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哪些中国城市将成为在家办公新模式的先锋呢？中国金融中心香港、上海，以及那些拥有中央商务区，依赖数十万名金融、物流、保险、法律以及其他白领职位员工聚集的城市。
　　一位香港银行业者表示，他将延长自己的海外假期，因为他可以利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在任何地方工作。其他人则表示，他们会利用这段通常用于宴请客户的时间来清算积压已久的差旅费。一位人士称，他已经把重点转移到了东南亚的生意上。
　　“没人要开会，我的日程安排很空，”企业顾问杰弗里·博埃克（Jeffrey Broer）称，“有人向我发邮件询问：‘我们能否在2月份见面？’。”
　　对于员工来说，最令人不安的因素之一就是病毒疫情快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导致企业指令每天发生变化。
　　迪科·马姆查斯韦利（Tiko Mamuchashvili）是北京凯悦酒店的高级活动策划人，她原本要在上周五上班，但是被通知假期延长到2月3日，随后又被通知在家办公两天。几天后，这一指令又延长到了2月10日。她每天早上都必须向其部门报告行踪，是否在发烧。
　　“通常来说，节后上班会有些不适应，但是这次接到临时通知在家办公让人感觉更加不不同寻常，”她说，“基本上，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复邮件。”
　　一些管理者担心，脱离办公室在家办公会降低生产率，但是有证据证明结果可能恰恰相反。斯坦福大学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旅行公司携程的呼叫中心员工在家办公时的生产率提高了13%，原因是工作环境更舒适，更专注。

联合办公空间面临生存威胁

　　在病毒疫情可能会以更大的规模检验在家办公机制的同时，它对另外一个新商业模式构成了生存威胁，它就是联合办公空间。近几年，随着办公楼租金飞涨，科技创业公司涌现，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大量联合办公空间。
　　“这将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中国联合办公空间Bee 联合创始人戴健进表示，该公司拥有300名员工。
　　戴健进称，病毒疫情导致Bee 北京新办公空间推迟开业，他和行业的其他人几乎不可能在家办公。如果没有客户愿意在实际办公空间内近距离工作，那么联合办公空间就会死掉。“办公空间的核心就是社区，人们聚集在一起，这是线上互动和联系难以取代的。”他说。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指示办公室员工在家工作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对于许多依赖工厂、物流公司以及零售店的企业来说，他们还面临各自业务中断的麻烦。

创业公司束手无策

　　对于手机壳制造商Casetify来说，2020原本有望成为史上最好的一年。截至去年12月底，这家香港公司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150人，目标是在今年将销售额提高一倍。
　　然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导致为Casetify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关闭，促使Casetify要求大部分员工在家办公。Casetify位于香港机场的一家新商店空无一人，导致香港销售额大跌。
　　“不管怎么样，运营必须持续下去。”Casetify CEO吴培燊表示。他与妻子和9个月的儿子在家中，一直使用笔记本办公。
　　Casetify还有30天的额外库存，但是吴培燊表示，如果工厂不能很快复工，他也没有B计划。不只是Casetify，中国乃至全球的其他数千家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即便是那些能够通过互联网和手機运营的企业，病毒疫情也意味着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生意要做。银行业人士称，首次公开招股（IPO）和行业交易已经暂停。彭博社编制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0天，交易额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 　　“最坏的日子还在后头，”野村证券分析师陆挺（Ting Lu）在研报中称，“我们估计，和2003年的非典（SARS）相比，新型冠状病毒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不像非典那样致命，但是它已经感染了更多人，它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剧恐慌情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沃里克·麦克本（Warwick McKibbon）认为，此次疫情爆发对于经济冲击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来自于“人类心理”的变化。
　　他表示，非典令全球经济损失400亿美元，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损失将是非典的三倍或四倍。“恐慌似乎是经济的最大负担，而不是死亡。”他认为。
　　随着工厂关闭，员工在家办公，中国服务业领域的许多企业处境艰难。现在，中国服务业要比非典爆发时的规模更为庞大，对经济的贡献已经从2002年的41%提高至了53%。但是如果没有顾客，许多企业前途未卜。

健身房停业

　　上海健身房老板菲尼克斯·陈（Fenix Chen）原本打算在春节期间将他的健身房嘿凤梨健身吧（Hi Funny）关门放假三天，但现在已经把开业时间推迟到了政府建议的2月10日。
　　“在上海，大部分人基本上待在家里，避免去公共场所，”他说，“病毒疫情的爆发造成的恐慌会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意。”
　　于是，他鼓励学员们在家锻炼，并在网上发布了教学视频。“他们是否能够保持锻炼的习惯，对于疫情结束后我们的生意同样重要。”他表示。

如何推进在家办公

　　今天中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早已完成自己的“成人礼”，如今落地在家办公，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在于管理问题。
　　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在家办公不利于管理员工，毕竟一天都见不到人影，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有问题需要讨论也不能做到面对面随时沟通。
　　明道云创始人任向晖近日在知乎发了一篇文章《远程工作的协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任向晖提出：“影响远程协作成效最大的因素并不在于工具有多么先進，而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环节——协作方式的事先约定。”
　　具体操作上，即使在家，也需要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规范，人人都应当有更高的自律标准。
　　另外，明确任务分派模式、汇报模式、响应时间要求、结果导向，让对于结果期待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确定，远程办公才会变得更加顺畅。
　　企业管理者或许可以对在家办公效率多一些信心。2014年携程曾做过一项研究测试，参与测试的员工均为客服销售，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远程办公人员拨打的电话数量比同级别办公室员工多13.5%。另一项调查，2016年美国在家办公人员中，大约91%在家办公人员认为其比在办公室办公更有效率。
　　事实上，在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之前，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既有办公软件的免费功能已完全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企业对于远程办公协作的需求，但却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员工对其知之甚少。企业使用企业微信、钉钉等，基本停留在考勤等管控而非协同的功能上。
　　可以想见，疫情过后，落地在家办公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企业微信、钉钉在此期间大力推广远程办公，不失为中小企业打造灵活组织形式的尝试机遇。企业服务SaaS厂商能否通过此次在线办公刚需爆发，思考如何推出更具用户黏性的产品，提升疫情过后用户的留存率，也是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