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用来衡量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一个标准，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系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梁启超看来，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伟大力量。他由衷地赞叹说：“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见《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五，65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斯密之学术，开拓万古，推倒一时，为学界建一至高大之纪念塔”(67页)。因此，他便执着他理解的斯密的经济理论标准去评论前人。最明显的是他对配第和重农学派的评价。按马克思的观点，是威廉·配第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命题，从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梁启超恰恰在这点上对配第进行了批判。他说：撇底(配第)“彼益以劳力为生产唯一之要素也。此其说之偏谬，今不待辩。”为什么不待辩呢？他在注中说：“今日生计学家论生产之要素，有三：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既为定论矣”(58页)。在这里，梁启超用以说明配第错误的标准，正是片面理解斯密经济学说的、资产阶级庸俗的价值创造“三要素论”。
　　在斯密的经济学说中，强烈地呼吁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梁启超对此十分神往，所以，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重农学派，深得他的青睐。他说：“生计学之自由主义，大成于斯密·亚丹，而法国之重农学派，实为其先河”(60页)。然后大加喝采：“要之重农学派，其纰缪之见、过激之论固不少，至其变革群治之面目、改良生计之学理，厥功甚巨，不可诬也。其排击干涉，主张自由，实骤开斯密·亚丹以后一新天地。其势力不亦伟耶？不亦伟耶？”(64页)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到，梁启超这里用以评价前人是非功过的标准，是系统化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
　　除了上述理论标准外，梁启超还有第二个评价标准，那就是看西方历史上各派经济学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实用程度。在梁启超看来，斯密开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上虽然很完善、很正确，但用来指导中国的现实是不行的。他说：“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治今日之中国，舍前此所谓哥巴也略(柯尔贝尔)、克林威尔(克伦威尔)政略者，其道无由。”(73页)柯尔贝尔、克伦威尔奉行重商主义，实施保护关税的国家干预政策。经过权衡，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比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更有用，把它看作救中国时弊之良药。他在“重商主义”一章的按语中写道：“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以后之欧洲，诚不免阻生计界之进步，若移植于今日之中国，则诚救世之不二法门也”(55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无论何人，必经数年之提携顾复，然后人格乃成；无论何国，必经一度之保护奖励，然后商务乃盛”。在经济落后而又强敌盈门的形势下，中国只有采取保护主义，才能生存发展。因此，他感叹道：“而惜乎如哥巴、格林威尔其人者，我中国数千年来曾无其人也。”(56页)梁启超对于重商思想的偏爱，自我表达得清清楚楚。
　　这种实用论观点，直接影响到他对历史上经济学说的评价：凡是重商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他就褒；而凡是抑商的，他都贬。例如，在谈到西欧中世纪的贱商时，他联系说：中国“汉时禁贾人乘马衣绣原是此意。”谈到阿奎那“公平价格”时，他又说：这与中国战国时期“许行所谓市价不二、国中无伪者同一谬见。《汉书·食货志》载王莽令诸司市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为市平，亦此类也”(见44—45页)。在评价重商主义学说时，他更是褒多于贬。特别明显的是，他尽力为重商主义过分强调流通的错误开脱说：“难者谓重商抛弃农业，为舍本而图末。其实不然。彼其时先后，固当如是。”“重商业者，实间接以为农业之先驱也。”爱鸟及乌，他极力称许重商主义的推行者柯尔贝尔和克伦威尔“大有利于法国、英国，尽人所同认矣”(均见52页)。
　　梁启超就是按照这样两个标准来编写我国第一本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他使用的第一个标准，当然是片面的理论标准。但其第二个标准，或者说第二种方法，却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成为风格独特的经济学说史。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仅能感觉到梁启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腔热情，看到他勇于思索的可贵精神，而且时时受着强烈现实感的薰陶冲击。我在想，这种写法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同志，也能既不仅从理论上评价人物和学派，而且能多多少少发表一点把前人理论同现实相联系的见解，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必不是件有益的事吧？
　　
　　(《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五《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上海新民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