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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对人的意义十分特殊，对作家来说尤甚，许多作家创作之源就是他们的故乡记忆。阿来就曾经说过：“在我写作的这3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最大的结果之一，是乐于表达乡愁的中国文学也很难回到往昔的故乡。但对我来讲，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惆怅。因为只要有少年时代那些身体性的记忆存在，那些对世界的原初的感触存在，我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
在他看来，故乡不仅仅只是血缘范畴上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
记者：1994年5月，您开始了《尘埃落定》的创作之旅。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写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阿来：写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人对这个地方不懂，没有人书写过、诠释过，比如土司制度，但需要我自己去找材料来研究。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着急了。我过去看别人又发表作品了，难免会有点急，非要写点东西。我中间就有8年时间没有发表作品。我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花了几个月就写完了，但不能出版。出版社让改，我坚决不改，我说这本书只有一个情况可以改，那就是错别字。我也不急，不能出版就算了，我自己写了，我自己很舒服，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盲目的。之前读了那么多经典，而且现在还在读，不管是从文本上还是从语言经验上来说，我都有信心。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后，我说写完这本书就行了，我和这个故乡纠缠不清的东西有个交代了。
记者：您是怎么理解故乡的？
阿来：其实，我对故乡的概念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故乡，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一个村子，我早年的中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村子为背景写的。当然，比这个村子更有概括性。后来我发现，我们对故乡的看法一直都有些局限，可能只是从血缘范畴上去考量它。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光是血缘范畴。我之前说过，如果不是整个青藏高原，至少是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是我的一个更大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文化范畴上的认知。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所谓的小地方，其实是一个无限大的地方？
阿来：可以这么讲，文学让我们把故乡的概念放大了，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大，太大也把握不住。我们在文学上即便写再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以小见大。我们要在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没有一个小中见大、大中有小的观念，可能就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文学往往强调一个方面，却忘掉了另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强调要深入生活，那么就一門心思深入生活；我们说要提高见识要读书，我们又一门心思去读书，却没有去想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老读书，成了书呆子；老深入生活好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呈现得很好，但没有让它升华超越的能力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返，最后才能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
记者：抛开文学的、诗意的因素，能说说您的那个村庄吗？也就是马塘。因为它会因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也无疑会因此而改变其原有的面貌。
阿来：马塘过去也重要。它在茶马古道上，是个驿站，刚好在一座4000米高的大雪山下面。现在当然不太重要了。但你读晚清甚至民国初期的史料，这个地方都频繁出现，它都是交通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00年，他凭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记者：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故乡在“陷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其实我不太同意“陷落”这个说法。认识今天的农村，要放在大历史趋势中来看、放在变化的进程中来看。这种现代性的发展有的地方慢一点，有的地方快一点。工业化到来，城市化出现，人们往城市集中，往非农业、往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转移，这是必然。一方面，传统的小农业经济效益不高，提高效益的方式最可靠的是集约化；另一方面，集约化过程中剩余出来的劳动力就要向别的行业转移。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后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拉美小说，包括美国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书写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百年孤独》，就是放在工业化、全球化这个背景下的。还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农村美国的农村，但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村了，而是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化的农村。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陷落”，倒不如说是传统农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
旧的乡村秩序因为生产方式转变了，它必然要变化，仅此而已。全世界的人要吃粮食，要吃肉，要喝奶，不可能不消费农产品，但是那个旧有的乡村组织方式不行了。前段时间我去四川渠县我们作家协会定点的一个扶贫村，看到农民走了，农村的土地都是荒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回来了。但土地流转后，公司进来了，带来更好的经济作物品种，更好的、更可靠的生产技术，更高效的管理方式，更能面对市场需求的供销渠道，这些是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是无法做到的。对农村而言，这就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文学书写中，只是基于同情而书写“陷落”的一面，而看不见重新建的那一面，这是很不全面的。对旧的东西有依恋，其实就是习惯而已。真正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陷落”的程度。
