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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这场目前还不曾见底的全球经济衰退，给各国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解释为政府监管不严，我不这么认为。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贷款者要把钱贷给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的人？还可以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世界第一大国会有那么多人经济状况如此恶劣？
经济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经济运行考量中，不能忘记了人，或仅仅把人视为经济人。在人身上，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相互影响。
两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的《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从一个全新的，但又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视角来审视美国经济，并对当时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他问道：“我们当代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 回答是：“最需要的是新思路，最需要的是那些理解经济学人们公正的声音，最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激情。”他引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激情”：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故事：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使他们不能弯过手臂把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下滑绝不是经济运行一朝一夕的结果，它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贫富差距扩大与缩小贯穿美国二十世纪，也伴随美国经济的起伏和动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迪克逊·韦克特评论道：“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就是我们后边将要讨论的罗斯福的政策和措施。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曾经担任凯尔纳投资公司总裁的理查德·比特纳在其《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中试图描述错误出在哪里，他把那些借款人描述为“信用状况一塌糊涂，收入微薄，工作时有时无，没有租房史，也没有储蓄维持生活”。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银行把钱贷给这样一些人显然是不可行的，政府监管也是不得力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要问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穷人，或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克鲁格曼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富人面对的税收不仅高于二十年代，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是很低的。在罗斯福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随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所得税率达到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一九二九年的不到14%上升到一九五五年的45%以上。美国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成了最大受益者。克鲁格曼是这样评价“新政”政策的，“‘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战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按当前的物价折算，从二点二万美元提高到四点四万美元，相当于2.7%的增长率。各群体的收入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速度，延续了“大压缩”时期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状态。“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生产力，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曾因没有有效处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责难的前美国总统胡佛后来说：“当我们充分理解了二十世纪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够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问题出在整个分配体制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加拿大一些省份陷入财政困境，一些省级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来确保法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一些工业欠发达省份根本就没有能力提供与发达省份相同的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于是，欠发达省份只好求助于联邦政府。为了帮助这些省份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建立了处理各省关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些小城镇开展听证活动，广泛听取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见，根据人们的意见，该委员会建立在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协调基金，对那些没有能力为本省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省份给予财政援助。这是加拿大最早的均等化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均等化措施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联邦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建立了财政均等化项目。一九八二年将其纳入宪法。加拿大既是世界上实施均等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和典型的事实均等化政策的国家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新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开始。不过，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政策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做的努力是不够的，一九三二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上台不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自从罗斯福时期，其他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都把社会安全网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政府还着手为数十万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些美国人受雇于筑坝、修路、修缮公共建筑，以及为乡村社区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电力系统等庞大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为相当多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风险。约翰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完善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其中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公共住宅（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付得起的住宅），等等。
经济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经济运行考量中，不能忘记了人，或仅仅把人视为经济人。在人身上，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相互影响。
两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的《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从一个全新的，但又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视角来审视美国经济，并对当时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他问道：“我们当代经济最需要的是什么？” 回答是：“最需要的是新思路，最需要的是那些理解经济学人们公正的声音，最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激情。”他引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激情”：
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故事：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使他们不能弯过手臂把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下滑绝不是经济运行一朝一夕的结果，它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贫富差距扩大与缩小贯穿美国二十世纪，也伴随美国经济的起伏和动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迪克逊·韦克特评论道：“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就是我们后边将要讨论的罗斯福的政策和措施。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曾经担任凯尔纳投资公司总裁的理查德·比特纳在其《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中试图描述错误出在哪里，他把那些借款人描述为“信用状况一塌糊涂，收入微薄，工作时有时无，没有租房史，也没有储蓄维持生活”。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银行把钱贷给这样一些人显然是不可行的，政府监管也是不得力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要问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穷人，或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克鲁格曼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富人面对的税收不仅高于二十年代，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是很低的。在罗斯福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伴随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所得税率达到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一九二九年的不到14%上升到一九五五年的45%以上。美国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成了最大受益者。克鲁格曼是这样评价“新政”政策的，“‘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战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按当前的物价折算，从二点二万美元提高到四点四万美元，相当于2.7%的增长率。各群体的收入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速度，延续了“大压缩”时期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状态。“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生产力，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曾因没有有效处理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责难的前美国总统胡佛后来说：“当我们充分理解了二十世纪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够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问题出在整个分配体制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加拿大一些省份陷入财政困境，一些省级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来确保法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一些工业欠发达省份根本就没有能力提供与发达省份相同的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于是，欠发达省份只好求助于联邦政府。为了帮助这些省份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建立了处理各省关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便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些小城镇开展听证活动，广泛听取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见，根据人们的意见，该委员会建立在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协调基金，对那些没有能力为本省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省份给予财政援助。这是加拿大最早的均等化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均等化措施越来越正规化、制度化，联邦政府在一九五七年建立了财政均等化项目。一九八二年将其纳入宪法。加拿大既是世界上实施均等化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和典型的事实均等化政策的国家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若干国家开始建立公共福利制度，以应对由于工业革命进程加深引发的新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穷等。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开始。不过，这个制度在美国启动很晚。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蓬勃发展，每个人都不担心没有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美国地广人稀，也可以得到一份农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美国政府没有感到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压力和必要。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这种信念。由于银行和企业破产，有史以来，美国人感受失去工作的痛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胡佛认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保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他主张政府对企业不加任何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经济状况便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胡佛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为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提供救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胡佛政策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引起大多数美国公众的不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胡佛为克服大萧条所做的努力是不够的，一九三二年，美国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上台不几天，便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社会复兴和改革的立法提案。国会几乎批准了罗斯福提出的所有措施。大萧条时期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其中之一，社会保障却成为延续至今的制度。自从罗斯福时期，其他美国总统，特别是约翰逊，都把社会安全网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政府还着手为数十万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些美国人受雇于筑坝、修路、修缮公共建筑，以及为乡村社区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电力系统等庞大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为相当多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社会风险。约翰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完善了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其中包括医疗卫生、食品、公共住宅（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付得起的住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