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女孩子，她们笑靥如花，默默地绽放在大山深处；她们天真烂漫，却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在本应肆意逐梦的年纪，她们却要放弃学业和理想，或者草草出嫁，或者外出打工。
　　他们是贫困山区的农家女。
　　有这样一个学校，曲曲折折地藏在北京郊区。没有华丽的校门，没有光鲜的牌匾，甚至连学费也不收；学校的一桌一椅，甚至一草一木，都来自社会各界的无偿捐助。可就是这样一所连菜都要自己种的学校，却时常能听到千金难求的精彩讲座和孩子们的朗朗笑语。
　　这就是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农家女学校。
　　这所由废弃厂房改建的学校，十余年来靠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为边远地区的农家女儿编织了无数美丽的梦想，让这些曾经黯淡的生命得以盛放在最璀璨的季节。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学校门口的立石上镌刻着作家冰心的名言。也正是这句话，指引着一批又一批热心人士，为农家女儿铺就了一条自强之路。
　　曾经在甘肃、内蒙等地考察农村妇女生活状况的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感慨：因为群体性的贫困而导致的愚昧和麻木，让处在乡村社会底层的妇女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改变农村妇女，是改变中国的第一步；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一个人，教育一个妇女，就是教育一家人或几代人！”
　　吴青和《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谢丽华不谋而合——“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从根本上帮助农家女改变命运，不如办一所教授农家女孩实用技术的学校，给她们创造一个机会，一个可以看到希望和未来的平台。通过个体命运的扭转，从而使一个家庭受益，再扩展到更大的社会范围。
　　1998年，冰心女士拿出10万元稿费作为农家女学校的启动资金，农家女学校开学了。
　　两个月一期的餐饮技能班、3个月一期的美容美发培训、6个月一期的速记、一年期的电脑培训、幼师班、月嫂班、创业班、贫困地区乡村女教师培训班……什么容易就业，什么更适合农家女，就开设什么样的培训班。
　　十年寒暑如梭，学校培养了近8000名学员，覆盖全国26个地区、21个少数民族。从这里走出去的女孩子早已褪去了当初的青涩懵懂，有些已成为单位的骨干，有些早已自立门户。
　　可是这些女孩子没有忘记从这里学会的第一课——如何做人，做一个自尊、自立、自爱的女人。而正是以妇女教育为终身事业的老教育家们将这一衣钵传承给了她们。
　　
　　校园的守望者们
　　年过花甲的罗兆红是上海知青，从事了一辈子妇女教育工作。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农家女求学的艰难深深刺痛着这位老人的心。2003年，罗兆红受聘来到农家女学校担任校长，从此十年如一日，远离故土，一直驻守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北京乡村。
　　申请助学金项目，接待来访客人，怎样让这些孩子能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学到更多实用技术，树立自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对罗兆红来说是家常便饭。
　　农家女学校如今有专职教师17人，这里每一位教师都是“工作狂”。
　　任老师脸上还带着些稚气，总是笑呵呵的。这个曾经的缝纫班学生，毕业之后留校做后勤管理工作，现在给学生上课之余又添加了一项管理爱心服装店的工作，负责捐赠衣物的清洗、消毒。她说，繁忙的工作带给她的快乐很多很多。
　　刘师傅，种菜、修理树木、烧煤、门卫，几乎包揽了校园内所有的杂活儿……一位教师开玩笑说，他们都是“打杂”的。对此，罗兆红不置可否，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我们都是打杂的。学校资金很紧张，每一分钱都是别人的善意，都要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罗兆红说。过了一会儿，她又像个孩子一样回头对记者说：“他们都说我是最抠门儿的校长。”
　　的确，罗校长很“抠门儿”。有一次，在食堂垃圾桶中看见了一个整个的馒头，一向平和的她大发雷霆，让全校的师生在操场集合，轮流“参观”垃圾桶，最后还一定要扔馒头的人和她单独谈话。浪费是罗校长决不能容忍的行为。
　　
　　在信任中收获爱心
　　当下，很多人对公益事业有误解。但是，只要是和农家女学校建立过联系的单位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罗兆红笑称学校是“小型联合国”。的确，宿舍间的床位衣柜是《求是》杂志社捐赠的；电脑室设备是爱尔兰大使馆和微软公司捐赠的；绿化树种是北京市林业局捐赠的；扫描仪、复印机、传真机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捐赠的；书柜是《中国妇女报》捐赠的；十株牡丹花是罗兆红自己挖回来的。
　　所有的捐赠物品上都贴着捐助单位名称，所有的捐助善款，哪怕只有10元钱也会记录在册。“无论捐赠的款项是多少，我都会详细记录。爱心不分多少。”罗兆红说。
