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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双现在也只有22岁，正等待最高法死刑复核结果。一个曾经决定“要好好改造”的问题少年，为何最终以“杀人求死”的方式走向自我毁灭？
判决死刑
2009年4月6日，徐化英接到内蒙古扎兰屯监狱的电话，称她儿子出事了，“具体什么事也不跟我说，只说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徐化英心急如焚，当天已经没有了去扎兰屯的火车，坐在家里的床上等了一夜，好容易捱到次日凌晨5点，她搭乘惟一一趟从满洲里到扎兰屯的火车，赶往位于成吉思汗镇的扎兰屯监狱。
此时的徐化英仍保有乐观，她认为孩子顶多也就是在监狱里打了架。经过8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徐化英赶到扎兰屯监狱，却从狱警口中得到了一个令她几乎晕倒的消息：李占双杀人了。
狱警没有让她见李占双，也没有告知李占双具体的杀人过程，只扔下一句话：“回去听信。”折腾回家后，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她花5000块钱聘请了当地律师赵春平为儿子作辩护。
大约四天后，赵春平见到了李占双。面对赵春平，李占双觉得“说了也不会有用”，干脆沉默。“不能一死了之，有什么情况都要说，就这样死了，对得起你父母吗？”赵春平想说服李占双改变主意。
11月30日，案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4月6日，李占双将同监室罪犯姜结红叫醒，骗至107室，用绳子勒姜结红颈部，并用剪刀刺其颈部数下。经法医鉴定，姜结红系被勒颈死亡。
公诉书称，杀死姜结红后，李占双回到自己居住的105室，又两次将同监室居住的李宝龙叫到活动室，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将其勒死，但由于李宝龙身材比其高大，两次下手均未成功。李宝龙发现其手上全是血后，将其捆绑并报告值班的赛音吉亚（同一监区的犯人），再交由值班民警处理。
在阐述杀人动机时，公诉方称李占双因罪重刑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想一死了之，便产生了杀人的想法。
赵春平辩称，李占双一心想要积极改造，争取减刑，早日与家人团聚，但在监狱改造期间，却受到别的犯人无休止的欺辱，甚至用恐吓、暴力等方法向李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拿不出钱就让他在监狱不得安宁，他多次向监狱管理人员求助均未得到任何的帮助，无奈之下，产生了用伤害他人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庭审上，李占双也作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自辩。
“我儿子说赛音吉亚他们老逼他要钱，在多次被打之后，渐渐使他失去了理智和信心，走投无路之下，就想杀人求死。后面说他还想杀李宝龙，完全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2012年1月5日，旁听了庭审的徐化英对本刊记者说。
最终，这些因素均未被法院采纳。法院宣判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李占双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
被判死刑后，想到求生的李占双，在上诉书中写道：“我在杀人前几天，很痛苦，很迷茫，也很矛盾，本想好好改造，却没想遭到预想不到的欺辱，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赵春平律师也称，一审判决中，陈述李占双因对生活失去信心，便预谋杀人，与其真正的杀人动机完全不相符。在他看来，是扎兰屯监狱的管理存在严重的失误才导致本案的悲剧。
这些理由，没有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回应。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于死刑复核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所以，徐化英一次又一次来到北京上访，希望能挽回儿子的一条命。
为了省钱，徐化英每次到北京都是临时栖息在北京南站的桥底下。“就一张毛毯往地上一铺，人躺在上面卷着就睡觉。”2012年1月3日，徐化英第5次到北京。因为天气寒冷，她不得不每天花10块钱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小平房里住了下来，“一张床上挤好几个人。”
这位劳苦一生的母亲心中最大的纠结是，儿子在监狱内被殴打辱骂得受不了，被逼杀人求死，监狱方有没有责任？
杀人前的20天
那么，李占双在杀人前，内蒙古的扎兰屯监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事发前的2009年3月18日。
当天，吃完午饭后，李占双拿着同监区狱友的饭碗到厨房洗涮。此时，二监区的三石（化名）已经在洗涮池旁。
