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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奥运会看得过于悬玄，它不过是一场体育竞赛，不过是一场全球大游戏。
然而，奥运会的价值历经百年的历史积淀，也是任何一场聚会无法比拟的。因为具有：最共同的全球性、最广泛的参与性，最快乐的竞技性，最关注的聚焦性。
正因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公众项目像奥运会这样，需要长达七年的准备，而这七年的成效积聚，却是在短短的20天里，进发出最为耀眼的瞬间辉煌，任何一丝美丽与一点瑕疵都在明亮时空中放大聚变。
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在世界的期待与中国的热情中，我们是否觉悟一个尚不清晰的基本问题：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
北京奥组委反复承诺，要办成奥运历史上“最成功、最出色”的一届。这个对世界的承诺太抽象。
北京奥组委副主任刘淇也曾多次表达“最出色”的标准是：第一，要有最好的硬件设备，比如场馆、服务设施等的装备水平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第二，包括竞赛的组织和志愿者服务队伍等软件设施，应是最好的；第三，向13亿中国人普及奥林匹克精神。事情也非如此简单。
其实，世上本无“最”，永无止境，永不极致。如果将评价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标准作最抽象的涵概，应该是“更”。就如同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样，这是一种超越精神，也是一种突破行为，知行合一为“突破性超越”。
任何衡量标准过于抽象与过于具象，都将失去价值与无所适从，能够被“量化的概念”才富有现实意义。《竞争力》认为：衡量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具有八大标准，这是最根本的。
安全
在以往的奥运会中，反复出现诸如球迷滋事、交通事故、绑架与暗杀运动员等恶性事件，践踏了奥林匹克“和平”的宗旨，为奥运会蒙上最为厚重的阴影。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来，恐怖袭击事件风起云涌，人们本来十分脆弱的安全感丧失殆尽。同时，奥运会规模与日俱增至突破千万人量级，而极端的情绪爆发所需的应急处理往往最为薄弱。举办城市在治安方面更具挑战性的目标是“没有血腥”。
罗格表示，安全将是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首要考虑因素。安全事故不仅为受害者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同时也使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威望大幅降低。
因此，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保安开支达2.27亿美元，动用了3万名安全人员；2004年雅典奥运会安保经费达到了创纪录的15亿美元，并动用保安人员约7万名，平均每名运动员身后有7名安全保卫人员服务。
参与
“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奋斗。”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顾拜旦所言。
“重在参与”一直是奥运会的重要精神。在现代又被赋予了两层含义：第一，最广泛的国家和运动员参加；第二，广大普通民众积极支持。
对于第一点，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参与国家和地区创纪录地达到了202个，北京奥运会不应少于此数。对于第二点，主要从本国志愿者、门票售量和大众体育风潮来考核。
被誉为“奥运经济之父”的尤伯罗斯给北京奥组委的第一条建议是，提高大众参与率。他觉得，北京奥组委应首要考虑降低门票价格，特别要关注本地居民观看奥运比赛的热情。成绩
奋斗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是人类繁衍生息且永续发展的重要品格。竞技成绩让人们看到人类自身的力量和潜质，成为激发人类向更高的目标奋进的精神动力。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张慧道出老百姓内心的一个自然期待：“既然中国是东道主，那么我们的金牌总数自然成为评判标准最关键的感情因素。”今年两会上代表们多次表示，如果奥运会举办国战绩不佳，将是东道主一大遗憾。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易剑东副教授认为：“首先要看奥运会的比赛质量，再看中国奥运选手是否有突破性成绩。”
在198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作为举办国东道主加拿大仅得5银6铜，未取1金，由此本国国民顿失体育热情，尽管拥有世界一流体育设施，但30年间再未举办过一次世界级体育赛事。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所获32枚金牌已属超水平增长。因此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略增长、力保第二位”成为普遍期待。
服务
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总监瓦西里·尼雅达斯反复强调一个要诀“最重要的是服务!如果服务失败，奥运会肯定失败。”从竞技勇士到数百万外国游客的吃喝住行必须井然有序。在尼雅达斯看来，服务绝非是挑选出一些美貌姑娘，让她们穿上艳丽性感的服饰，面带格式化的微笑。优质服务是每一个细节无可挑剔。
2012年伦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基斯·米尔斯提出一个更高标准：要让竞技者和参与者都能充分感受到快乐，赛场内外都充满节日气氛。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北京奥运的另一个重要期待是“环境的关注”。他表示，为运动员健康创造高质量环境至关重要。“环境问题是奥林匹克运动史的一个老话题。”