　　每一笔善款的用途，罗兆红都会向捐赠人详细说明。正是罗兆红这份坦荡和认真，赢得了很多捐赠者的信任。香港股评专家曹仁超就是典型的“回头客”。
　　2003年，曹仁超将他在北京《财经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稿费共计8万元捐给了学校，作为开办餐饮班项目的资金。一年之后，罗兆红将餐饮班所有资金使用明细寄回给了曹先生。
　　从此以后，曹先生就与“农家女”结下了不解之缘。曹先生先后出了三本书，全部由罗兆红写序，所得版税全部捐给了农家女学校。
　　罗兆红从不利用广告做效应，不靠贫困孩子做博取同情的噱头。她秉承的理念是：踏踏实实地用好每一分钱，捐赠人的信任就是最好的广告。打动这些爱心人士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提高学校的工作效率，真正让学生走出贫困。
　　
　　“我马上就可以挣钱养家了”
　　今年17岁的王小兰是四川巴中市青云镇大青村人，这个笑起来甜甜的川妹子开朗健谈。聊到家里的情况时，小兰自豪地说：“比我小一轮的弟弟是我拉扯大的。”之后又有些忧愁地说：“离开家之后，弟弟就没人照顾了。”
　　在她的家乡，女孩子即使能考上高中，也未必能继续学习，何况没考上。就在小兰以为学校的大门彻底对她关闭的时候，农家女学校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不收钱，还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这样的好事情，在她看来是“从来不敢想的”。如果不来这里，小兰准备去电子厂打工，“我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能做时间长的，可是，挣的钱多，等弟妹上学时（钱）就不会那么紧张。”
　　小兰学的是幼师专业，培训期三个月。多数同学来自贵州山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第一次“进城”。“进城”之前，没用过手机，没见过电脑，甚至可以被“淋浴”震惊得目瞪口呆。
　　“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想留在北京。我会抓住机会的。”在这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院子里，每一个孩子都懂得珍惜，珍惜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虽然贫穷贯穿了这些孩子的童年时光，生计是她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不代表这些孩子没有梦想，不够聪颖。
　　“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寄回去”，“寄一大半，剩下的买一点点生活用品”……开学第一天，这些孩子想象着自己拿到了第一个月工资的情景，补贴家用是她们第一个想到的“花钱理由”。
　　
　　最重要的课程
　　来自河南的陈增增已经辍学两年，辗转来到农家女学校的速记班，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是速记“高手”了，每分钟能完成220字。
　　但是，让她最骄傲的却不是打字的速度，而是学校给她的自信心。“老师教我们玩了很多游戏，通过游戏，我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增增笑着说。
　　比如报纸越折越小，脚却不能离开报纸的“踩报纸”的游戏，在讲述过程中，增增似乎还沉浸在当时的欢乐气氛中，“最后，有的同学拿着报纸跳起来；还有的站在了窗台上，老师问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道理，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老师还表扬我了。”
　　对于这个从未踏出过小村庄的女孩子来说，老师的一句鼓励，足以让她开心好久。“希望获得来自他人的肯定和鼓励”可能是很多孩子的愿望，尤其是这些女孩子。她们往往因为家庭贫困、升学无望引发强烈的自卑感，而这是她们通向未来的最大绊脚石。
　　正如罗兆红所说，“独立自强的精神才是我们能给这些农家女带来的最大的财富。”
　　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够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罗兆红煞费苦心。城市生活光怪陆离，女孩子毕竟还小，有时很难抵制住诱惑。罗兆红给她们上安全课，告诉她们什么地方危险，什么工作不能做。
　　也许她们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但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讲已经是一笔巨款。如何处理这笔巨款，罗兆红专门为这些孩子开设了理财课，教她们合理分配工资，计算银行利率……
　　“这些孩子有些会回到家乡创业，多学习一些理财知识，对她们的事业会有更多的帮助。”为了这些农家女孩，罗兆红想得更远，尽力为她们铺设更远的路。在农家女学校，女孩子学到的不只是一门谋生的手艺。
　　从教室中飘出的歌曲《菊次郎的夏天》，那是幼师专业的孩子们在上形体课。映衬着充满整个校园的葫芦、葡萄、银杏……在这个温暖的初秋，让人不由得回味起农家女学校的理念：送你一颗果子，只能享受一次；送你一粒种子，可以享受一生。
　　农家女学校就是放在这些孩子们手上的一粒种子，在这里，她们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浇灌，在不久的将来绽放璀璨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