此前，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从未有过交集。但这次无意的相逢，改变了李占双此后的人生轨迹。
李占双在走向洗涮池的过程中，不小心把三石洗好的筷子碰滑到了地上。年轻气盛的三石瞄了一眼李占双，冲着这个身板瘦小的年轻人吼了起来，“赶紧把筷子给老子捡起来。”
李占双对这种挑衅似有些不屑，他冲着三石淡淡地回了两个字：“不捡。”
三石和李占双动起了手。至于具体是谁先动手打人，三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已记不清楚。他记得清楚的是，他被打输了。“他们当时有好几个在，而我们人少，打起来肯定吃亏。”
三石忍不下这口气，次日，双方便各自召集伙伴重打。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有多人受伤，最严重的人满口的牙都被打飞。“打群架，好几百人。”
此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三石和另外几个人被关禁闭，时间为15天，而李占双这一方，因为有“大哥”赛音吉亚在，则逃过处罚。“他们拿钱摆平了这个事情，给狱警的钱肯定就要几个人分摊。”
李占双就是被要求分摊这笔钱的人之一，他要承担的数额为4000元。
2009年4月3日，也就是李占双杀人前3天，徐化英接到他的电话，要求母亲立即给他汇4千块钱。李占双给徐化英的解释是，“我们在里面打仗，大哥（赛音吉亚）摆平了此事，不给钱不行，两天之内就得给。”
因为手头拮据，徐化英在电话里拒绝了李占双。次日，徐化英接到了丈夫弟弟的电话，“说我儿子向他借4000块钱，问我给还是不给，我就让他暂时不要给他钱。”
徐化英不知道李占双要这些钱到底干什么，她决定去扎兰屯监狱走一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徐化英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4月5日），她接到了李占双的电话。
电话中，李占双告诉徐化英，“你不要再来了，我自己摆平了，也不用拿钱，跟大哥（赛音吉亚）都商量好了。”
这4000块钱成了压垮李占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求死”。4月6日凌晨，他把入监才刚刚4天的姜结红叫到107室，用从活动室取来的绳子勒其颈部，并用纱剪刺其颈部数下。
曾经和李占双关在同一监区的大亮（化名）告诉本刊记者，李占双在杀人的前一晚，“被打得很严重，还不允许他睡觉，但他一声都没吱。”
监狱之乱
这不是李占双第一次向家里要钱。
徐化英说，李占双自2008年9月到扎兰屯监狱服刑至案发时，不过6个月的时间总共向家里要了一万多块钱。“以前只要他要，我就给。这次我如果给了4000块钱，孩子也就不会想到去杀人求死了。”
徐化英记得李占双第一次问她要钱是在入狱后的第10天，“孩子说吃不饱饭，让我给汇500块钱。”
汇完钱后的徐化英还是不放心李占双，她决定去监狱看看。第一次见面时，李占双告诉徐化英：“放心，我在这里还行，你不要挂念我，我会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之后，又转头指着背后的人说，“这是我大哥（赛音吉亚），他对我可好。”
徐化英说，每次说完这个，李占双就流眼泪。直到李占双在监狱杀人后，徐化英才明白，原来“这是儿子要告訴我他在里面过得不好，后面有人，他不敢明说，而我还一直觉得他在里面很好”。每次会见，李占双后面都站着同一个人。
曾经和李占双关在同一监区的大亮说，李占双刚进去那会儿，大哥（赛音吉亚）天天打他，还让李占双每天给他洗脚、洗衣服、洗碗，干一切琐碎的事情。“有钱就好过，没钱的时候就天天挨打，我刚进来的时候也这样。”大亮说，“大哥则经常和狱警在一起喝酒，有时候在监区喝，有时候在狱警的值班室喝。”
三石也向本刊记者证实，刚进监狱的人都是要被大哥教训的。“打了你又怎么样，没人敢向狱警反映，就算反映了他们也不管，到头来反而被打得更惨。”三石说，“在里面干不干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钱给大哥和狱警，给5000块钱，就可减刑一年，没有钱，你把活干得再好，也不会有人给你减刑。”
三石说，他临出狱前，因为不干活，被狱警把牙齿打掉。“都记在日记本上，都是要去报复的。”
李占双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便不断地让徐化英给一些不知是何人的账号上汇钱。
徐化英最后3次的汇款凭证显示，这些钱并没有寄给李占双本人，而是分3笔汇到了她不认识的3个人的名下。其中，梁春和1000元，王超 1万元，谢菲800元，这3笔汇款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9日。
三石向本刊记者证实，梁春和为扎兰屯监狱管教队长，其哥哥梁春利（音）则为后勤监区的区长。媒体此前报道，王超和谢菲为梁春和的亲戚。
事实也证明，在徐化英汇出1万块钱后不久，李占双被分到了后勤监区。“后勤监区就是干轻活的。”大亮说。
李占双犯下命案后两天后，梁春和主动打电话给徐化英，表示要把钱退给她。徐化英因为心脏不好，而让远嫁吉林长春的女儿李小路（化名）去了一趟扎兰屯监狱。
