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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一种语言的修辞方式都取决于其语音系统、词汇形态、语法结构的特性，而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反映在修辞中。同样，汉语和汉语修辞手段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汉语修辞中也体现着汉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本文从汉语独特的字形结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出发，考察了汉语修辞的特点，探究了仿拟造词、谐音双关、词类活用等修辞方式所折射出的汉民族文化特征。
关键词：汉语 文化 修辞
语言表达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除了上下文和言语背景以外，民族文化也是作用于修辞的一个重要语境，汉语言文化与汉语修辞之间互相依赖、互为因果。
一、汉语言因素对修辞手段的决定作用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语言修辞方式的形成也建立在语言的特点之上。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都影响着修辞方式。
（一）汉字起源于图画，是表意文字，至今仍保留着象形的痕迹。利用表意这一特点进行修辞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1.单字表意
（1）一种销魂夺魄、浓浓密密、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绘成为：“做一个吕字”。（周立波《山乡巨变》）
“吕”字形容接吻时双方两嘴相接的样子，非常形象贴切。认识汉字的人，熟悉其结构，就会在头脑中形成形象，体会其中的韵味。这种用单字构造表意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工”字楼、“之”字路等，分别用“八”“工”“之”表意，体现出汉字由笔画构成的特点。
2.化形拆字的辞格也是由“汉字由偏旁构成”这一特点决定的。
（2）张俊民道：“胡子老倌，这事在你做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儒林外史》）
“言身寸”合在一起拼成“谢”字，“十八子”合起来拼成“李”字，这种曲折的会意方法别具一格，为汉字所独有。
3.为了表达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连用三个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字，通过“形旁”表意，往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看到“形旁”会使人们对其所表现的意义产生形象上的联想。
（3）松柏森森气更豪，东风长在朔风逃。（郭沫若《东风吟》）
一句诗中有众多的“木”字，构成一种肃飒、冷峻的气象，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二）从语音、词汇的特点看修辞方法
汉语中的词由语素构成，语素有一定意义，是最小的构词单位，有相当的灵活性。语素超出常规的搭配，使词汇运用富有变化，达到特定的修辞效果。
（4）周天风云浪翻飞，恩光冲天电波随，来自五渊悲痛语，同汇四海波涛泪。志壮气烈西安急，名清高贵红岩威。千年俊杰化英灵，古今中外汉青碑。
这是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时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每句诗开头第一个字在本句中都有固定意义，但合在一起成为“周恩来同志名千古”，这种“镶字”的辞格，既天衣无缝，又平中出奇，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悼念，这种效果主要是靠汉字的特点达到的。
（5）不懂得路就问路，不认得事物就请教。谦而不虚，采用老实的办法，狂而不妄，采取认真的态度。（徐迟《向着二十一世纪》）
“谦虚、狂妄”本身是双音节词，不能分开使用，但构成双音节的语素有其独立的意义。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灵活多样地拆开，中间嵌入他词，这种巧妙的析词法，富有变化又颇有情趣，实际上也是靠汉语词汇的特点达到的修辞效果。
（三）转品、顶真、回环、叠字等修辞方法是由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的特点决定的。
“转品”是在说话或写作时有意转化词性，或词性不变而转化用法，或转化用词场合的一种辞格。如“我这连长大小也是民主出来的”，“民主”本为名词临时用作动词，词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意义却更加丰富。
用前文的末尾作下文的开头，首尾相连两次以上，使邻接的语句上传下接，首尾蝉连，这种修辞手段叫“顶真”。如“村子靠着山，山脚下有个大龙潭，龙潭的水流到村前成了小溪，溪水碧清碧清”。文中“山、潭、溪”几个词连续使用，作不同的句子成分，但形式上没有改变，看来别致，读来上口。
“回环”是指用上句的末尾作下句的开头，用下句的末尾作上句的开头，两个句子或词组，后者是前者的倒文。苏州网师园有一副对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这副对联融对偶、回环、叠字多种辞格为一体，勾画出一副迷蒙、飘渺、变幻不定的四季风景图，渲染了苏州网师园花开花落、燕来燕归、雨雪更替的天然景致，其表达效果为表意文字所独有。
（四）词类活用得益于汉语是非形态变化语言，其灵活和生动的表现力成为修辞中的亮点。
词类活用现象自古有之，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到鲁迅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表明了强大的历史传承。在各种词类的活用中，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现象日渐繁盛。如：
