永驻的地方”[5]。瓦莱里安温室象征着冷漠无情,只有人工繁荣,缺乏生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瓦莱里安则代表着寄生生活的资产阶级,他的欲望是控制生活,用剥削来的钱来维持和他人的关系。“任何一套关于人类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的理论,势必要论及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2]。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例子,她是被瓦莱里安改造最多、伤害最深的人。作为富裕白人的妻子,她比黑奴西德尼和奥丁有更多的权力。然而阶级和种族赋予她的权力优势被性别劣势削弱,她的丈夫看管她的言行,禁止她和奥丁关系密切。由于只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且出身工人阶级,她经常受到瓦莱里安的嘲弄。她不满被根据生育能力来衡量自身价值,虽然跻身新上层阶级(实际上是作为瓦莱里安的妻子而不是作为她自己),她却感到被这种身份孤立,于是把她基于阶级和性别之上的无力感迁怒于唯一比她更弱小的对象——她的孩子身上。从本质上讲,她仍是阶级矛盾的受害者。
美国的统治阶级大多都是欧洲后裔,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也有一些其他人(包括黑人)非常渴望跻身此阶级,于是他们模仿同样的行为方式、衣着方式,使用同样的语言。介于两个世界间。雅丹、西德尼和奥丁就是这个阶级的代表。而其中最复杂的人物当属雅丹,一个浅肤色的欧洲非裔。她本人就是一个柏油娃,既是商业化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又是白人化黑人的代表,同时还是统治阶级的广告代言人,行为、思想代表了哺育她的白人文化。美国非裔的精神异常体现于背弃自我、兄弟、姐妹而加入压迫者,成为“假扮黑脸黑人的白脸黑人”[6]。雅丹在种族上既不是非洲人又不是欧洲人,肤色上既不是白人又不是黑人,阶级上既不是统治阶级又不是被统治阶级,这种身份上的尴尬与边缘性使黑人自身解放的阶级抗争变得更加艰难。森的形象寄托了莫里森对非洲传统和被压迫阶级的热爱。正如她本人名字的一部分,森的命名也强调了他崇尚自然的方面:“森·格林”。森对一切生物有着真诚的热爱,特别是非洲黑人、非洲穷苦百姓更甚。尽管森自己没有被直接剥削,但他把自己看作被剥削阶级的一个部分。这种民族与阶级的休戚与共正是莫里森心中处于被压迫阶级的黑人的出路,而森毫不含糊的种族与阶级意识使他明白非裔黑人的主要敌人、非裔人民困苦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事实上,小说的开头就预示着是森而不是雅丹引导黑人的命运斗争。然而雅丹四周遍布意识形态上的援军,她被斯特里特一家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与行为方式所包围,而森则身处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独自艰难地引领雅丹走向更高的层次。最后,森并没能改变雅丹的意识,尽管他有善良的意图。这也是莫里森对黑人前途的忧思:是固守传统,还是接受资产阶级在各种形式上的压迫、同化、操纵?
另外,黑人斗争的性质也反映了本小说阶级性质的飞跃。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苦苦挣扎欲得到种族上的社会认可;在《秀拉》中,秀拉与非洲女性的传统角色抗争;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在种族和阶级抗争中独自探索,其实反映了莫里森其时模糊的阶级意识。而在《柏油娃》里,莫里森安排男女两位主人公为了结为一体必须共同来抗争他们的压迫阶级的利益。从象征角度看,他们反映了黑人群体中存在的分裂倾向,以及黑人必须解决的阶级冲突,以形成有效的联合力量来抵抗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莫里森在《柏油娃》里提出了所有黑人必须自问的问题:我与我的压迫者一致还是与我的人民一致?如果黑人拒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它可取的方式是什么?黑人能不能通过回到贸易或殖民时期前来否定历史?能不能再两个利益完全相反的阵营存在“人民的资本主义”与“阶级和谐”?[7]换句话说,雅丹和森能和谐共处吗?柏油娃的结局回答了上述所有问题,反映了莫里森自己的明确理解:矛盾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小说的结局实际上也寄托了莫里森对黑人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主人公们的命运不一:“瓦莱里安坐在温室里,实际上已不再活动;玛格丽特在折衣服,雅丹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而森在朝着骑士岛的荆棘地奔去,既不朝左,又不朝右看,快速地,快速地。”[8]这种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寓示了多种可能性。令人深思的是,在与白人统治阶级的对抗中,黑人同白人、黑人间的阶级冲突相比,最终反而是黑人内部的阶级冲突削弱了黑人的斗争力量。雅丹与森各有各的人生去向:雅丹选择了继续在商业社会中做她的小资产阶级,留下森独自奔走在漫长、艰难的,解放非裔黑人的斗争之路上。
参考文献: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0.
[2]张首映.批评的作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4.
[3]Kwame Nkrumah.Class struggle in Africa[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1970:87.
[4]Doreatha Drummond Mbalia.Toni Morrison’s Developing Class Consciousness[M].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1991:102.
[5]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53.
[6]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48.
[7]Linda Peach.Toni Morrison[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90.
[8]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