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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集》是西方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本文剖析出《华夏集》成功原因的五个方面，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华夏集》的成功并非偶然，反之，是一些偶然因素的必然。
从《华夏集》问世至今，《华夏集》作品本身与庞德的翻译思想在海内外学界都引发了较大争议。诋毁者认为庞德译诗创造性的特点违背了翻译标准中最重要的忠实性原则。而赞誉者称赞“庞德的译诗清新、优美、简洁”，认为《华夏集》为推动和发展现代主义意象派新诗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认为，虽然《华夏集》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和原诗的确有着较大差别，但作为西方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译本之一，《华夏集》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事实足以肯定《华夏集》的成功。于此，本文拟梳理《华夏集》成功与庞德译诗之间的五种因果联系，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华夏集》，其成功的历史必然性。
其一，庞德翻译选材迎合了当时西方读者的心理诉求。从《华夏集》所选作品可以看出，庞德选译的作品并非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名篇。但从入选的十九首诗歌和其中十二首李白诗歌的题材看，不难发现它们有共通之处，即这些诗篇的题材大多以表现离别愁恨、孤独厌战等情绪。众所周知，庞德发表《华夏集》的时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关键关头。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恐惧，让人们备受压抑，思想交流受到扭曲，急需寻求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华夏集》的问世，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李白笔下的怨妇愁、离别恨与饱经战苦的西方读者共鸣，打开了西方民众寻找心理慰藉的缺口。
其二，《华夏集》让世人看到了英诗发展的方向。20世纪初美国诗坛占据主流位置的是“高雅派”诗人，他们极度重视诗人主观情绪的抒发，为抒情而抒情，最终出现了滥情的抒情之风。庞德非常憎恨这样的诗歌模式，认为在这样的模式下，由于抒情过多，整个诗歌已经腐烂变质了。诗歌应该是客观的直接呈现，应该是客观呈现主观情绪。这对当时的文坛文风而言是一创新。本着革新英美诗歌的目的，庞德翻译了《华夏集》。《华夏集》实践了庞德的诗学主张。其中，庞德翻译手法的核心是表现“鲜明的细节”，“表现个别”。通过打破英语语言结构，创建意象个体，意象并置构建意境，拓宽了诗歌时空意蕴的自由度，也扩大了读者的审美张力，受到了众多诗人的首肯，后来的译者纷纷效仿。这就为声势浩大的美国新诗运动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为英美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其三，忽略原诗的形式也是成功的一因素。庞德身处的时代周围有一个以赚钱为动机，专门为上层服务的所谓的翻译精英阶层。他们哗众取宠，故意用艰涩的语言去表达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以此求得古典文学作品的遥不可及，给古典文学作品蒙上神秘色彩。庞德清楚这种看似真实的漂亮的忠实，并非人人都能读懂。他认为美国诗歌应该摆脱对陈腐僵化的诗歌格律的依附，应该使用自由诗这一更适合表达情感的诗歌形式来翻译中国古诗。事实上，中英诗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对等的格律形式。汉语中常见的诗歌形式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而英语诗歌形式以抑扬格五音步最为常见。要保证音节数量的相等，必须改变译诗的格律形式。因此，庞德认为，译者译诗时可以不用考虑诗歌形式这一问题，需要考虑的只是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语境。《华夏集》中，庞德几乎全部采用短语式的自由诗，打破英语诗歌环环相扣的英语特点，让环环相扣的英语诗歌变得十分松散，这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感觉，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其存在的新颖性。
其四，美国翻译研讨班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严格地讲，仅仅是普通民众的接受不可能成就《华夏集》在世界文坛如此深远的影响与成功。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开设的翻译研讨班是推广《华夏集》及庞德翻译思想的另一有力舞台。翻译研讨班出现于《华夏集》出版之后接近五十年的时间，发端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他们的宗旨是推广文学翻译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华夏集》中创造性的翻译是对文学翻译最大的贡献，因此成员们都以庞德为榜样，吸取庞德的翻译方法，学习庞德译诗时用语通俗，用自由体，不用修辞等审美元素。应该说，翻译研讨班这一学术平台，确定了《华夏集》和庞德翻译思想的在学界的权威性。
其五，李白等中国诗人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集》的成功不能忽视李白等东方诗人和东方文化这一因素的影响。这一层面上，之所以成功是庞德个人因素与李白东方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庞德除了译诗外，自己也创作诗歌，但事实证明，庞德自己的创作远不如其译诗有名。有人评价，庞德自己创作的诗歌不值一读，但《华夏集》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有一人读过庞德自己创作的诗，就有十人读过庞德翻译的中国诗。”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援引1917年庞德谈论《华夏集》的话，“主题是中国的，翻译语言是我的。”主题所依赖的意象塑造和意境创造是中国诗歌的灵魂，而这些在庞德之前在西方诗坛却毫无建树。由此，庞德把翻译当作工具，故意在译诗中凸显中国古诗的特质，展现经典作品的绚烂之美，创造出独立的艺术生命体，这就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令世人惊愕和叹服。
庞德以最简单的语言和最大的自由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经典又最受非议的译作。它实现了过去和现实的交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共舞使得《华夏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生命力。它是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它的成功是必然的，是諸多偶然因素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建中.美国翻译研讨班和庞德翻译思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2）.