（6）窗子半启者，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怪诗意地默默赏看雨景。（张秀亚《风雨中》）
（7）除了拍戏外，尤勇最喜欢的就是去梦舟俱乐部打球，篮球、网球、保龄球都很专业。（《大众电视》1997年4月）
例（7）中的“很专业“是说打球人水平很高，具有专业水准。“专业”一词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性，表达了作者微妙、丰富的主观感受。类似的名词活用还有“很文学”“很青春”“特学问”等，都已成为普遍用法。
词类活用主要是因为汉语的非形态性，词类和功能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词类活用后，超常搭配和变异句式更简洁更方便，产生了特殊的表达效果。如“科员了一辈子”可以说成“当科员当了一辈子”，二者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但前者省略了某些成分，只保留了关键词语，句式更凝练，视觉效果更突出，给读者以更多的语义联想和想象空间，修辞效果新奇。当然，当代汉语词类活用的兴盛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文学风格日趋多样化，电影、电视、歌曲等艺术的繁荣也吸引着人们在使用词语时不断再造和创新。
二、汉语修辞手段中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影响着语言的各个方面，社会文化因素在修辞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调音、选词、择句、用格，都烙印着民族文化的痕迹。
（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继承下来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特征可以从修辞中看出其沉淀与印记。
1.汉语在浩瀚的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警句、掌故，记录了作家、哲人的名言妙语。恰当地撷取其中的瑰宝加以引用，便能使文章增色，讲话生辉。引用的方法有明引、暗引两种形式。
（8）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朱自清《荷塘月色》）
文中古曲的引用表明了出处，这是明引的方法。
（9）写作过程常常引导着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
这一段话暗引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诗句，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
2.仿拟也是体现文化积淀的修辞方式。
（10）宴会务求豪华，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心知盘中餐，粒粒皆国库”。
有古典文学功底的人都知道这是仿古诗而成的句子，嘲弄、批判了对国家财产挥霍和浪费现象。仿拟是对古典文化加以创造使用，从而达到一种诙谐生动的效果的修辞方式。
3.礼貌用语中的谦辞、敬辞很多是从古代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多出现在书面语中。知识分子口语中也不乏其踪迹。“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这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敬辞。这样的敬辞现代汉语中还有很多，如“陛下、大驾、在下”等，仍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价值。
（二）社会文化的时代性即历史背景也常反映在新词语和修辞之中。如“文攻、武卫”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了解文革的人就不难理解。
“一国两制”“房改”等词跟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金融风暴”“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则说明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新词语层出不穷，“粉丝”“小资”“波波头”“宅女”“拉风”“换客”“啃老”等词语像流星一样地爆发和消逝，更新换代的频繁和迅速令人咋舌，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
时代性还反映在修辞格中。谐音双关是最常见的修辞方式，因其诙谐幽默的效果，广受众人喜爱。“气管炎”取“妻管严”之意，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词语，颇具时代色彩。当一个人说：“老李得了气管炎，是个床头柜（床头跪）”时，就使人联想到老李对妻子言听计从，“每月工资上交”，“活动如实汇报”等行为，风趣地讽刺和挖苦老李惧内，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进入21世纪，大量的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被称为“海龟”，也是利用了“海归”的谐音。虽然电视广告中的谐音用法“志在必得”（痔在必得）、“随心所欲”（随心所浴）等一度泛滥，引起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呼吁，但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中国人对谐音修辞的偏爱。
仿拟造词也集中体现了语言的时代变迁。王希杰在《修辞学导论》中指出：“在各种修辞格中，仿拟是使用最广泛最方便的、最容易被接受、最受欢迎的创造新词语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新词语大量使用了仿拟手法，如“电脑盲、法律盲、股票盲”，“大款、小款”，“交际花、交际草”等。而网络的普及和推广，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更使词汇中仿拟造词的现象达到了顶峰。如：黑客、闪客，菜鸟、大鸟，上线、下线、在线、掉线，发帖、跟帖、回帖、转贴等，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体现了当今时代新旧事物更迭的迅速。
