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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的作者。
我是一个很“轴”的人
严歌苓喜欢写女人，她说女人更感性，情感世界复杂多变，写起来更过瘾。
严歌苓笔下的女人情感热烈，甚至有点“轴”似的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全国热播的两部电视剧《小姨多鹤》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均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
小说《小姨多鹤》的轰动，源于这个叫多鹤的日本女人超乎寻常的爱与善良，固执、隐忍而真实。“这是我20多年前听来的故事，一直耿耿于怀，始终放不下才有了这部作品。我之所以要写战争中的女人，是因为我是反战主义者，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就是女人。”严歌苓说。在另一部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以自己母亲为原型创作了田苏菲一角。田苏菲追求起爱情来简单、粗糙，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女兵对爱情“哼哧哼哧”地爱着。
“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悲剧，就是很多女人对待爱情总要做到120％，那20％让接受爱的人永远还不清。她的乐趣，也在于让你永远欠着她的情分。”严歌苓希望小说中的这一点反思，能让现实中的女人不断调整自己。
在采访中，严歌苓曾反问道“我写的女人，尽管对爱情很‘轴’，但你没觉得她们也很自然、很缺乏‘概念’吗?
“城市里人的脑袋，被概念弄得很脏。所以我喜欢创作出来的女性，比较缺乏知识分子强加在她们行为上的一些概念，活得更纯粹，自然。”有人说，外表柔弱的严歌苓，内心强大，她将生活中无处安放的情愫，通通释放在作品中。
“生活中，我其实也是很‘轴’的一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挺随和。”严歌苓浅浅一笑，她说自己理解的“轴”就是很执著地去做一件事，比如对待朋友的承诺、对待写作抑或对待做菜。
“每天铁打不动的创作时间必须保证，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家人做菜。很多人说、你又不缺钱，干吗不出去吃，非要自己做呢。但我不喜欢失控，为了家人健康，为了这种家庭团聚的仪式，我认准了就一定会坚持。”严歌苓说。
婚姻总该欠一点点
30岁那年，严歌苓从零开始学英语，在美国做过保姆、当过餐厅服务员。在别人看来，严歌苓是在自讨苦吃，可她说，只有这样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
那时，严歌苓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8年感情结束后，她想到了出国，“只有出国才能获得新生，不会触景生情地回忆过去”。如今再次谈起，严歌苓眼中依然有些伤感，“我的第一次婚姻开始得很早，和我的青春紧紧地重合在一起。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即使现在想起这段婚姻都很怀旧，我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走出来，摆脱这段回忆”，严歌苓说，刚去美国时她渴望进入一种新生活，更像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整合。
幸运的是，严歌苓在美国再次收获爱情，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一位美国外交官。因为丈夫工作的特殊性，这些年严歌苓随丈夫驻过非洲，台北。现在，他们在德国生活。
“我老公身上有很多优点，很难得的一个男人。但因为他是外国人，我们最初沟通上会有障碍。”严歌苓笑着讲起来，“他嘴巴很甜很会哄人，一直叫我‘亲爱的’，但是表达爱的方式会不同。比如我要是拿着一个箱子，他会问你提得动吗?如果我说能拿动，他就会尊重我的意见，不管了。刚开始我很不习惯，中国女人就会认为，这还用问吗，你应该直接接过去。”
这段近20年的跨国婚姻，让严歌苓有所改变，她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独立，经常表现得很有力量。“要对自己有要求，做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不要觉得不成熟是种美，任性胡闹解决不了夫妻间的问题。”严歌苓觉得，这一次婚姻，她才真正“活”明白了。