当然，历史进步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要作出牺牲。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农民为此付出的太多，城市和工业不能只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发展，要考虑反哺农村的问题。今天，国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都是对这个问题正视的结果。所以，总体来讲，文学不能只说“陷落”而不注意到新生的事物与新的情况。
在他看来，故乡不仅仅只是血缘范畴上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
文学让我们把故乡的概念放大了
记者：1994年5月，您开始了《尘埃落定》的创作之旅。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写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阿来：写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人对这个地方不懂，没有人书写过、诠释过，比如土司制度，但需要我自己去找材料来研究。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着急了。我过去看别人又发表作品了，难免会有点急，非要写点东西。我中间就有8年时间没有发表作品。我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花了几个月就写完了，但不能出版。出版社让改，我坚决不改，我说这本书只有一个情况可以改，那就是错别字。我也不急，不能出版就算了，我自己写了，我自己很舒服，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盲目的。之前读了那么多经典，而且现在还在读，不管是从文本上还是从语言经验上来说，我都有信心。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后，我说写完这本书就行了，我和这个故乡纠缠不清的东西有个交代了。
记者：您是怎么理解故乡的？
阿来：其实，我对故乡的概念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故乡，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一个村子，我早年的中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村子为背景写的。当然，比这个村子更有概括性。后来我发现，我们对故乡的看法一直都有些局限，可能只是从血缘范畴上去考量它。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光是血缘范畴。我之前说过，如果不是整个青藏高原，至少是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是我的一个更大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文化范畴上的认知。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所谓的小地方，其实是一个无限大的地方？
阿来：可以这么讲，文学让我们把故乡的概念放大了，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大，太大也把握不住。我们在文学上即便写再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以小见大。我们要在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没有一个小中见大、大中有小的观念，可能就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文学往往强调一个方面，却忘掉了另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强调要深入生活，那么就一門心思深入生活；我们说要提高见识要读书，我们又一门心思去读书，却没有去想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老读书，成了书呆子；老深入生活好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呈现得很好，但没有让它升华超越的能力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返，最后才能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
记者：抛开文学的、诗意的因素，能说说您的那个村庄吗？也就是马塘。因为它会因您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也无疑会因此而改变其原有的面貌。
阿来：马塘过去也重要。它在茶马古道上，是个驿站，刚好在一座4000米高的大雪山下面。现在当然不太重要了。但你读晚清甚至民国初期的史料，这个地方都频繁出现，它都是交通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不能只书写“陷落”而不注意新生事物
记者：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故乡在“陷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其实我不太同意“陷落”这个说法。认识今天的农村，要放在大历史趋势中来看、放在变化的进程中来看。这种现代性的发展有的地方慢一点，有的地方快一点。工业化到来，城市化出现，人们往城市集中，往非农业、往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转移，这是必然。一方面，传统的小农业经济效益不高，提高效益的方式最可靠的是集约化；另一方面，集约化过程中剩余出来的劳动力就要向别的行业转移。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后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拉美小说，包括美国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书写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百年孤独》，就是放在工业化、全球化这个背景下的。还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农村美国的农村，但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村了，而是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化的农村。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陷落”，倒不如说是传统农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
旧的乡村秩序因为生产方式转变了，它必然要变化，仅此而已。全世界的人要吃粮食，要吃肉，要喝奶，不可能不消费农产品，但是那个旧有的乡村组织方式不行了。前段时间我去四川渠县我们作家协会定点的一个扶贫村，看到农民走了，农村的土地都是荒芜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回来了。但土地流转后，公司进来了，带来更好的经济作物品种，更好的、更可靠的生产技术，更高效的管理方式，更能面对市场需求的供销渠道，这些是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是无法做到的。对农村而言，这就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文学书写中，只是基于同情而书写“陷落”的一面，而看不见重新建的那一面，这是很不全面的。对旧的东西有依恋，其实就是习惯而已。真正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陷落”的程度。
当然，历史进步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要作出牺牲。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农民为此付出的太多，城市和工业不能只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发展，要考虑反哺农村的问题。今天，国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都是对这个问题正视的结果。所以，总体来讲，文学不能只说“陷落”而不注意到新生的事物与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