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编辑王瑞琴挤满图书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各版本《哈利·波特》系列，沙发背后，《哈利·波特》电影的各式海报以及“级长包厢”“凤凰社包厢”等9又3/4站台专用卡纸几乎钉满了信息墙。这位一手把《哈利·波特》引进中国的编辑直言自己就是“哈迷”，即便如今她已经70岁了。
　　2000年10月，中国读者第一次认识了那个头上有道闪电形疤痕的男孩。二十年过去了，初代的小读者早已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大部分已经为人父母，但那个恢弘的魔法世界始终守护着许多人心中的童真。去年是《哈利·波特》引进中国20周年，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能想象吗？哈利·波特已经40岁了，而我还在等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 人文社在多个城市举办的庆祝《哈利·波特》二十周年读者分享活动，挤满了从80后到00后各年龄层的读者，很多人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穿着巫师长袍来参加活动。
　　伴随一代人成长，给予他们勇气与爱的哈利·波特在20年后“魔力”仍然不减。当年，在《哈利·波特》引进的过程中，却没少遭遇挫折和质疑。在这背后，托住这套书的，是如今70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其麾下的编辑们。

谁是罗琳？

　　故事还得回到1999年年底。坐在刚刚成立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负责人王瑞琴压力有点大。这个编辑部是时任社长聂震宁在那个人们普遍轻视儿童文学的时代，为了拓宽思路应对市场化大潮而成立的，王瑞琴自己也早就想做点新东西出来。平台搭起来了，到哪去找好的有沖击力的选题？王瑞琴天天琢磨的都是这件事。
　　人文社有个大阅览室，王瑞琴一有空就去翻阅英文、法文杂志找思路。有一阵子，她注意欧洲的杂志版面上到处都是一个叫J.K.罗琳的女作家照片。那时，《哈利·波特》已经在英、美等国出版了前三卷，风靡欧美。1999年年底，正值《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的宣传期，一张罗琳在国王十字车站前的宣传照几乎出现在所有欧洲杂志的版面上，王瑞琴感到非常神奇，“J.K.罗琳是谁？”
　　当时外国文学编辑部有一台286电脑，王瑞琴让年轻编辑到尚处萌芽期的互联网上去寻找资料，她自己整理杂志上的信息。经过细致调研，王瑞琴认定，《哈利·波特》就是她正在寻找的有冲击力的好选题。向社长聂震宁汇报后，聂震宁决定全力支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去找这个人？
　　1999年的互联网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台286电脑穷尽所能，也没给出王瑞琴想要的答案。“必须找到！”王瑞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我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一定要弄来这部书。”她和编辑室里的年轻人四处打听，终于从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记者那里得到了J.K.罗琳当时的代理人克里斯托弗·利特（Christopher Little）的联系方式。王瑞琴半开玩笑地对那位记者说：“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
　　2000年初，中国尚未入世，即便如人文社这般量级的国内出版社，在西方代理人眼中也是陌生的。当年2月，与利特成功取得联系后，人文社为了打动英方，特意发去了长达几十页的传真，详细概述了人文社50年来在中外文学图书出版方面的辉煌业绩。
　　此时，有另外几家国内出版社也发现了《哈利·波特》，与人文社展开了激烈的版权竞购。在预付金上，王瑞琴报了一个当时出版界眼中的天价——每本书1万美元。为了这个价格，人文社相关领导在报价的当天中午还特意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最终仍然决定给予支持。
　　和对方谈版税时，王瑞琴采取了阶梯式递增报价，1册到1万册付一定的版税，1万到10万版税稍有增加，一直报到100万册以上。人文社时任社长聂震宁看过报价后说：“要是真能发到100万册，给多少钱都值了。”王瑞琴回忆：“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到100万，但我要给罗琳和她的代理人一个感觉，我们有信心发到100万。”
　　版税谈妥后，罗琳的代理人往人文社打了一个电话，只问一个问题：三本书能印50万册吗？王瑞琴咬了咬牙，马上回答：“能。”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一本书如果印1万册就已经是不俗的成绩了。