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更何况嫁个文化背景不同的美国人。严歌苓说，现在她和丈夫经常沟通，晚上他们会“围炉夜话”，边喝红酒边说说白天发生过的故事，或者给他讲讲有关创作的灵感。
严歌苓觉得，现在她和丈夫互相了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还有一点点不了解，那就是作为男人和女人两种文化中肯定存在、也最有趣的那部分，“婚姻太理想了，肯定很薄弱，也很乏味。我觉得，总该欠缺一点点满足，一点点沟通，没办法做到100％。”
从容生活也需要“过瘾”
严歌苓的女儿，现在已经6岁，在德国一所学校上学前班。女儿并非严歌苓亲生，是她从安徽马鞍山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几年前严歌苓曾说，她不会隐瞒孩子的身世，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她。如今再次提及，严歌苓说，去年夏天她已经对女儿非常委婉地说出了那个“秘密”。
“妈妈，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每个孩子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严歌苓觉得，女儿已经过了不懂事的年纪，如果年龄再大说出真相，又显得有些生硬。所以，去年当女儿又发疑问时，严歌苓告诉了女儿的身世。
对于“男孩穷养，女孩要富养”的说法，严歌苓很是认同。严歌苓说，父亲是个作家，会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小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反而让她对物欲没有太多追求。严歌苓觉得，女儿很像她，从小不但听话懂事，而且占有欲很小。
每天早上，严歌苓送走女儿，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写作，看书，欣赏电影、逛博物馆，遛狗、和朋友聊天、布置家、去超市、为家人准备晚餐……
严歌苓曾在“博客”中写道“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就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正是这种瘾，让严歌苓感受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
寻求突破不只是在创作中，严歌苓同样喜欢有创意的生活。
在随外交官丈夫驻非洲、台北后，这一站，她和丈夫、养女去了德国。初到德国，虽然外交官的公寓、室内家具都无法调换，但她把欧洲抽象派大师的藏画布置起来，让家更有艺术气息，还会把各种着色的玻璃艺术品，从非洲带来的石雕、木雕，摆在合适的空间。
严歌苓喜欢做创意菜，她说自己有点小天赋，但她绝不会纠结在每种调料的配比分量上，因为她每次做菜都会有改变，让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感受到新鲜和乐趣。
有人说，严歌苓留给人们的形象永远是从容，淡定般的优雅。严歌苓说“这源自一种精神上而非物质化的生活，更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读书，这会让一个女人更有修养，自我陶醉在幸福中。”
编辑 张秀格
我是一个很“轴”的人
严歌苓喜欢写女人，她说女人更感性，情感世界复杂多变，写起来更过瘾。
严歌苓笔下的女人情感热烈，甚至有点“轴”似的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全国热播的两部电视剧《小姨多鹤》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均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
小说《小姨多鹤》的轰动，源于这个叫多鹤的日本女人超乎寻常的爱与善良，固执、隐忍而真实。“这是我20多年前听来的故事，一直耿耿于怀，始终放不下才有了这部作品。我之所以要写战争中的女人，是因为我是反战主义者，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就是女人。”严歌苓说。在另一部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苓以自己母亲为原型创作了田苏菲一角。田苏菲追求起爱情来简单、粗糙，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女兵对爱情“哼哧哼哧”地爱着。
“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悲剧，就是很多女人对待爱情总要做到120％，那20％让接受爱的人永远还不清。她的乐趣，也在于让你永远欠着她的情分。”严歌苓希望小说中的这一点反思，能让现实中的女人不断调整自己。
在采访中，严歌苓曾反问道“我写的女人，尽管对爱情很‘轴’，但你没觉得她们也很自然、很缺乏‘概念’吗?