（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文化心理在修辞中也有较多的体现。
《庄子·渔父》说：“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亲，不仁也。”套语的大量使用源于古代礼节，如“慢走、留步、见笑、赏脸”等词语直到今天仍被大量使用。讳辞的使用与人们普遍厌烦不吉祥的心理有关。在汉语中“胖”可以说成“富态”，“死”往往用“长眠”“百年之后”来谐称，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
建立在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之上的语言在运用上表现出巨大差异，这在中外文化对比中特别明显。如《阿Q正传》中，阿Q被人打了，便说“儿子打老子”，称他人为“子”，是占便宜，但在英文中，称他人为儿子却有喜爱之意。“狗”在汉语中是带有鄙视色彩的贬义词，但在英文中，“狗”常常以人的好伴侣的形象出现，不含低贱之意。可见，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民族中含义迥然不同。
“生”在很多民族中都是好事，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但在汉语中，妇女怀孕、生孩子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要用委婉语。究其原因，也跟传统习俗、民族文化有关。女性怀孕固然是爱情的结晶，但也是两性结合的产物，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性”是隐私，不能随便谈论，跟“性”有关的事物也要用委婉、隐晦的说法。因此“怀孕”不好直接说明，而要用“有喜”“有了”“身子不方便”等说法，“生孩子”就用“坐月子”“抱上娃娃了”来代替。委婉修辞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如汉代学者刘向所说：“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说苑·善说》）。
总之，汉语文化因素和修辞手段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汉语文化因素影响修辞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汉语修辞方法的独特性也印证了汉语言文化因素的显著特点，它们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汉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4.
[3]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4]王仁才.论英语委婉修辞在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中的映射[J].湖南
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杨莉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250014）
关键词：汉语 文化 修辞
语言表达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除了上下文和言语背景以外，民族文化也是作用于修辞的一个重要语境，汉语言文化与汉语修辞之间互相依赖、互为因果。
一、汉语言因素对修辞手段的决定作用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语言修辞方式的形成也建立在语言的特点之上。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都影响着修辞方式。
（一）汉字起源于图画，是表意文字，至今仍保留着象形的痕迹。利用表意这一特点进行修辞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1.单字表意
（1）一种销魂夺魄、浓浓密密、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绘成为：“做一个吕字”。（周立波《山乡巨变》）
“吕”字形容接吻时双方两嘴相接的样子，非常形象贴切。认识汉字的人，熟悉其结构，就会在头脑中形成形象，体会其中的韵味。这种用单字构造表意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工”字楼、“之”字路等，分别用“八”“工”“之”表意，体现出汉字由笔画构成的特点。
2.化形拆字的辞格也是由“汉字由偏旁构成”这一特点决定的。
（2）张俊民道：“胡子老倌，这事在你做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儒林外史》）
“言身寸”合在一起拼成“谢”字，“十八子”合起来拼成“李”字，这种曲折的会意方法别具一格，为汉字所独有。
3.为了表达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连用三个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字，通过“形旁”表意，往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看到“形旁”会使人们对其所表现的意义产生形象上的联想。
（3）松柏森森气更豪，东风长在朔风逃。（郭沫若《东风吟》）
一句诗中有众多的“木”字，构成一种肃飒、冷峻的气象，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二）从语音、词汇的特点看修辞方法
汉语中的词由语素构成，语素有一定意义，是最小的构词单位，有相当的灵活性。语素超出常规的搭配，使词汇运用富有变化，达到特定的修辞效果。
（4）周天风云浪翻飞，恩光冲天电波随，来自五渊悲痛语，同汇四海波涛泪。志壮气烈西安急，名清高贵红岩威。千年俊杰化英灵，古今中外汉青碑。