李小路在成吉思汗镇宾馆见到了梁春和，并在宾馆的房间收到了归还的1万块钱。李小路告诉本刊记者，梁春和还钱后，威胁她说，“不得把你弟弟真正的杀人动机说出来，要不然，我找道上的人弄死你们全家。”
因此，在一审判决李占双死刑之前，除了一审开庭时，徐化英自始自终都未向任何人出示汇款票据。然而，这些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不管是在法院的一审还是终审的判决书中均未被提起。
二审死刑之后，徐化英的不满加重，开始到北京上访，希望留下儿子的一条命，完成自己的救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太忙自己的事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他，也没有时间跟他好好說话。”
为此，她找到免费为其代理案件的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李认为，法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中，并未对李占双产生伤害他人的动机和事件的起因进行详细的调查，只是一味地强调李占双的杀人过程和结果，对监狱管理和其他服刑人员的过错只字不提，对杀人动机这一关键情节也不予考虑，直接导致对李占双的量刑过重，显然不公平。
有法律人士指出，徐化英给狱警及其相关人的汇款单据，足够证实李占双在服刑期间曾遭到狱友及狱警的勒索，而这也和他杀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李占双作案使用的绳子和剪刀轻易取得，作案时随意往来于105室与107室，监狱方难辞其咎。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是，2010年10月，上海《新闻晨报》记者“在扎兰屯采访期间，在押的杀人嫌犯李占双竟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再次暴露出监狱的监管真空”。李占双向该记者介绍，当赛音吉亚听闻他无力筹钱，多次组织囚犯对其进行毒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就想死了。”李占双说，杀人的前一晚，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不给钱就要遭打，家里又没钱了，一想到这些就不想活了。”
大亮说，李占双在行凶8小时之前，还一个人在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走，还曾走过来趴在窗户上喊他一起去喝酒，但被他拒绝。当大亮醒来时，李占双已经犯下了命案。而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的是，李占双让姜结红去107室的理由就是“喝酒，让他吃好喝好”。
判决死刑
2009年4月6日，徐化英接到内蒙古扎兰屯监狱的电话，称她儿子出事了，“具体什么事也不跟我说，只说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徐化英心急如焚，当天已经没有了去扎兰屯的火车，坐在家里的床上等了一夜，好容易捱到次日凌晨5点，她搭乘惟一一趟从满洲里到扎兰屯的火车，赶往位于成吉思汗镇的扎兰屯监狱。
此时的徐化英仍保有乐观，她认为孩子顶多也就是在监狱里打了架。经过8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徐化英赶到扎兰屯监狱，却从狱警口中得到了一个令她几乎晕倒的消息：李占双杀人了。
狱警没有让她见李占双，也没有告知李占双具体的杀人过程，只扔下一句话：“回去听信。”折腾回家后，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她花5000块钱聘请了当地律师赵春平为儿子作辩护。
大约四天后，赵春平见到了李占双。面对赵春平，李占双觉得“说了也不会有用”，干脆沉默。“不能一死了之，有什么情况都要说，就这样死了，对得起你父母吗？”赵春平想说服李占双改变主意。
11月30日，案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4月6日，李占双将同监室罪犯姜结红叫醒，骗至107室，用绳子勒姜结红颈部，并用剪刀刺其颈部数下。经法医鉴定，姜结红系被勒颈死亡。
公诉书称，杀死姜结红后，李占双回到自己居住的105室，又两次将同监室居住的李宝龙叫到活动室，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将其勒死，但由于李宝龙身材比其高大，两次下手均未成功。李宝龙发现其手上全是血后，将其捆绑并报告值班的赛音吉亚（同一监区的犯人），再交由值班民警处理。
在阐述杀人动机时，公诉方称李占双因罪重刑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想一死了之，便产生了杀人的想法。
赵春平辩称，李占双一心想要积极改造，争取减刑，早日与家人团聚，但在监狱改造期间，却受到别的犯人无休止的欺辱，甚至用恐吓、暴力等方法向李索要钱财，并威胁如果拿不出钱就让他在监狱不得安宁，他多次向监狱管理人员求助均未得到任何的帮助，无奈之下，产生了用伤害他人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庭审上，李占双也作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自辩。