“城市里人的脑袋，被概念弄得很脏。所以我喜欢创作出来的女性，比较缺乏知识分子强加在她们行为上的一些概念，活得更纯粹，自然。”有人说，外表柔弱的严歌苓，内心强大，她将生活中无处安放的情愫，通通释放在作品中。
“生活中，我其实也是很‘轴’的一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挺随和。”严歌苓浅浅一笑，她说自己理解的“轴”就是很执著地去做一件事，比如对待朋友的承诺、对待写作抑或对待做菜。
“每天铁打不动的创作时间必须保证，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家人做菜。很多人说、你又不缺钱，干吗不出去吃，非要自己做呢。但我不喜欢失控，为了家人健康，为了这种家庭团聚的仪式，我认准了就一定会坚持。”严歌苓说。
婚姻总该欠一点点
30岁那年，严歌苓从零开始学英语，在美国做过保姆、当过餐厅服务员。在别人看来，严歌苓是在自讨苦吃，可她说，只有这样才能从痛苦中走出来。
那时，严歌苓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8年感情结束后，她想到了出国，“只有出国才能获得新生，不会触景生情地回忆过去”。如今再次谈起，严歌苓眼中依然有些伤感，“我的第一次婚姻开始得很早，和我的青春紧紧地重合在一起。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即使现在想起这段婚姻都很怀旧，我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走出来，摆脱这段回忆”，严歌苓说，刚去美国时她渴望进入一种新生活，更像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整合。
幸运的是，严歌苓在美国再次收获爱情，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一位美国外交官。因为丈夫工作的特殊性，这些年严歌苓随丈夫驻过非洲，台北。现在，他们在德国生活。
“我老公身上有很多优点，很难得的一个男人。但因为他是外国人，我们最初沟通上会有障碍。”严歌苓笑着讲起来，“他嘴巴很甜很会哄人，一直叫我‘亲爱的’，但是表达爱的方式会不同。比如我要是拿着一个箱子，他会问你提得动吗?如果我说能拿动，他就会尊重我的意见，不管了。刚开始我很不习惯，中国女人就会认为，这还用问吗，你应该直接接过去。”
这段近20年的跨国婚姻，让严歌苓有所改变，她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独立，经常表现得很有力量。“要对自己有要求，做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不要觉得不成熟是种美，任性胡闹解决不了夫妻间的问题。”严歌苓觉得，这一次婚姻，她才真正“活”明白了。
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更何况嫁个文化背景不同的美国人。严歌苓说，现在她和丈夫经常沟通，晚上他们会“围炉夜话”，边喝红酒边说说白天发生过的故事，或者给他讲讲有关创作的灵感。
严歌苓觉得，现在她和丈夫互相了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还有一点点不了解，那就是作为男人和女人两种文化中肯定存在、也最有趣的那部分，“婚姻太理想了，肯定很薄弱，也很乏味。我觉得，总该欠缺一点点满足，一点点沟通，没办法做到100％。”
从容生活也需要“过瘾”
严歌苓的女儿，现在已经6岁，在德国一所学校上学前班。女儿并非严歌苓亲生，是她从安徽马鞍山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几年前严歌苓曾说，她不会隐瞒孩子的身世，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她。如今再次提及，严歌苓说，去年夏天她已经对女儿非常委婉地说出了那个“秘密”。
“妈妈，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每个孩子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严歌苓觉得，女儿已经过了不懂事的年纪，如果年龄再大说出真相，又显得有些生硬。所以，去年当女儿又发疑问时，严歌苓告诉了女儿的身世。
对于“男孩穷养，女孩要富养”的说法，严歌苓很是认同。严歌苓说，父亲是个作家，会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小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反而让她对物欲没有太多追求。严歌苓觉得，女儿很像她，从小不但听话懂事，而且占有欲很小。
每天早上，严歌苓送走女儿，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写作，看书，欣赏电影、逛博物馆，遛狗、和朋友聊天、布置家、去超市、为家人准备晚餐……
严歌苓曾在“博客”中写道“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就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正是这种瘾，让严歌苓感受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
寻求突破不只是在创作中，严歌苓同样喜欢有创意的生活。
在随外交官丈夫驻非洲、台北后，这一站，她和丈夫、养女去了德国。初到德国，虽然外交官的公寓、室内家具都无法调换，但她把欧洲抽象派大师的藏画布置起来，让家更有艺术气息，还会把各种着色的玻璃艺术品，从非洲带来的石雕、木雕，摆在合适的空间。
严歌苓喜欢做创意菜，她说自己有点小天赋，但她绝不会纠结在每种调料的配比分量上，因为她每次做菜都会有改变，让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感受到新鲜和乐趣。
有人说，严歌苓留给人们的形象永远是从容，淡定般的优雅。严歌苓说“这源自一种精神上而非物质化的生活，更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读书，这会让一个女人更有修养，自我陶醉在幸福中。”
编辑 张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