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青年艺术家如伺具备对“当代”的敏感性，而又不失被图像化日益消解的绘画性，是画家在通过艺术创作来观照世界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油画的当代性与绘画性具备着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化审美的双重价值向度。青年艺术家黄震显然思考了当代绘画中如何平衡观念先行与绘画性的关系，即如何完成艺术门类间的拓域与融合，又避免绘画性丧失问题。在此一层面的思考中，其创作呈现出以清晰的绘画语言承载观念的面貌，尤其是表现主义造型语言与德奥系绘画中的装饰色彩整一的融合交汇，达成丰富的视觉效果，令人过目难忘。当然，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席勒的线造型与克里姆特式的平涂色彩对其绘画语言的深刻影响。
　　黄震的绘画有着典型的学院绘画研习特征，但我更为感兴趣的是其作品叙事——恰如一幕幕观念戏剧在上演。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会以“导演”这一身份置换其画家的身份。文学或戏剧性对于绘画艺术的介入，是文艺复兴之前艺术表现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一阶段的绘画中呈现出文本母题对视觉艺术的支配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绘画曾以“绘画性”为圭臬排斥其他门类艺术对其的介入。绘画的独立性日趋明显，形式主义渐成主流，最终在格林伯格手中达到极致而终结。但不能否认的是文本融于绘画后发酵所产生的奇妙魅力也日渐消失，后现代语境中绘画对其他艺术形态的回溯与合和便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戏剧性”的演绎使黄震的绘画与其他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区别开来，也因此，使得黄震在创作形态日趋同质化的当下，获得一个饶有意味的自我路径。对表现主义的深度情感与精神塑造的汲取，成为黄震”戏剧”表现的内在营养，他较为熨帖地将表现主义的精神性语言放置于对当下生活体验的描述中，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审视当代文化中的某些具体表征，再将这些司空见惯的表征予以戏剧化地演绎，向人们呈现出它们荒诞的一面。
　　诚然，每个人的经验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表达的差异。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黄震来说，“是”与”非”、“错”与“对”的政治伦理并非其关心所在。总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物化的批判”构成黄震绘画的思想背景，即如何面对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成就带来的人类主体性的深度消解；如何思考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导致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空虚：如何在纷繁的物质生活中找到有归属感的家园等，成为黄震艺术创作孜孜不倦寻求的答案。
　　黄震的作品以2。"年为界分为两大系列，前一系列以“小丑”为主，后一系列则以“天使”为主。这充满戏剧意味的名称实际体现了黄震创作观念的走向与嬗变。在《小丑》系列中，我们看到颇似十七世纪荷兰绘画中“群像”方式布置的场景，盛装的小丑融于人群，与人共同经历戏剧化的真实与现实化的荒诞，此时面无表情的小丑更像一只清晰的眼审视着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原来爱情就像作品《旅程》中的踩高跷，生活就像《走钢索》未来就像作品《彼岸》中那样遥不可及，等等。这一切是真是幻？在物质的现实中人们无法获得安全感，便只有回过头来在熟悉的经验中寻求。就像黄震所说的“生活在一个拥挤的空间中，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为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视觉感受与物质刺激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心理的危机。在欢乐与忙碌过后，总有人群的疏离感、孤独失落、情感的无所寄托、来自事业和婚姻的压力、对未来的担忧，这样的情绪时不时会在我们虚浮的、短暂的平静欢愉心情上抓上一把，并不会痛彻，江扉，但是伤痕和痛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略带怀旧情结的“戏剧”成为黄震为自己所做的注脚。此一时期，黄震还画了一批孤零零的小丑形象，他们或立于田间或坐在屋顶或伏在案旁，谢幕之后，凄凉顿生。如果我们能从《秋天的黄昏》、《角落》、《稻草人》中小丑落寞、孤寂的眼神中看到自己，也许，我们会恍然大悟艺术家所演绎的也许正是“表演即真实”这一悖论！
　　《天使>系列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黄震作品中延续了那股诗化的忧郁气质，但不同的是他置换了场景与主角，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与背负天使之翼的女孩成为画面的主体，像纪念碑似的矗立于画面正中。在语言上我们也看到画家采取了更加符合其年龄特征的视觉图式，更强调单纯的色彩与平涂的方式，人物造型呈现出卡通化倾向，显然黄震将目光瞄向了自身的成长经验。后工业文明与王具理性对人与物的异化带来的不适感构成画面的氛围，人物与外在世界在视觉上的孤立化与比例反差，很容易把观者带到画面中人物的情绪中来。“将思想存放在隔离的空间，仿佛到了世界的边缘，或者城市的上空，躲进自己的世界，算是当代社会可怜的避世方式，可是现实是无法逃避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不美好而伤心的，所以当脆弱、敏感的神经被触碰的时候，心存希望就是最大的幸福。”黄震如是说。在拜物论逻辑中，人潜移默化地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人可悲地逃避着弗洛姆所界说的自由，又陷入了福柯所阐释的权力惩戒的现实机制，从现象学的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悲悯之心。不难看出，黄震延续了此一脉络的人文主义关怀。黄震画面中的女孩在背负天使之翼的同时也将理想国背在了身上，这一典型的戏剧叙事手法隐喻着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的疏离感，这也成为黄震对当下思考的接入点。美丽而脆弱的女孩与洁白的羽冀成为一种典型的象征意象，此时一幕无声的“独角戏”静穆上演，“天使”以柔软与美丽对抗身边世界的刚硬与物化、以理想与怀旧昭示现实生活的陌生感。如《废弃的游乐场》描绘了城市化进程在创造便捷的生活环境和高速的信息资源的同时，也拆除了许多承载故事的场所。昔日玩乐、欢笑、书写青春故事的地方在城市变迁的脚步下消失得越来越快，而青春过往的记忆却越来越明晰。《彤云天使》中沉醉在自己美梦里的天使与繁华而寂寞的城市形成鲜明反差，对现实中虚浮生活的逃避态度不言自明。
　　从《小丑》到《天使》的嬗变，其实是黄震从观察直陈到介入批判的转换，从而也完成了他从对人生宏观思考到自我经验的微观叙事的悄然转换。在黄震作品戏剧化的铺陈叙事中，荒诞与真实均在演绎中清晰呈现，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也通过自身的体验与认知完成了他作为一名视觉知识分子对公共社会理想的一种完形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