体育道德
“公平竞赛”是奥林匹克竞技的最高原则，是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它承认人们在自然因素和自身能力上的不平等，强调的是在公平条件下的竞争。也就是说，保证竞争过程的公正平等。而不保证竞赛结果的平等。前者防止了个体之外的各种干扰，如政治、权力、阶级、等级、金钱、非法手段等；后者体现了优胜劣汰原则。
但随着竞技运动商业化和职业化，体育道德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诸如运动员、教练员违纪、裁判员执法不公、消极与虚假比赛、赛场暴力等。盐湖城冬奥会更是爆出奥申委贿赂丑闻。更为蔓延的趋势是，兴奋剂事件愈演愈烈，2004年雅典奥运会甚至成为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届，粗暴地践踏了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精神，成为寄生在奥林匹克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尤伯罗斯特别提醒：坚决反对兴奋剂。他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一定办一个纯洁的奥运会。”
盈余
奥运经济效益可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奥组委在筹办与举办过程中，通过增收节支所获得的经济效益。长期研究奥运经济的喻坚教授认为，奥运会投资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是，奥运会业务费用与组委会总收入之间的比例。
15天的奥运会，在1976年使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居民负债长达30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达10亿美元以上，被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此届奥运会后，蒙特利尔公民承担了一个新税种——奥运特别税，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还完1976年欠下的债务。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奥运史上的专业术语——“蒙特利尔陷阱”。
15天的奥运会，在2004年使雅典 居民承担10年以上的债务。虽然希腊强调“别太在乎财政赤字”，认为雅典的一切投入都会得到回报，而且奥运会的宗旨并不是赚钱。但《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顶级体育赛事是一项商业活动，旨在盈利，且不对外部利益相关人负责。因此“赔钱的奥运会不是成功的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尤伯罗斯所建立的奥运商业模式，宣告奥运会赢利时代的开始，悉尼奥运会的赢利更是创纪录达到7.96亿美元。
“赚到多少钱是成功的标志”，但并非是赢利越多越好。单纯的赢利指标只会破坏体育赛事。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是过度商业化的典型反证喧嚣的广告和吵闹的商贩共同作用下，最终留给世界的深刻印象只是混乱与无序。
在成本和收入的问题上，成本控制更为凸显。奥运会的核心经营理念应该是节俭而不奢华。有计划的成本预算，考虑固定资产的后期处理，加上正常有序的商业活动，最后略有盈余。
奥运会的前期投入成本，占用国民的税收以及福利。早在2004年，北京奥运工程的全面开工，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曾公开质疑场馆建设“奢华崇洋”，并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批评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夫-格兰杰认为，以前举办奥运会失败的城市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保持奥运建筑的可持续使用性。
北京奥运会的“盈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至少有国家电力公司这样的“听从指令的行政性垄断公司”作为赞助商。
经济
举办奥运会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推动力，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1981年韩国从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到1988年成功举办期间，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专家估计，北京奥运会将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
自从奥运会引入商业化运作，避免了“蒙特利尔陷阱”之后，在奥运史上又诞生了另一个“陷阱”_奥运低谷效应。这一效应鲜有主办城市能够避免，即便是悉尼在直接赢利近8亿美元后，但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持续10年之久”。而是奥运会结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约而举办地经济不景气。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的GDP增长率出现下滑，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业衰退也很明显。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不容乐观。