“我儿子说赛音吉亚他们老逼他要钱，在多次被打之后，渐渐使他失去了理智和信心，走投无路之下，就想杀人求死。后面说他还想杀李宝龙，完全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2012年1月5日，旁听了庭审的徐化英对本刊记者说。
最终，这些因素均未被法院采纳。法院宣判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李占双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
被判死刑后，想到求生的李占双，在上诉书中写道：“我在杀人前几天，很痛苦，很迷茫，也很矛盾，本想好好改造，却没想遭到预想不到的欺辱，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赵春平律师也称，一审判决中，陈述李占双因对生活失去信心，便预谋杀人，与其真正的杀人动机完全不相符。在他看来，是扎兰屯监狱的管理存在严重的失误才导致本案的悲剧。
这些理由，没有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回应。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于死刑复核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所以，徐化英一次又一次来到北京上访，希望能挽回儿子的一条命。
为了省钱，徐化英每次到北京都是临时栖息在北京南站的桥底下。“就一张毛毯往地上一铺，人躺在上面卷着就睡觉。”2012年1月3日，徐化英第5次到北京。因为天气寒冷，她不得不每天花10块钱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小平房里住了下来，“一张床上挤好几个人。”
这位劳苦一生的母亲心中最大的纠结是，儿子在监狱内被殴打辱骂得受不了，被逼杀人求死，监狱方有没有责任？
杀人前的20天
那么，李占双在杀人前，内蒙古的扎兰屯监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事发前的2009年3月18日。
当天，吃完午饭后，李占双拿着同监区狱友的饭碗到厨房洗涮。此时，二监区的三石（化名）已经在洗涮池旁。
此前，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从未有过交集。但这次无意的相逢，改变了李占双此后的人生轨迹。
李占双在走向洗涮池的过程中，不小心把三石洗好的筷子碰滑到了地上。年轻气盛的三石瞄了一眼李占双，冲着这个身板瘦小的年轻人吼了起来，“赶紧把筷子给老子捡起来。”
李占双对这种挑衅似有些不屑，他冲着三石淡淡地回了两个字：“不捡。”
三石和李占双动起了手。至于具体是谁先动手打人，三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已记不清楚。他记得清楚的是，他被打输了。“他们当时有好几个在，而我们人少，打起来肯定吃亏。”
三石忍不下这口气，次日，双方便各自召集伙伴重打。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有多人受伤，最严重的人满口的牙都被打飞。“打群架，好几百人。”
此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三石和另外几个人被关禁闭，时间为15天，而李占双这一方，因为有“大哥”赛音吉亚在，则逃过处罚。“他们拿钱摆平了这个事情，给狱警的钱肯定就要几个人分摊。”
李占双就是被要求分摊这笔钱的人之一，他要承担的数额为4000元。
2009年4月3日，也就是李占双杀人前3天，徐化英接到他的电话，要求母亲立即给他汇4千块钱。李占双给徐化英的解释是，“我们在里面打仗，大哥（赛音吉亚）摆平了此事，不给钱不行，两天之内就得给。”
因为手头拮据，徐化英在电话里拒绝了李占双。次日，徐化英接到了丈夫弟弟的电话，“说我儿子向他借4000块钱，问我给还是不给，我就让他暂时不要给他钱。”
徐化英不知道李占双要这些钱到底干什么，她决定去扎兰屯监狱走一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徐化英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4月5日），她接到了李占双的电话。
电话中，李占双告诉徐化英，“你不要再来了，我自己摆平了，也不用拿钱，跟大哥（赛音吉亚）都商量好了。”
这4000块钱成了压垮李占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求死”。4月6日凌晨，他把入监才刚刚4天的姜结红叫到107室，用从活动室取来的绳子勒其颈部，并用纱剪刺其颈部数下。
曾经和李占双关在同一监区的大亮（化名）告诉本刊记者，李占双在杀人的前一晚，“被打得很严重，还不允许他睡觉，但他一声都没吱。”
监狱之乱
这不是李占双第一次向家里要钱。
徐化英说，李占双自2008年9月到扎兰屯监狱服刑至案发时，不过6个月的时间总共向家里要了一万多块钱。“以前只要他要，我就给。这次我如果给了4000块钱，孩子也就不会想到去杀人求死了。”
徐化英记得李占双第一次问她要钱是在入狱后的第10天，“孩子说吃不饱饭，让我给汇500块钱。”