这是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时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每句诗开头第一个字在本句中都有固定意义，但合在一起成为“周恩来同志名千古”，这种“镶字”的辞格，既天衣无缝，又平中出奇，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悼念，这种效果主要是靠汉字的特点达到的。
（5）不懂得路就问路，不认得事物就请教。谦而不虚，采用老实的办法，狂而不妄，采取认真的态度。（徐迟《向着二十一世纪》）
“谦虚、狂妄”本身是双音节词，不能分开使用，但构成双音节的语素有其独立的意义。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灵活多样地拆开，中间嵌入他词，这种巧妙的析词法，富有变化又颇有情趣，实际上也是靠汉语词汇的特点达到的修辞效果。
（三）转品、顶真、回环、叠字等修辞方法是由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的特点决定的。
“转品”是在说话或写作时有意转化词性，或词性不变而转化用法，或转化用词场合的一种辞格。如“我这连长大小也是民主出来的”，“民主”本为名词临时用作动词，词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意义却更加丰富。
用前文的末尾作下文的开头，首尾相连两次以上，使邻接的语句上传下接，首尾蝉连，这种修辞手段叫“顶真”。如“村子靠着山，山脚下有个大龙潭，龙潭的水流到村前成了小溪，溪水碧清碧清”。文中“山、潭、溪”几个词连续使用，作不同的句子成分，但形式上没有改变，看来别致，读来上口。
“回环”是指用上句的末尾作下句的开头，用下句的末尾作上句的开头，两个句子或词组，后者是前者的倒文。苏州网师园有一副对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这副对联融对偶、回环、叠字多种辞格为一体，勾画出一副迷蒙、飘渺、变幻不定的四季风景图，渲染了苏州网师园花开花落、燕来燕归、雨雪更替的天然景致，其表达效果为表意文字所独有。
（四）词类活用得益于汉语是非形态变化语言，其灵活和生动的表现力成为修辞中的亮点。
词类活用现象自古有之，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到鲁迅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表明了强大的历史传承。在各种词类的活用中，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现象日渐繁盛。如：
（6）窗子半启者，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怪诗意地默默赏看雨景。（张秀亚《风雨中》）
（7）除了拍戏外，尤勇最喜欢的就是去梦舟俱乐部打球，篮球、网球、保龄球都很专业。（《大众电视》1997年4月）
例（7）中的“很专业“是说打球人水平很高，具有专业水准。“专业”一词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性，表达了作者微妙、丰富的主观感受。类似的名词活用还有“很文学”“很青春”“特学问”等，都已成为普遍用法。
词类活用主要是因为汉语的非形态性，词类和功能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词类活用后，超常搭配和变异句式更简洁更方便，产生了特殊的表达效果。如“科员了一辈子”可以说成“当科员当了一辈子”，二者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但前者省略了某些成分，只保留了关键词语，句式更凝练，视觉效果更突出，给读者以更多的语义联想和想象空间，修辞效果新奇。当然，当代汉语词类活用的兴盛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文学风格日趋多样化，电影、电视、歌曲等艺术的繁荣也吸引着人们在使用词语时不断再造和创新。
二、汉语修辞手段中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影响着语言的各个方面，社会文化因素在修辞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调音、选词、择句、用格，都烙印着民族文化的痕迹。
（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继承下来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特征可以从修辞中看出其沉淀与印记。
1.汉语在浩瀚的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警句、掌故，记录了作家、哲人的名言妙语。恰当地撷取其中的瑰宝加以引用，便能使文章增色，讲话生辉。引用的方法有明引、暗引两种形式。
（8）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朱自清《荷塘月色》）
文中古曲的引用表明了出处，这是明引的方法。
（9）写作过程常常引导着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
这一段话暗引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诗句，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
2.仿拟也是体现文化积淀的修辞方式。
（10）宴会务求豪华，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心知盘中餐，粒粒皆国库”。
有古典文学功底的人都知道这是仿古诗而成的句子，嘲弄、批判了对国家财产挥霍和浪费现象。仿拟是对古典文化加以创造使用，从而达到一种诙谐生动的效果的修辞方式。
3.礼貌用语中的谦辞、敬辞很多是从古代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多出现在书面语中。知识分子口语中也不乏其踪迹。“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这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敬辞。这样的敬辞现代汉语中还有很多，如“陛下、大驾、在下”等，仍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和使用价值。