北京奥运会总投资包括两部分，一是北京奥组委的开支，最初预算为16.09亿美元，现已调高为23亿美元；二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两者相加估算为300亿～35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新增建设等直接投入超过17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2.1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夫·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举办奥运会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有着功在千秋的好处。实际上，举办奥运会有潜在的利益和可能的损失。许多奥运会举办城市都有较大的经济损失，并且这种损失只有在10年到20年后才能显现，真到判别新建交通体系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影响和效率时，很多人已经不在其位，因此很少有人顾及长期效应。
巴塞罗那奥组委秘书长对北京如此忠告：“着眼并立足于举办一届促进城市发展、满足市民需要的奥运会。”因此，按照“最小程度上满足奥运会，最大程度上满足市民需要”的宗旨而规划建设的巴塞罗那，应该成为北京学习的榜样。最关键的是，奥运会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奥运低谷效应”则越不明显。
国家形象
顾拜旦从创立现代奥运会起就一直强调体育与政治无关，“体育与政治不能搅在一起”这一原则也被写入了《奥林匹克宪章》。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凯文·高斯帕表示，“建立两大良好关系”是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类关系是传统的“三大支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因为它们是奥运会的“主要股东”、奥运会各项竞赛的管理者以及派出奥运会代表团的机构；第二类关系就是与世界媒体的关系，因为历届奥运会的经验显示，“最好的奥运会”的真正评判者主要就是他们。
人民大学的《人文奥运“共性经营模式”研发报告》中认为，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成功标准是：“奥运文化”与“举办国文化”传播的广度；多少人通过“参与奥运”与举办国建立了友谊。举办奥运会的战略目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体育与政治一直如影随形，而奥运会必将放大举办国家的政治形象。
奥运研究专家赵丙军表示，体育领域一定程度的政治化，是与当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政治对体育一定限度的合理参与，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提升国家的国际威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之关键，在国家形象上尚有两个不清晰：一是，中国要在世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形象；另一是，华夏民族要在世界确立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精神。
然而，奥运会的价值历经百年的历史积淀，也是任何一场聚会无法比拟的。因为具有：最共同的全球性、最广泛的参与性，最快乐的竞技性，最关注的聚焦性。
正因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公众项目像奥运会这样，需要长达七年的准备，而这七年的成效积聚，却是在短短的20天里，进发出最为耀眼的瞬间辉煌，任何一丝美丽与一点瑕疵都在明亮时空中放大聚变。
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在世界的期待与中国的热情中，我们是否觉悟一个尚不清晰的基本问题：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
北京奥组委反复承诺，要办成奥运历史上“最成功、最出色”的一届。这个对世界的承诺太抽象。
北京奥组委副主任刘淇也曾多次表达“最出色”的标准是：第一，要有最好的硬件设备，比如场馆、服务设施等的装备水平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第二，包括竞赛的组织和志愿者服务队伍等软件设施，应是最好的；第三，向13亿中国人普及奥林匹克精神。事情也非如此简单。
其实，世上本无“最”，永无止境，永不极致。如果将评价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标准作最抽象的涵概，应该是“更”。就如同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样，这是一种超越精神，也是一种突破行为，知行合一为“突破性超越”。
任何衡量标准过于抽象与过于具象，都将失去价值与无所适从，能够被“量化的概念”才富有现实意义。《竞争力》认为：衡量北京奥运会是否成功具有八大标准，这是最根本的。
安全
在以往的奥运会中，反复出现诸如球迷滋事、交通事故、绑架与暗杀运动员等恶性事件，践踏了奥林匹克“和平”的宗旨，为奥运会蒙上最为厚重的阴影。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来，恐怖袭击事件风起云涌，人们本来十分脆弱的安全感丧失殆尽。同时，奥运会规模与日俱增至突破千万人量级，而极端的情绪爆发所需的应急处理往往最为薄弱。举办城市在治安方面更具挑战性的目标是“没有血腥”。
罗格表示，安全将是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首要考虑因素。安全事故不仅为受害者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同时也使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威望大幅降低。
因此，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保安开支达2.27亿美元，动用了3万名安全人员；2004年雅典奥运会安保经费达到了创纪录的15亿美元，并动用保安人员约7万名，平均每名运动员身后有7名安全保卫人员服务。
参与