[2]祝朝伟.构建与反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郭勤，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从《华夏集》问世至今，《华夏集》作品本身与庞德的翻译思想在海内外学界都引发了较大争议。诋毁者认为庞德译诗创造性的特点违背了翻译标准中最重要的忠实性原则。而赞誉者称赞“庞德的译诗清新、优美、简洁”，认为《华夏集》为推动和发展现代主义意象派新诗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认为，虽然《华夏集》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和原诗的确有着较大差别，但作为西方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译本之一，《华夏集》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事实足以肯定《华夏集》的成功。于此，本文拟梳理《华夏集》成功与庞德译诗之间的五种因果联系，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华夏集》，其成功的历史必然性。
其一，庞德翻译选材迎合了当时西方读者的心理诉求。从《华夏集》所选作品可以看出，庞德选译的作品并非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名篇。但从入选的十九首诗歌和其中十二首李白诗歌的题材看，不难发现它们有共通之处，即这些诗篇的题材大多以表现离别愁恨、孤独厌战等情绪。众所周知，庞德发表《华夏集》的时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关键关头。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恐惧，让人们备受压抑，思想交流受到扭曲，急需寻求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华夏集》的问世，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李白笔下的怨妇愁、离别恨与饱经战苦的西方读者共鸣，打开了西方民众寻找心理慰藉的缺口。
其二，《华夏集》让世人看到了英诗发展的方向。20世纪初美国诗坛占据主流位置的是“高雅派”诗人，他们极度重视诗人主观情绪的抒发，为抒情而抒情，最终出现了滥情的抒情之风。庞德非常憎恨这样的诗歌模式，认为在这样的模式下，由于抒情过多，整个诗歌已经腐烂变质了。诗歌应该是客观的直接呈现，应该是客观呈现主观情绪。这对当时的文坛文风而言是一创新。本着革新英美诗歌的目的，庞德翻译了《华夏集》。《华夏集》实践了庞德的诗学主张。其中，庞德翻译手法的核心是表现“鲜明的细节”，“表现个别”。通过打破英语语言结构，创建意象个体，意象并置构建意境，拓宽了诗歌时空意蕴的自由度，也扩大了读者的审美张力，受到了众多诗人的首肯，后来的译者纷纷效仿。这就为声势浩大的美国新诗运动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为英美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其三，忽略原诗的形式也是成功的一因素。庞德身处的时代周围有一个以赚钱为动机，专门为上层服务的所谓的翻译精英阶层。他们哗众取宠，故意用艰涩的语言去表达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以此求得古典文学作品的遥不可及，给古典文学作品蒙上神秘色彩。庞德清楚这种看似真实的漂亮的忠实，并非人人都能读懂。他认为美国诗歌应该摆脱对陈腐僵化的诗歌格律的依附，应该使用自由诗这一更适合表达情感的诗歌形式来翻译中国古诗。事实上，中英诗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对等的格律形式。汉语中常见的诗歌形式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而英语诗歌形式以抑扬格五音步最为常见。要保证音节数量的相等，必须改变译诗的格律形式。因此，庞德认为，译者译诗时可以不用考虑诗歌形式这一问题，需要考虑的只是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语境。《华夏集》中，庞德几乎全部采用短语式的自由诗，打破英语诗歌环环相扣的英语特点，让环环相扣的英语诗歌变得十分松散，这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感觉，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其存在的新颖性。
其四，美国翻译研讨班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严格地讲，仅仅是普通民众的接受不可能成就《华夏集》在世界文坛如此深远的影响与成功。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开设的翻译研讨班是推广《华夏集》及庞德翻译思想的另一有力舞台。翻译研讨班出现于《华夏集》出版之后接近五十年的时间，发端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他们的宗旨是推广文学翻译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华夏集》中创造性的翻译是对文学翻译最大的贡献，因此成员们都以庞德为榜样，吸取庞德的翻译方法，学习庞德译诗时用语通俗，用自由体，不用修辞等审美元素。应该说，翻译研讨班这一学术平台，确定了《华夏集》和庞德翻译思想的在学界的权威性。
其五，李白等中国诗人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集》的成功不能忽视李白等东方诗人和东方文化这一因素的影响。这一层面上，之所以成功是庞德个人因素与李白东方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庞德除了译诗外，自己也创作诗歌，但事实证明，庞德自己的创作远不如其译诗有名。有人评价，庞德自己创作的诗歌不值一读，但《华夏集》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有一人读过庞德自己创作的诗，就有十人读过庞德翻译的中国诗。”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援引1917年庞德谈论《华夏集》的话，“主题是中国的，翻译语言是我的。”主题所依赖的意象塑造和意境创造是中国诗歌的灵魂，而这些在庞德之前在西方诗坛却毫无建树。由此，庞德把翻译当作工具，故意在译诗中凸显中国古诗的特质，展现经典作品的绚烂之美，创造出独立的艺术生命体，这就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令世人惊愕和叹服。
庞德以最简单的语言和最大的自由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经典又最受非议的译作。它实现了过去和现实的交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共舞使得《华夏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生命力。它是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它的成功是必然的，是諸多偶然因素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建中.美国翻译研讨班和庞德翻译思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2）.
[2]祝朝伟.构建与反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郭勤，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