汇完钱后的徐化英还是不放心李占双，她决定去监狱看看。第一次见面时，李占双告诉徐化英：“放心，我在这里还行，你不要挂念我，我会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之后，又转头指着背后的人说，“这是我大哥（赛音吉亚），他对我可好。”
徐化英说，每次说完这个，李占双就流眼泪。直到李占双在监狱杀人后，徐化英才明白，原来“这是儿子要告訴我他在里面过得不好，后面有人，他不敢明说，而我还一直觉得他在里面很好”。每次会见，李占双后面都站着同一个人。
曾经和李占双关在同一监区的大亮说，李占双刚进去那会儿，大哥（赛音吉亚）天天打他，还让李占双每天给他洗脚、洗衣服、洗碗，干一切琐碎的事情。“有钱就好过，没钱的时候就天天挨打，我刚进来的时候也这样。”大亮说，“大哥则经常和狱警在一起喝酒，有时候在监区喝，有时候在狱警的值班室喝。”
三石也向本刊记者证实，刚进监狱的人都是要被大哥教训的。“打了你又怎么样，没人敢向狱警反映，就算反映了他们也不管，到头来反而被打得更惨。”三石说，“在里面干不干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钱给大哥和狱警，给5000块钱，就可减刑一年，没有钱，你把活干得再好，也不会有人给你减刑。”
三石说，他临出狱前，因为不干活，被狱警把牙齿打掉。“都记在日记本上，都是要去报复的。”
李占双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便不断地让徐化英给一些不知是何人的账号上汇钱。
徐化英最后3次的汇款凭证显示，这些钱并没有寄给李占双本人，而是分3笔汇到了她不认识的3个人的名下。其中，梁春和1000元，王超 1万元，谢菲800元，这3笔汇款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9日。
三石向本刊记者证实，梁春和为扎兰屯监狱管教队长，其哥哥梁春利（音）则为后勤监区的区长。媒体此前报道，王超和谢菲为梁春和的亲戚。
事实也证明，在徐化英汇出1万块钱后不久，李占双被分到了后勤监区。“后勤监区就是干轻活的。”大亮说。
李占双犯下命案后两天后，梁春和主动打电话给徐化英，表示要把钱退给她。徐化英因为心脏不好，而让远嫁吉林长春的女儿李小路（化名）去了一趟扎兰屯监狱。
李小路在成吉思汗镇宾馆见到了梁春和，并在宾馆的房间收到了归还的1万块钱。李小路告诉本刊记者，梁春和还钱后，威胁她说，“不得把你弟弟真正的杀人动机说出来，要不然，我找道上的人弄死你们全家。”
因此，在一审判决李占双死刑之前，除了一审开庭时，徐化英自始自终都未向任何人出示汇款票据。然而，这些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不管是在法院的一审还是终审的判决书中均未被提起。
二审死刑之后，徐化英的不满加重，开始到北京上访，希望留下儿子的一条命，完成自己的救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太忙自己的事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他，也没有时间跟他好好說话。”
为此，她找到免费为其代理案件的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李认为，法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中，并未对李占双产生伤害他人的动机和事件的起因进行详细的调查，只是一味地强调李占双的杀人过程和结果，对监狱管理和其他服刑人员的过错只字不提，对杀人动机这一关键情节也不予考虑，直接导致对李占双的量刑过重，显然不公平。
有法律人士指出，徐化英给狱警及其相关人的汇款单据，足够证实李占双在服刑期间曾遭到狱友及狱警的勒索，而这也和他杀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李占双作案使用的绳子和剪刀轻易取得，作案时随意往来于105室与107室，监狱方难辞其咎。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是，2010年10月，上海《新闻晨报》记者“在扎兰屯采访期间，在押的杀人嫌犯李占双竟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再次暴露出监狱的监管真空”。李占双向该记者介绍，当赛音吉亚听闻他无力筹钱，多次组织囚犯对其进行毒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就想死了。”李占双说，杀人的前一晚，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不给钱就要遭打，家里又没钱了，一想到这些就不想活了。”
大亮说，李占双在行凶8小时之前，还一个人在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走，还曾走过来趴在窗户上喊他一起去喝酒，但被他拒绝。当大亮醒来时，李占双已经犯下了命案。而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的是，李占双让姜结红去107室的理由就是“喝酒，让他吃好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