“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奋斗。”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顾拜旦所言。
“重在参与”一直是奥运会的重要精神。在现代又被赋予了两层含义：第一，最广泛的国家和运动员参加；第二，广大普通民众积极支持。
对于第一点，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参与国家和地区创纪录地达到了202个，北京奥运会不应少于此数。对于第二点，主要从本国志愿者、门票售量和大众体育风潮来考核。
被誉为“奥运经济之父”的尤伯罗斯给北京奥组委的第一条建议是，提高大众参与率。他觉得，北京奥组委应首要考虑降低门票价格，特别要关注本地居民观看奥运比赛的热情。成绩
奋斗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是人类繁衍生息且永续发展的重要品格。竞技成绩让人们看到人类自身的力量和潜质，成为激发人类向更高的目标奋进的精神动力。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张慧道出老百姓内心的一个自然期待：“既然中国是东道主，那么我们的金牌总数自然成为评判标准最关键的感情因素。”今年两会上代表们多次表示，如果奥运会举办国战绩不佳，将是东道主一大遗憾。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易剑东副教授认为：“首先要看奥运会的比赛质量，再看中国奥运选手是否有突破性成绩。”
在198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作为举办国东道主加拿大仅得5银6铜，未取1金，由此本国国民顿失体育热情，尽管拥有世界一流体育设施，但30年间再未举办过一次世界级体育赛事。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所获32枚金牌已属超水平增长。因此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略增长、力保第二位”成为普遍期待。
服务
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总监瓦西里·尼雅达斯反复强调一个要诀“最重要的是服务!如果服务失败，奥运会肯定失败。”从竞技勇士到数百万外国游客的吃喝住行必须井然有序。在尼雅达斯看来，服务绝非是挑选出一些美貌姑娘，让她们穿上艳丽性感的服饰，面带格式化的微笑。优质服务是每一个细节无可挑剔。
2012年伦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基斯·米尔斯提出一个更高标准：要让竞技者和参与者都能充分感受到快乐，赛场内外都充满节日气氛。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北京奥运的另一个重要期待是“环境的关注”。他表示，为运动员健康创造高质量环境至关重要。“环境问题是奥林匹克运动史的一个老话题。”
体育道德
“公平竞赛”是奥林匹克竞技的最高原则，是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它承认人们在自然因素和自身能力上的不平等，强调的是在公平条件下的竞争。也就是说，保证竞争过程的公正平等。而不保证竞赛结果的平等。前者防止了个体之外的各种干扰，如政治、权力、阶级、等级、金钱、非法手段等；后者体现了优胜劣汰原则。
但随着竞技运动商业化和职业化，体育道德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诸如运动员、教练员违纪、裁判员执法不公、消极与虚假比赛、赛场暴力等。盐湖城冬奥会更是爆出奥申委贿赂丑闻。更为蔓延的趋势是，兴奋剂事件愈演愈烈，2004年雅典奥运会甚至成为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届，粗暴地践踏了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精神，成为寄生在奥林匹克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尤伯罗斯特别提醒：坚决反对兴奋剂。他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一定办一个纯洁的奥运会。”
盈余
奥运经济效益可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奥组委在筹办与举办过程中，通过增收节支所获得的经济效益。长期研究奥运经济的喻坚教授认为，奥运会投资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是，奥运会业务费用与组委会总收入之间的比例。
15天的奥运会，在1976年使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居民负债长达30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达10亿美元以上，被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此届奥运会后，蒙特利尔公民承担了一个新税种——奥运特别税，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还完1976年欠下的债务。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奥运史上的专业术语——“蒙特利尔陷阱”。
15天的奥运会，在2004年使雅典 居民承担10年以上的债务。虽然希腊强调“别太在乎财政赤字”，认为雅典的一切投入都会得到回报，而且奥运会的宗旨并不是赚钱。但《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顶级体育赛事是一项商业活动，旨在盈利，且不对外部利益相关人负责。因此“赔钱的奥运会不是成功的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尤伯罗斯所建立的奥运商业模式，宣告奥运会赢利时代的开始，悉尼奥运会的赢利更是创纪录达到7.96亿美元。
“赚到多少钱是成功的标志”，但并非是赢利越多越好。单纯的赢利指标只会破坏体育赛事。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是过度商业化的典型反证喧嚣的广告和吵闹的商贩共同作用下，最终留给世界的深刻印象只是混乱与无序。
