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代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因为这番演讲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收获一筐谴责后，当晚他发微博道歉，表示自己的意思是“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随后，他又到全国妇联机关表示了歉意，并表示要营造男女平等的企业文化。
　　但是，大部分网友表示，不接受俞敏洪的道歉。在曾经的一个个清晨与深夜，我们在图书馆、在宿舍走廊一遍遍啃着红色封面的单词书。那时候，新东方承载的是学子们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与探索。这样一个教育机构的创始人、一个奋斗经历被拍成电影的名人，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匪夷所思的是，在“全网讨伐”的同时，也有一些支持俞敏洪的声音。有人认为，“一片整齐划一的口诛笔伐之声”其实是“全网以diss俞先生为政治正确”。当当网CEO李国庆说，“老俞不用向女性道歉，因为他观点恰恰证明他是女权论”。
　　为性别平等发声和所谓的“政治正确”有什么关系呢？而李国庆的“女权论”更是不值一驳。这些论调和俞敏洪的话一样刺耳，一样流露出深刻的性别成见。足见世上不只一个俞敏洪。
　　俞敏洪有意无意地把女性定义为家庭责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承担者。翻检俞敏洪的人生轨迹，有一部分证伪了这个命题。俞敏洪与民办学校“东方大学”合作办培训班时，他的妻子杨桂青也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负责培训班的相关工作。连《GRE词汇精选》的词条，都是杨桂青一张张誊写的。可以说，妻子既是他的“家庭合伙人”，也是他的“事业合伙人”。
　　反过来看，俞敏洪的说法，其实也否定了男性的育儿责任与自我意志。刻意贬低某种性别，或刻意抬高某种性别，危害的都是整个社会多元与和谐的基础。比如，若女性在教育、工作方面无法被平等对待，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择偶时就可能对配偶经济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不恰恰是俞敏洪极力反对的吗？
　　更何况，女性的社会角色不只是母亲或妻子，家庭更不是女性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路径。中国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女性为社会运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何泽慧、屠呦呦、张弥曼，她们最为人所知的成就都不是“做母亲”;宋庆龄、邓颖超、吴仪，她们没有当母亲，有的甚至没有选择婚姻，但毫不妨碍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个调皮的小女孩都听过“女孩子要斯文”之类的规劝，每个脆弱的小男孩也都得到过“男子汉不能哭”之类的训诫。严格定义的性别角色，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种消极限制。吸纳两性中共同的优秀品质，才能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完整之人”，男人可以細腻，女人也可以勇毅。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反省一下：给女孩送礼物，是不是会想起毛绒玩具和洋娃娃？给男孩送礼物，是不是更容易想到乐高和遥控车？对此，我们必须警觉，不能任由我们心中的“俞敏洪”继续塑造一代又一代的男性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