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 1979年前后，我因为写了长篇小说《雪里红》，得到了陕西省出版局边春光局长的首肯，参加了他们召开的业余创作座谈会。到了会上，我才知道柳青要给我们讲话。据说，那是他从“文革”的“牛棚”出来后第一次在文学创作会议上露面。他矮矮的精瘦个头儿，留着浅浅的胡子，仍然穿着农人常穿的对襟棉袄。没有讲稿，手中只有一张纸片。他在讲话中不时咳嗽，随手拿着吸痰器，隔一会儿就要吸一口痰。他满口的陕西腔，讲话的大意是说：“我没有多少话说，我害怕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我这些年来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也脱离了学习，脑子里很空。落后落得很多，对许多事情都不懂。 ”最难忘的是，他在这次讲话中讲了作家要有三个学校：政治“就是生活的学校，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说他自己还没有从这三个学校毕业。
　　在谈到《创业史》的创作时，他说，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舊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
　　当时，我和部队的另外两个作者丁树荣、张敏，快速记录，连夜整理了一份柳青讲话稿，交给了《延河》编辑部。
　　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我为柳青讲话做记录》，发表在 2013年 3月 20日《新民晚报》。
　　今天这个会议勾起了我对柳青的怀念，在这里重提柳青，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就那一次见过柳青，后来再也没见过。但是像我这样的，柳青故乡的作家，从故乡到了高原区，我也从柳青的身上，汲取了做人的养分，和文学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