在成本和收入的问题上，成本控制更为凸显。奥运会的核心经营理念应该是节俭而不奢华。有计划的成本预算，考虑固定资产的后期处理，加上正常有序的商业活动，最后略有盈余。
奥运会的前期投入成本，占用国民的税收以及福利。早在2004年，北京奥运工程的全面开工，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曾公开质疑场馆建设“奢华崇洋”，并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批评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夫-格兰杰认为，以前举办奥运会失败的城市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保持奥运建筑的可持续使用性。
北京奥运会的“盈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至少有国家电力公司这样的“听从指令的行政性垄断公司”作为赞助商。
经济
举办奥运会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推动力，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1981年韩国从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到1988年成功举办期间，经济出现了12.4％的增长。专家估计，北京奥运会将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
自从奥运会引入商业化运作，避免了“蒙特利尔陷阱”之后，在奥运史上又诞生了另一个“陷阱”_奥运低谷效应。这一效应鲜有主办城市能够避免，即便是悉尼在直接赢利近8亿美元后，但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对澳大利亚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持续10年之久”。而是奥运会结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约而举办地经济不景气。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的GDP增长率出现下滑，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业衰退也很明显。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投资拉动不容乐观。北京奥运会总投资包括两部分，一是北京奥组委的开支，最初预算为16.09亿美元，现已调高为23亿美元；二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两者相加估算为300亿～35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新增建设等直接投入超过17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2.1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夫·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举办奥运会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有着功在千秋的好处。实际上，举办奥运会有潜在的利益和可能的损失。许多奥运会举办城市都有较大的经济损失，并且这种损失只有在10年到20年后才能显现，真到判别新建交通体系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影响和效率时，很多人已经不在其位，因此很少有人顾及长期效应。
巴塞罗那奥组委秘书长对北京如此忠告：“着眼并立足于举办一届促进城市发展、满足市民需要的奥运会。”因此，按照“最小程度上满足奥运会，最大程度上满足市民需要”的宗旨而规划建设的巴塞罗那，应该成为北京学习的榜样。最关键的是，奥运会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奥运低谷效应”则越不明显。
国家形象
顾拜旦从创立现代奥运会起就一直强调体育与政治无关，“体育与政治不能搅在一起”这一原则也被写入了《奥林匹克宪章》。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凯文·高斯帕表示，“建立两大良好关系”是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类关系是传统的“三大支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因为它们是奥运会的“主要股东”、奥运会各项竞赛的管理者以及派出奥运会代表团的机构；第二类关系就是与世界媒体的关系，因为历届奥运会的经验显示，“最好的奥运会”的真正评判者主要就是他们。
人民大学的《人文奥运“共性经营模式”研发报告》中认为，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成功标准是：“奥运文化”与“举办国文化”传播的广度；多少人通过“参与奥运”与举办国建立了友谊。举办奥运会的战略目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体育与政治一直如影随形，而奥运会必将放大举办国家的政治形象。
奥运研究专家赵丙军表示，体育领域一定程度的政治化，是与当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政治对体育一定限度的合理参与，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提升国家的国际威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之关键，在国家形象上尚有两个不清晰：一是，中国要在世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形象；另一是，华夏民族要在世界确立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