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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全国佛道教寺观中的大部分僧道人员被赶出庙门，许多寺观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的情况下，文物、园林等部门遵照有关指示，对一批重要寺观加以维修、保护，把它们改为文物陈列、游览休息场所，不少地方还利用它们兴办了工商、服务事业。
“文革”结束后，为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19号文件。国务院根据这一精神，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即国发〔1983〕60号文件，确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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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视察华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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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落实统战政策问题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写信：“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需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负责召集。
1984年7月6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关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胡耀邦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就全国来说，落实政策工作的进展很不平衡。有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快、比较好，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有些地方、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有些地方、单位则对落实政策工作抓得不力，甚至有个别的地方、单位对一些并不难解决的问题硬是拖着不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思想问题，有作风问题，也有的是领导班子党性不纯，对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对这种情况，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要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落实好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对台胞台属的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要求，认真进行督促检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要基本上完成落实政策的工作。同时，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会议作出决定：中央统战部负责落实统战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的抓总工作。
1984年底，规定由文物、园林等部门在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中的大多数还未移交，有的虽已经移交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迫切需要中央及时指导这一工作的开展。在当时，拨乱反正中的很多问题得以解决，都是以一个典型事件为开始标志。宗教界政策加快落实的标志就是以1985年2月胡耀邦视察华亭寺开始的。
华亭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华亭山山腰。“文革”中，华亭寺被当地文物部门接管，其间一些建筑遭到破坏。华亭寺山门两边，原悬挂明代杨慎所撰写的一副对联：“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阑人在画图中”。这副对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69年华亭寺藏经阁倾斜，1970年昆明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批准拆除。1970年滇池围海造田，在华亭山山麓放炮取土，将天王宝殿中的一尊泥塑天王震倒。“文革”结束后，中央要求落实宗教政策，把寺庙归还僧人管理，但华亭寺的归还迟迟没有进行。胡耀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视察华亭寺的。
1985年2月19日，胡耀邦来到华亭寺视察。由于寺庙长期不归僧人管理，所以僧人们很有意见。一个小和尚看到北京来人视察，便借机埋怨道：“把裤衩晾在经堂，把火腿晾在经堂，泰国佛教代表团来了说：僧不像僧，庙不像庙。中央副（胡）主席还说，‘要尊重信仰自由’！”
陪同胡耀邦一起视察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指着胡耀邦对小和尚说：“你说的副（胡）主席就是他。”小和尚听后，马上跪下作拜佛状，起身后就把其他僧人找来。僧人们聚在一起，胡耀邦听取他们的陈述。当胡耀邦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安平生等人说：“对佛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佛教和园林的关系没有解决好，对佛教界的生活也没有解决好。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问题。”同时，胡耀邦还对僧人们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
负责管理华亭寺的文物局的一名女同志也在，胡耀邦就和她聊了几句。
胡耀邦说：“这些和尚是我们的同胞，是自己人，不要把他们当成外人，更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们和我们只是信仰不同，都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
看到僧人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胡耀邦心疼地对他们说：“出家人确实清苦，生活要搞得好一点，你们的服装要穿得整齐些，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出家人。”他扭头又对安平生讲：“你们要给这些和尚做一身衣服，平时可以不穿，有代表团来了要接待嘛。你看，现在穿得破破烂烂的。”
胡耀邦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要求安平生和云南省委要切实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天，陪同胡耀邦视察的国家民委的一名副主任在云南省委统战部和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胡耀邦在华亭寺的讲话精神。传达后，一名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干部提出：我们迪庆州有一个寺庙，贺龙元帅长征经过那里时，还为它题了寺名，“文革”中被破坏了。藏族百姓要求恢复，但总不让恢复，我们藏族人民可伤心了，希望你们向总书记说一说。国家民委副主任很快把情况向胡耀邦作了反映。胡耀邦当即表示：应该恢复。
胡耀邦视察华亭寺的讲话精神传达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宗教界政策落实工作加快了步伐。 ■
习仲勋在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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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一份调查情况以《调查简报》的形式报送胡耀邦。事情的缘起是：1984年9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胡耀邦看到这份材料后，于9月6日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文物、旅游、宗教场所在管理使用中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协作配合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落实好宗教政策。1985年3月22日，看到《调查简报》后，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习仲勋即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3月30日，习仲勋约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4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但目前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阻力还不小。就以对中央19号文件的学习情况来说，有些同志至今没有真正全面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有的同志甚至连这个文件都没有认真看过。在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同志说，落实政策难，落实宗教政策就更难。