（二）社会文化的时代性即历史背景也常反映在新词语和修辞之中。如“文攻、武卫”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了解文革的人就不难理解。
“一国两制”“房改”等词跟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金融风暴”“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则说明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新词语层出不穷，“粉丝”“小资”“波波头”“宅女”“拉风”“换客”“啃老”等词语像流星一样地爆发和消逝，更新换代的频繁和迅速令人咋舌，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
时代性还反映在修辞格中。谐音双关是最常见的修辞方式，因其诙谐幽默的效果，广受众人喜爱。“气管炎”取“妻管严”之意，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词语，颇具时代色彩。当一个人说：“老李得了气管炎，是个床头柜（床头跪）”时，就使人联想到老李对妻子言听计从，“每月工资上交”，“活动如实汇报”等行为，风趣地讽刺和挖苦老李惧内，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进入21世纪，大量的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被称为“海龟”，也是利用了“海归”的谐音。虽然电视广告中的谐音用法“志在必得”（痔在必得）、“随心所欲”（随心所浴）等一度泛滥，引起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呼吁，但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中国人对谐音修辞的偏爱。
仿拟造词也集中体现了语言的时代变迁。王希杰在《修辞学导论》中指出：“在各种修辞格中，仿拟是使用最广泛最方便的、最容易被接受、最受欢迎的创造新词语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新词语大量使用了仿拟手法，如“电脑盲、法律盲、股票盲”，“大款、小款”，“交际花、交际草”等。而网络的普及和推广，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更使词汇中仿拟造词的现象达到了顶峰。如：黑客、闪客，菜鸟、大鸟，上线、下线、在线、掉线，发帖、跟帖、回帖、转贴等，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体现了当今时代新旧事物更迭的迅速。
（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文化心理在修辞中也有较多的体现。
《庄子·渔父》说：“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亲，不仁也。”套语的大量使用源于古代礼节，如“慢走、留步、见笑、赏脸”等词语直到今天仍被大量使用。讳辞的使用与人们普遍厌烦不吉祥的心理有关。在汉语中“胖”可以说成“富态”，“死”往往用“长眠”“百年之后”来谐称，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
建立在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之上的语言在运用上表现出巨大差异，这在中外文化对比中特别明显。如《阿Q正传》中，阿Q被人打了，便说“儿子打老子”，称他人为“子”，是占便宜，但在英文中，称他人为儿子却有喜爱之意。“狗”在汉语中是带有鄙视色彩的贬义词，但在英文中，“狗”常常以人的好伴侣的形象出现，不含低贱之意。可见，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民族中含义迥然不同。
“生”在很多民族中都是好事，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但在汉语中，妇女怀孕、生孩子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要用委婉语。究其原因，也跟传统习俗、民族文化有关。女性怀孕固然是爱情的结晶，但也是两性结合的产物，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性”是隐私，不能随便谈论，跟“性”有关的事物也要用委婉、隐晦的说法。因此“怀孕”不好直接说明，而要用“有喜”“有了”“身子不方便”等说法，“生孩子”就用“坐月子”“抱上娃娃了”来代替。委婉修辞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如汉代学者刘向所说：“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说苑·善说》）。
总之，汉语文化因素和修辞手段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汉语文化因素影响修辞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汉语修辞方法的独特性也印证了汉语言文化因素的显著特点，它们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别具特色的汉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4.
[3]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4]王仁才.论英语委婉修辞在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中的映射[J].湖南
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杨莉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