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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盐之路地势险峻，许多路段坡连坡，弯连弯，穿行于千峰万壑之间，运盐者常常结队行走，一是防强盗抢劫，一是防毒蛇猛兽伤人。
盐路上的背盐人被称为“盐背子”或“盐脚子”，他们运盐时，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的特殊工具，由于负重量大，盐背子一天的行程很难超过30公里。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了“川盐济楚”政策的实行，也迎来了川盐历史上的两次“黄金时代”。
川滇地區的商道自古繁荣，其中以蜀身毒道、润盐古道、五尺道最为著名，这些商道自古与川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由于川滇古盐道的重点运输区域主要集中在川、滇、黔交会地区，这一地带的河流不仅水流量大，落差也很大，水流湍急，行船艰难，有的地方由于水急滩险，必须分段船运。
这些充满艰险的古盐道，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迁移和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其纵横交错，促进了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之间的联系与往来，对不同地方经济文化的交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柏木船”和“盐背子饭”记录盐夫的辛酸史
运盐之路漫长而艰险，所以川盐的运输史也是一部盐夫的辛酸史。盐夫们在长期的劳作中，“发明”出许多特殊的运盐工具，并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由于川盐外运最重要的通道是长江，所以船成为川盐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但长江在很多地段水流湍急，船只经常会发生触礁、搁浅、碰撞甚至沉船事故，所以，通过不断实践，盐夫们制造出一种名为“柏木船”的独特大船。据湖北监利县运盐老船工瞿宏志介绍，这种船的船舱位于船正中，是盐夫的起居处和储存盐的地方，船尾为行进中操作船只的舵房，船身大部分由大柏木制成，只有船底用双层紫木板制成，这种底板能有效防止撞击。
除了大江、大河依靠木船运输之外，陆路上纵横交错的石板路是川盐分布到各地的重要补充。这些道路密布于山林水涧之间，以盐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在这些路段，食盐多以人力背负送达。值得一提的是，背夫运盐不用背篓，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一样的特殊工具。他们将盐装在麻袋里，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板凳上，上面用两根主木弯成弧形支架，上端加一根横木于头顶，横木上放一木箱，用来贮存干粮。弧形支架使垒砌的货物前倾，便于爬山时节省力气，遇到下雨，头顶的横木则可当作雨伞，避免头部被淋湿，而木板凳的底座则用于歇气时支撑货物。此外，他们还会手杵一根类似拐杖的“拐爬耙”。由于负重量大，背夫们一天的行程很难超过30公里。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的“黄金时代”
在封建社会，盐业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清朝时，全国食盐实行划区分销，每一地区销售多少盐，从哪个盐场配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准僭越。不过，到了清朝末年，这一制度却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而被打破。
1853年，由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一线，导致原属行销湖广地区的淮盐无法上运，为解决湖广地区人民的“淡食”之苦，清政府实行了用川盐接济湖广地区的政策，即“川盐济楚”。
太平天国运动使川盐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黃金时代”，而川盐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则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同样源于“川盐济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淮盐产区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也被迫迁都重庆，失去了对东部富裕地区的税收控制。为了解决战时资金短缺问题，也为了克服湖广地区断缺淮盐的危机，国民政府发起了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当时，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军需民食，支持抗战。据统计，这一时期四川盐税占全国盐税的40%以上，约占国税收入的25%，可见在抗战时期，川盐对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湖广地区，川盐退回原来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两次“川盐济楚”都是当局的权宜之计，但就商品本身而言，川盐与淮盐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例如，川盐的色质优于淮盐。由于川盐的传统产制技术相当优良，卤水入锅前要净化，成盐后要洗涤，所以色泽纯白。而淮盐是海水在盐田内晒制而成，夹杂泥沙，所以色泽污黄，史书上就有“鄂省人民因川盐质美，优于淮盐，人皆喜食”的记载。另外，川盐顺长江下行，顺风顺水，相比淮盐逆水上行，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成本也相对不高。所以，如果按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川盐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但过去，由于政府的强制政策，抑制了川盐对湖广市场的行销。不过，不管销售制度和销售区域怎样变动，川盐在历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巴蜀地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盐路上的背盐人被称为“盐背子”或“盐脚子”，他们运盐时，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的特殊工具，由于负重量大，盐背子一天的行程很难超过30公里。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了“川盐济楚”政策的实行，也迎来了川盐历史上的两次“黄金时代”。