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央发出19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60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我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他们不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往往习惯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愿意也不会以教育、引导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他们不认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做好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把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误认为是“宣传唯心主义”，“助长宗教发展”;他们不能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对待宗教、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加分析地说他们“迷信”“落后”，有些人甚至把宗教和宗教活动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经党和政府明文规定必须办的事情，他们也不积极去办，甚至顶着不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应该承认，除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加以妥善解决。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就不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习仲勋还特意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性。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针对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同志要明确，宗教和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地正确对待，决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争取和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系到提高、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习仲勋的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截至1985年9月，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个地方外，大部分已移交、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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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策的落实工作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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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对前一段时间落实宗教政策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除极少数几个应该移交的寺观还没有移交外，已经移交了的寺观，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遗留问题：一是对寺观的范围界限划定得不合理、不明确。如有的地方规定只移交庙宇中轴线上的殿堂，不移交两侧的庙舍;有的规定寺观范围以庙宇屋檐滴水为界，把本属寺观范围内的通道、桥梁、场地，以及附属的园林、碑塔、放生池等都划出界外。二是交接双方在清理财物、房产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有些地方对房产的清退很不认真，以各种理由留下一些，职工和家属长期占用。三是本属寺观或僧道人员所有的宗教文物，被文物或其他部门收管了的，至今仍以“登记入库了”或“没有上级通知”等为由，不予清退。
同时，《通知》还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现在确定开放的163座全国汉族地区的重点寺观，约占“文革”前8000多座寺观的2%。按照国发〔1983〕60号文件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可自行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现在有的省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些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或者已经自动开放了一些寺观，有关领导机关感到了不好掌握而没有给予答复或批准。许多同志认为，当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移交、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遗留问题，并管理使用好这批寺观上。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审慎而又稳妥地解决好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的问题。
胡耀邦、习仲勋还指示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做好统战政策的落实工作。各部门制订出来意见之后，上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同意并于1986年2月22日转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意见》要求：“在一九八七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基本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和‘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处理错了的历史问题，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在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宗教政策的落实工作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不仅大大调动和发挥了佛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在港澳台和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发展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后，为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19号文件。国务院根据这一精神，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即国发〔1983〕60号文件，确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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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视察华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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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落实统战政策问题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写信：“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需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负责召集。
1984年7月6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关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胡耀邦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就全国来说，落实政策工作的进展很不平衡。有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快、比较好，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有些地方、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有些地方、单位则对落实政策工作抓得不力，甚至有个别的地方、单位对一些并不难解决的问题硬是拖着不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思想问题，有作风问题，也有的是领导班子党性不纯，对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对这种情况，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要按照中央关于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落实好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对台胞台属的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要求，认真进行督促检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要基本上完成落实政策的工作。同时，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会议作出决定：中央统战部负责落实统战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的抓总工作。
1984年底，规定由文物、园林等部门在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中的大多数还未移交，有的虽已经移交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迫切需要中央及时指导这一工作的开展。在当时，拨乱反正中的很多问题得以解决，都是以一个典型事件为开始标志。宗教界政策加快落实的标志就是以1985年2月胡耀邦视察华亭寺开始的。
