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在散文领域拓耕多年，从反映巴丹吉林生活的《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到描写故乡“南太行”的《生死故乡》，再到《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和《历史的乡愁》，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异质性。从风格而论，杨献平的写作首先表现出情与思、理与趣的交融，既有炽烈的情感，又有深度的哲思，兼具个人的独特趣味;在艺术表达上，他极为重视叙事在文本中的作用，以故事为情感赋形，将饱满的热情创造的和感悟到的驳杂生活经验与对历史和当下的审视交融在一起，使作品节奏跳跃，格调沉郁，叙述平实，在思辨力和感染力之外又极具可读性。
　　边地精神的双重建构
　　在杨献平迄今为止的文学地理学中，巴丹吉林和南太行都有着精神家园的性质，都寓寄着他的乡愁。南太行是他从小长大并走向世界的地方，而巴丹吉林则是他曾经服役部队的驻地。对于杨献平而言，这里是边地也是边塞，因此关于巴丹吉林的书写呈现出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瀚海风沙、金戈铁马的边塞风格。他从两个方面来完成自己对巴丹吉林的文学建构：一是在当下和历史两个时间纬度上建立坐标;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呈现地域的文化精神。
　　对比故乡南太行，杨献平似乎更喜欢巴丹吉林。他说：“在我心里，巴丹吉林沙漠已不是一个地域，而是与我同气连枝的人，是可以安心的故乡、可以心神摇荡的女神，或一个梦和另一个梦的中间部分。”这还不算，热爱的情感甚至形成了某种道德标准：“很多异地人说，沙漠太艰苦了，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听了这话，我从心里排斥，甚至以为这一种说法对我也带有侮辱的性质。”（《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他的态度并不是从回忆中钩沉来的，而是基于生活现场的感受。在他的日常经验中，沙漠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风景和风物是最重要的文化表征。他在几乎每一篇作品中都反复描摹自然之物，通过与景物的对视确立个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郁达夫曾总结现代散文的特征，其中第三个特征，现代散文“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他基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近三十年来的散文作品文本的观察，而得出的关于现代散文的意见是高屋建瓴的。以之衡量杨献平的写作，他恰将人放置在自然中加以考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精神和人性，看到世道人心。在《牧驼人与骆驼刺》中，残酷的环境锻造了骆驼刺顽强的生命力，弱小的人类是因为与之有着相类的精神风骨才得以在广袤的沙海中生存，通篇充满对生命的悲悯和抚慰之情。
　　在历史的纬度上，杨献平将边地与中原、人与自然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统合在文本中，他的作品因而拥有那些以超验的想象为主体的感性文本不具备的知识性，从而形成由内而外的迸发力，为巴丹吉林甚至整个西北边地营造出丰盈的精神质感。《无尽的敦煌》和《历史上的金昌》，前者开头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上寻找敦煌建城的根据：“敦煌这个地方，它的诞生当然是自然之功，是上天在设置死亡之沙漠的时候，特意为人设置的一线生机。”此后梳理汉唐史料和掌故，并代入个人情感使敦煌有了温度;后者对金昌地方史的梳理并不拘泥于单独的一地，而延及整个丝绸之路并连带勾勒匈奴史，从李希霍芬的命名权到《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李陵降匈奴的记载，莫不透着冥冥的玄机，而这背后则是作者广阅博学的功夫和视野。
　　反望故乡与自我的在场
　　书写故乡是杨献平对自我的一个重大命题，但他却使用了一个批判性的反思视角。杨献平原籍河北邢台沙河，“南太行”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地名，而是故乡所在的太行山南麓的泛指，作者倾力在笔下“打造”这一地理概念，一个前提是他的故鄉在整个冀南山区是有代表性的。与那些动辄做歌咏姿态的写作不同，我们常在杨献平的文章中看到他对故乡的不满意或不满足，从中透出他的无奈：“对于故乡，具体说是太行山乡村，我命名并一再书写的南太行乡域，我总是不满多于满意。这些年来，一个在外的人，最渴望是看到故乡的逐渐开放，尤其是思想、思维和行事作为上，比如纠正掉窝里斗、欺弱怕强、媚官媚富的劣根性，因地制宜地做好新农村的建设。这里面，绝不仅仅是年平均收入、楼房遍地、道路硬化这些硬件的改变，重要的是人文，即乡村人的文明素养的提高。”（《中年的乡愁》）不用说，他的渴望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从遥远的边地回望故乡，那种愁怨与渴望，就像雾水一样，时时弥散、蒸腾，让他的内心和灵魂不得安宁。
　　传统乡村伦理的衰变是令作者对故乡最不满意的情状。在商品化、全球化、信息化日甚的时代，中国持之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伦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男女、乡闾的伦理秩序以及忠贞、节义、忠诚、敦厚等乡村传统礼崩乐坏。与之相对的，是每一个置身于乡村的“当事者”，他们的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搅进了“不备的无措”中。在散文集《生死故乡》里，作者以冷静、深邃、自然的笔调和内敛朴实、微言大义的笔法，书写回乡所见的诸多无序和错乱，写乡人的不如意，为生计奔波，为男女之事焦灼和费尽心机，或坚韧执着，或听天由命;或为恪守一种传统，或为现实富贵，用一种无意识的生存本能，极力彰显生命的崇高和为命运而奋斗的荣耀。人性的幽微、生命的厄难、现实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充斥其间。
　　虽然将“南太行”这样一个颇具宏大色彩的命名给了自己的家乡，但故乡已是异乡，从这个意义上，巴丹吉林和南太行并无本质的区别，这也难怪杨献平的文字中流溢着心灵无定的漂泊感。无论是客居的巴丹吉林还是成都，抑或已成异乡的故乡，已然远去的历史，只成为想象里的去所，是作者情感逃离的场域。杨献平并不能仅从离场的意识中获得意义，他仍然需要从日常中获得在场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身体及其感觉的重视，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抒写，其中主要是两性间的情感与爱欲，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延续。除了前述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乏对视觉观察的呈现外，他对身体的内在感觉极度敏锐，在《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他写成长、睡眠、洗浴、独处、生病时的身体感受，有着无以复加的细腻描写。而在《西双版纳：隐秘的或散乱的》《若有若无》等作品中，现代社会生活激活的人的本能欲望隐约其间，作者并非持赞同的立场，而将隐秘的另类情感作为主体意识的显现来书写。散文的发达首先源于人的解放，在当下的时代，中国人个体生活的丰富性达到历史的顶峰，散文的内容拓展也显而易见。人对自我在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的确认，以及自由的表达权利，无疑是散文勃兴的基础。
　　与其他体裁相比，作为以自由度极大的情感和精神为梁柱的文体，散文向来以没有规范为最大的缺陷——但这又何尝不是优势？事实上规范性只是不便言明，它并不缺失于读者的心中。坊间向以真实性和真情实感作为评价散文的两个基础要素，在杨献平这里，真实性建立在坚实而绵密的经验和知识体系上，情感则从对故乡、边地、历史和自我的多向度体验中而来，这两方面使他的写作表现出在当下散文现场并不多见的宽度。
　　（桫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广东省作协特聘网络文学评论专家。）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