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一直固执地认定，缝纫机是会唱歌的。
　　生产队时期，我们兄妹五个相继降临人间，母亲无法出工，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和刁难。母亲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后来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剪缝衣服，于是生产队给母亲指派了新的任务——为全队队员缝缝补补。
　　土地承包到户时，年事渐高的爷爷奶奶停止了长期漂泊，从淮北回到了家乡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我们家分到了八口人的田，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农活还主要得靠母亲。有一次割下的稻子经了雨，“死猫肉”般沉。母亲挑着稻捆子迈过一个缺口时，不慎一脚踏空，被压在了缺口中。我当时没啥力气，费了好大劲才把母亲拉起来，母亲用手扶着腰，硬撑着又将稻捆子上了肩。还有一次，稻子晒干之后要入仓，母亲用笆斗一趟趟扛回。我只能负责将稻子装进笆斗并协助母亲将笆斗送上肩，一不小心，笆斗一滑，母亲的肩膀被蹭下了一大块皮，鲜血立刻濡湿了衬衫……后来，母亲就想出和几家邻居“换工”的办法——常年为他们一家老小免费做衣服，换得农忙时他们的伸手相助。
　　后来，我们兄妹慢慢长大，陆续入学。农闲时，母亲在一个远房舅舅的帮助下，到一个叫牛集的街镇上摆了个“制衣点”， 逢集的上午收回布料，中午赶回来，下午及晚上剪缝成衣，隔天逢集时再由人取走，从中间赚取每件几毛钱的加工费。牛集距我家有十几里路，遇到雨雪便泥濘不堪难以行走，因而母亲走路速度极快，并成了习惯，直到现在我们陪她散步，都难以赶得上她的脚步。母亲是个左撇子，习惯于用左肩背包，因为很多年背包的缘故，她的身子总是习惯性地偏向右边，我们说过她多次，她都无法改变过来。由于母亲待人诚恳，再加上手艺不错，很快便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每次逢集母亲都能收回一大包布料，每个晚上母亲都得在油灯下做衣服，“扎扎扎扎”，而我们兄妹也就着油灯写作业。
　　记忆中，我们家有一个盛煤油的大塑料壶，只要有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挑子经过时，爷爷奶奶就会把油壶蓄得满满的，以备母亲熬夜做衣服用。每次逢集回来，往往已是午后，母亲顾不上喝水吃饭，总是先将收来的钱币整理好，将那些皱皱巴巴的元票、角票捋平，折叠，然后认真地收起来。母亲总是笑吟吟地对我们说：“这些钱攒着，留你们上学用。”说这些话时，母亲也是踌躇满志，显得自信满满。母亲是有机会成为赤脚医生的，可就是因为认不全药名而未能如愿。母亲曾多次坚定地对父亲说：“五个孩子，必须个个读到初中毕业！”母亲没进过校门，吃尽了不识字的苦，所以她宁愿自己再多吃点苦，也不想让我们步她的后尘。不承想，我们兄妹初中毕业时竟相继考取了中专或师范，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这让母亲喜出望外，在村里多了许多自豪的资本。
　　前几年，在接母亲进城时，母亲执意要将缝纫机带上，虽然那时母亲也已年迈，并且两眼昏花，早已不再做衣服了。我知道母亲对缝纫机的感情，什么也没说，就将缝纫机抬上了车。如今，每次看到母亲擦拭着早已不用的缝纫机，看到她老人家对着缝纫机痴痴地发呆，恍惚间，一阵阵歌声飘荡在耳畔。
　　是缝纫机的歌声啊！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