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一年里，谢朝平希望能如愿把《大迁徙》出版了，算是了却一桩心愿，目前正跟几家出版社商谈。现单位领导希望能把停刊多年的纪实文学杂志复刊，他也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事”。
　　
　　从2010年9月底取保候审放回家之后，谢朝平接受了全球约五十家媒体的访问。他认为是媒体救了他，那么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要求，都不能被拒绝。
　　他一遍遍跟人讲在渭南看守所里那一个月的故事，耐心而老实，不厌其烦。但当电话那头的外国记者们试图让他提出一些批评时，他总是说：这里挺好的。“我想这大概也是有关部门一直没再找我的原因。”谢朝平说。
　　谢朝平从地铁站走出来，穿着高领毛衣。北京冬日暖阳下的马路反射出一种亮白，映得那张细腻温润的脸愈加白皙。他轻车熟路穿过几条斑马线，走进二环边上胡同里的一间办公室，在一台播放着民族美声类歌曲的电脑前坐下。他现在的身份，是某报告文学网站常务副总编。
　　这家网站在谢朝平出狱后不久就聘请了他。领导们曾经跟他商量是分给他一点股权还是每月多发一千多块钱，谢朝平选了后者。他在这里的职责是，管理六七个记者以及编辑的稿件。他表示完全胜任这个新工作，“我觉得他们也不容易，有时得帮他们重新写。”
　　谢朝平行事做人低调，却也乐见赞美，他有影响力意识。他最得意的一是好文章，二是唱歌好。年轻时练得一把好嗓子，在地方检察系统内博得人人夸赞。
　　但在平常工作中，老谢在大家眼中是一位严肃认真，有上进心，却不谙人情世故的同志。在杂志社评刊，他大骂同事的稿子写得实在太臭。更早一些时候，检察院接了个案子，两个人去办，都给划掉了，最后案子交到谢朝平手里。他一查，证据挺充分，两百多万的一个经济案，就给办了。最后当事人被判了五年。这事给他在单位里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议论说，谢朝平不是个玩意儿。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事，”谢朝平反思说，“本来尽管我并没错，但是在院里大家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那是非常难过的。”
　　“我这个人，其实一辈子都是吃嘴巴的亏。”他总结道，渭南牢狱之灾对他的改变是，做事情得稳当一点，做人要再低调一点。有人邀请他加入议论时事的小圈子，他拒绝了，在他看来那太危险。
　　但有天谢朝平跟朋友吃饭时，接到一本新闻类杂志“中国魅力五十人”领奖通知的电话，他被评为“良知之魅”，谢朝平毫不犹豫：“这个奖我得去拿！”
　　他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的价格，他揶揄一些媒体上宣称“物价只上升了百分之零点几”，“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但出来之后，最让他看不顺眼的，是把他从家里带到牢里的警察。
　　“只要是穿警服的看着都挺厌恶。”有天上班，他看见巷子里几个警察带着城管，想把小贩的水果摊往地上倒。谢朝平看不下去了，径直走过去对警察说：你穿这身衣服，要注意自己的形象。那些人容易吗，你给它们倒在地上，他们晚上说不定就没饭吃了。说完谢朝平扬长而去，留下大盖帽们口瞪目呆。
　　“我对他们有种本能的反感，可能并不是所有警察都是那种水平，但是真的是恨屋及乌。”谢朝平最近给一家报纸写了篇《我祈祷：别再用手铐“管教”记者》，“我爱我们这个国家，不要说我矫情，如果不爱我才懒得管这些事。我想问，用警察管理国家管理新闻管理农民，我们国家的前途在哪个地方呢？”
　　在新的一年里，谢朝平希望能如愿把《大迁徙》出版了，算是了却一桩心愿，目前正跟几家出版社商谈。领导们希望能把停刊多年的纪实文学杂志复刊，他也认为这是个“有前途的事”。他给网站的记者们讲采访写作，每天的工作从早上六七点钟，到晚上六七点。他觉着日子过成这样，挺充实。“就像农民种地，种习惯了就离不开的。”谢朝平说。
　　按照谢朝平原来的计划，他写完《大迁徙》，就该好好休息，四处云游安度晚年了。“渭南书案”是一个劫，他一下觉得有好多事情要做。退休计划看来也得往后推迟了。
　　他像个毫不吝惜气力的年轻人，每日风风火火，还张罗招呼着老朋友们一起干，把杂志做起来。朋友们摇摇头：我们老啦，谁55岁还有你那个雄心壮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