　　正在紧锣密鼓争取版权的当口，王瑞琴却也收到了很多质疑和提醒。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1999年又正值某些邪教组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相当多负面影响，很多人担心《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元素会出问题。后来，一位王瑞琴找到的翻译在看了样书后也担心地对她说：“这里面都是魔法呀，我是老党员，你可别让我犯错误，以后有小猫小狗的童书你再找我吧。”
　　但王瑞琴对于这些始终没有担忧。她认为，魔法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常见的元素，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哈利·波特》真正要表达的主题是爱、友谊和勇气，这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追求的价值观。
　　人文社时任社长聂震宁也和王瑞琴持同样的观点，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她引进《哈利·波特》，连“你再考虑考虑”这样的话都没有说过。还给王瑞琴定下了时间表，9月出版，10月上市，一旦拿到样书必须快马加鞭地翻译。

选择比能力重要得多

　　2000年4月，人文社终于收到利特寄来的《哈利·波特》（1-3）样书，尽管还没签合同，为了能赶上10月黄金购书期，王瑞琴马上选人着手翻译。这时，参与竞争版权的另一家出版社放出消息，即将与罗琳签约。王瑞琴不相信对方的消息，但心里也打鼓，担心如果自己这边翻译完了，合同没签下来可怎么办？聂震宁给她吃了定心丸：继续翻译，无论出版与否，翻译费照付。 　　王瑞琴找来她最熟悉并且信任的几位译者接手，分别是老翻译家曹苏玲、人文社翻译马爱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马爱新和新华社的老译者郑须弥。曹苏玲是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女儿，她翻译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前八章，后因身体原因不得不退出翻译队伍，由马爱农接手，经二人同意，第一部书的译者署名为苏农。
　　曹苏玲翻译的前八章为整个小说的翻譯风格奠定了基础，“丽痕书店”“翻倒巷”“对角巷”“古灵阁”“女贞路4号”……这些灵动又传神的名称都出自她的手笔。马爱农接手后，很快被故事强大的想象力折服，她和妹妹马爱新边翻译边把翻好的章节给家人阅读，书还没翻译完，马爱农的父母、姑姑已经都成了“哈迷”。后来，由于对魔法世界的热爱和“哈迷”们的喜爱，马爱农和马爱新成为《哈利·波特》系列最主要的译者。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在王瑞琴眼中，第一版翻译留有一些遗憾。例如在第一部书中，哈利住在楼梯下的储物间里，但当时谁也没去过英国，既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没见过那样的房屋格局，于是把楼梯下的储物间翻译成了“碗橱”。还有哈利的出生地“戈德里克山谷”，是用格兰芬多学院创始人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名字命名的，但当时后面几部还没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伏笔，就翻译成了“高锥克山谷”。这些疏漏再版的时候都修订了过来。
　　2000年8月底，人文社正式收到了罗琳签名的协议书，王瑞琴正式拿下了《哈利·波特》的中文版权。10月6日，《哈利·波特》前三册在王府井书店举行首发仪式。当时，同年7月《哈利·波特4》在英国和美国首发时数十万读者午夜排队购书的消息已经传回国内，国内的读者正对这部神秘的作品翘首以待。首发当天，很多孩子从清晨五六点就开始在书店门口排队。首发日的第一个小时，王府井书店就卖出了2500册。在之后的二十年间，这部迄今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畅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000万册，码洋超过20亿。
　　《哈利·波特》不仅在人文社，更在整个中国出版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从那时起，各个出版社都开始注重引进新书版权，之后的国际书展上，到处都是中国出版人的身影。
　　如今，《哈利·波特》早已远远超越图书本身，晋升为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一种精神认同。而王瑞琴已于2011年在人文社旗下成立了工作室，主要做《哈利·波特》的版权维护、罗琳新书版权引进等项目。她工作室里的年轻人都是“哈迷”，每次出去参加活动，大家都穿上霍格沃兹校服，带上“魔杖”。尽管还没人收到录取通知，但大家都给自己分配了学院。同事们觉得王瑞琴很有智慧，一定属于拉文克劳学院，但王瑞琴不同意，尽管她在网上答题测试完确实被分到拉文克劳，但她坚持认为，自己一定属于代表勇气的格兰芬多，因为她相信霍格沃茨校长邓布利多的那句话：“表现我们真正自我的是我们的选择，选择比我们的能力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