川滇地區的商道自古繁荣，其中以蜀身毒道、润盐古道、五尺道最为著名，这些商道自古与川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由于川滇古盐道的重点运输区域主要集中在川、滇、黔交会地区，这一地带的河流不仅水流量大，落差也很大，水流湍急，行船艰难，有的地方由于水急滩险，必须分段船运。
这些充满艰险的古盐道，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迁移和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其纵横交错，促进了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之间的联系与往来，对不同地方经济文化的交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柏木船”和“盐背子饭”记录盐夫的辛酸史
运盐之路漫长而艰险，所以川盐的运输史也是一部盐夫的辛酸史。盐夫们在长期的劳作中，“发明”出许多特殊的运盐工具，并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由于川盐外运最重要的通道是长江，所以船成为川盐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但长江在很多地段水流湍急，船只经常会发生触礁、搁浅、碰撞甚至沉船事故，所以，通过不断实践，盐夫们制造出一种名为“柏木船”的独特大船。据湖北监利县运盐老船工瞿宏志介绍，这种船的船舱位于船正中，是盐夫的起居处和储存盐的地方，船尾为行进中操作船只的舵房，船身大部分由大柏木制成，只有船底用双层紫木板制成，这种底板能有效防止撞击。
除了大江、大河依靠木船运输之外，陆路上纵横交错的石板路是川盐分布到各地的重要补充。这些道路密布于山林水涧之间，以盐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在这些路段，食盐多以人力背负送达。值得一提的是，背夫运盐不用背篓，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一样的特殊工具。他们将盐装在麻袋里，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板凳上，上面用两根主木弯成弧形支架，上端加一根横木于头顶，横木上放一木箱，用来贮存干粮。弧形支架使垒砌的货物前倾，便于爬山时节省力气，遇到下雨，头顶的横木则可当作雨伞，避免头部被淋湿，而木板凳的底座则用于歇气时支撑货物。此外，他们还会手杵一根类似拐杖的“拐爬耙”。由于负重量大，背夫们一天的行程很难超过30公里。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的“黄金时代”
在封建社会，盐业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清朝时，全国食盐实行划区分销，每一地区销售多少盐，从哪个盐场配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准僭越。不过，到了清朝末年，这一制度却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而被打破。
1853年，由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一线，导致原属行销湖广地区的淮盐无法上运，为解决湖广地区人民的“淡食”之苦，清政府实行了用川盐接济湖广地区的政策，即“川盐济楚”。
太平天国运动使川盐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黃金时代”，而川盐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则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同样源于“川盐济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淮盐产区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也被迫迁都重庆，失去了对东部富裕地区的税收控制。为了解决战时资金短缺问题，也为了克服湖广地区断缺淮盐的危机，国民政府发起了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当时，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军需民食，支持抗战。据统计，这一时期四川盐税占全国盐税的40%以上，约占国税收入的25%，可见在抗战时期，川盐对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湖广地区，川盐退回原来的运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两次“川盐济楚”都是当局的权宜之计，但就商品本身而言，川盐与淮盐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例如，川盐的色质优于淮盐。由于川盐的传统产制技术相当优良，卤水入锅前要净化，成盐后要洗涤，所以色泽纯白。而淮盐是海水在盐田内晒制而成，夹杂泥沙，所以色泽污黄，史书上就有“鄂省人民因川盐质美，优于淮盐，人皆喜食”的记载。另外，川盐顺长江下行，顺风顺水，相比淮盐逆水上行，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成本也相对不高。所以，如果按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川盐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但过去，由于政府的强制政策，抑制了川盐对湖广市场的行销。不过，不管销售制度和销售区域怎样变动，川盐在历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巴蜀地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