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又一篇讨伐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的战斗檄文。小说通过勾画封建主义社会的芸芸众生相，揭示了为封建科举制度所戕害的读书人的痛苦。主人公孔乙己的性格，具有矛盾的两重性。
　　
　　一、怀着科举失败的隐痛而又以读书人的身份自居。
　　
　　被病态社会扭曲心态的酒客用言语直戕孔乙己的心病和不幸：
　　“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即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让人全然不懂的之乎者也之类的话。
　　旁人面对“排出九文大钱”、“喝过半碗酒”的孔乙己直呼其姓氏绰号，明知故问，竭力讽刺挖苦，言语就像一根银针，直刺他的心病，让“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的他，从“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的天上，瞬间跌到“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的十八层地狱。刚才还是读书人的高傲姿态，猛然间却又是难以掩饰的科举失败的痛苦。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想靠死读经文而进入仕途，摆明在孔乙己面前的是一条死胡同，但他却至死不悟。他“身材高大”却“不会营生”，偏又沾染上“好喝懒做”，日子“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经济拮据，买不起菜肴，进不了柜台内，享受不到“长衫主顾”的那份殊遇，经济地位与“短衣帮”相似，却又不愿与之为伍；自视清高，坚守“君子固穷”的戒律，不肯脱掉那唯独一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件长衫毕竟是读书人身份的标志，只有时刻穿紧穿好这件长衫才能圆读书人进入仕途的美梦，精神上才得以安慰。
　　
　　二、想清白做人，但又不得不偶尔偷窃。
　　
　　污浊的社会，麻木的人们常常拿孔乙己的不幸和痛苦取乐：
　　“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众人的取笑一次比一次尖刻，孔乙己的反应一次比一次难堪、痛苦。他想清清白白做人，但迫于维持生存，无奈又清白不了，偏死要面子，自欺欺人：
　　“凭空污人清白。”死抠窃偷字眼，“窃书不能算偷……”
　　长期生活在矛盾之中的孔乙己思想迂腐、行为可笑，成为人们逗乐的可怜虫。思想上受封建文化束缚，科举制度驱使他追求功名利禄，鄙弃劳动，导致行动上以偷窃来维持生存。
　　
　　三、地位低微、心地善良却又致力向上爬。
　　
　　作品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孔乙己教“我”识字，可是连一个涉世未深的“我”也爱理不理，虽不像掌柜等人那样冷酷无情，但也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他：“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12岁的小伙计也有了等级观念。“我”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孔乙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低微，这正是人们戏弄、鄙视孔乙己的真正原因。作者用少年的心态反映社会，更显出这个万恶的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
　　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根植于苦难的社会最低层，能“恳切”、“高兴”的教“我”识字；喝酒时邻舍孩子围住他赶热闹，他也能分一人一颗茴香豆，这些足以表明孔乙己具有下层人民心地善良的一面。
　　但是，他热衷科举、醉心功名，一心往上爬，即使在“四书”、“五经”中耗尽年华，落到即将讨饭的境地，也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时刻不忘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长期受到封建教育的毒害，养成好喝懒做、鄙弃劳动的恶习，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已站靠到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封建士大夫一边。
　　孔乙己性格的两重性，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又穷又懒的他，至死都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一旦中举当官后，他又岂肯放下官架子?原本心地善良的孔乙己，难道就不会变成下一个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丁举人、孔举人?
　　孔乙己性格的两重性，为鲁迅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的独特艺术风格创造了条件。孔乙己想清白做人，但又好吃懒做，不得不偶尔偷窃。并且自欺欺人，结果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作品极力描写人们的逗笑和取乐，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和无情。
　　孔乙己性格的两重性，是他甘于被统治，不懂得反抗的主要原因。他地位低微，却又一心往上爬，想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因此，他至死都没有想到应对残酷地欺侮压迫他的统治阶级进行反抗。
　　总之，孔乙己性格的两重性，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杨尚兴，彭国群，中学语文教师，现居广西防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