华亭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华亭山山腰。“文革”中，华亭寺被当地文物部门接管，其间一些建筑遭到破坏。华亭寺山门两边，原悬挂明代杨慎所撰写的一副对联：“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阑人在画图中”。这副对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69年华亭寺藏经阁倾斜，1970年昆明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批准拆除。1970年滇池围海造田，在华亭山山麓放炮取土，将天王宝殿中的一尊泥塑天王震倒。“文革”结束后，中央要求落实宗教政策，把寺庙归还僧人管理，但华亭寺的归还迟迟没有进行。胡耀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视察华亭寺的。
1985年2月19日，胡耀邦来到华亭寺视察。由于寺庙长期不归僧人管理，所以僧人们很有意见。一个小和尚看到北京来人视察，便借机埋怨道：“把裤衩晾在经堂，把火腿晾在经堂，泰国佛教代表团来了说：僧不像僧，庙不像庙。中央副（胡）主席还说，‘要尊重信仰自由’！”
陪同胡耀邦一起视察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指着胡耀邦对小和尚说：“你说的副（胡）主席就是他。”小和尚听后，马上跪下作拜佛状，起身后就把其他僧人找来。僧人们聚在一起，胡耀邦听取他们的陈述。当胡耀邦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安平生等人说：“对佛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佛教和园林的关系没有解决好，对佛教界的生活也没有解决好。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问题。”同时，胡耀邦还对僧人们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
负责管理华亭寺的文物局的一名女同志也在，胡耀邦就和她聊了几句。
胡耀邦说：“这些和尚是我们的同胞，是自己人，不要把他们当成外人，更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们和我们只是信仰不同，都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
看到僧人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胡耀邦心疼地对他们说：“出家人确实清苦，生活要搞得好一点，你们的服装要穿得整齐些，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出家人。”他扭头又对安平生讲：“你们要给这些和尚做一身衣服，平时可以不穿，有代表团来了要接待嘛。你看，现在穿得破破烂烂的。”
胡耀邦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要求安平生和云南省委要切实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
第二天，陪同胡耀邦视察的国家民委的一名副主任在云南省委统战部和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胡耀邦在华亭寺的讲话精神。传达后，一名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干部提出：我们迪庆州有一个寺庙，贺龙元帅长征经过那里时，还为它题了寺名，“文革”中被破坏了。藏族百姓要求恢复，但总不让恢复，我们藏族人民可伤心了，希望你们向总书记说一说。国家民委副主任很快把情况向胡耀邦作了反映。胡耀邦当即表示：应该恢复。
胡耀邦视察华亭寺的讲话精神传达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宗教界政策落实工作加快了步伐。 ■
习仲勋在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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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一份调查情况以《调查简报》的形式报送胡耀邦。事情的缘起是：1984年9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胡耀邦看到这份材料后，于9月6日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文物、旅游、宗教场所在管理使用中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协作配合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落实好宗教政策。1985年3月22日，看到《调查简报》后，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勋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习仲勋即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3月30日，习仲勋约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
4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但目前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阻力还不小。就以对中央19号文件的学习情况来说，有些同志至今没有真正全面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有的同志甚至连这个文件都没有认真看过。在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同志说，落实政策难，落实宗教政策就更难。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央发出19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60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我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他们不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往往习惯于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愿意也不会以教育、引导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他们不认识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做好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而把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误认为是“宣传唯心主义”，“助长宗教发展”;他们不能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对待宗教、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加分析地说他们“迷信”“落后”，有些人甚至把宗教和宗教活动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害得失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经党和政府明文规定必须办的事情，他们也不积极去办，甚至顶着不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应该承认，除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加以妥善解决。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就不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习仲勋还特意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宗教政策的重要性。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针对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同志要明确，宗教和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地正确对待，决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争取和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系到提高、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
习仲勋的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截至1985年9月，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个地方外，大部分已移交、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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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策的落实工作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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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对前一段时间落实宗教政策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除极少数几个应该移交的寺观还没有移交外，已经移交了的寺观，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遗留问题：一是对寺观的范围界限划定得不合理、不明确。如有的地方规定只移交庙宇中轴线上的殿堂，不移交两侧的庙舍;有的规定寺观范围以庙宇屋檐滴水为界，把本属寺观范围内的通道、桥梁、场地，以及附属的园林、碑塔、放生池等都划出界外。二是交接双方在清理财物、房产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有些地方对房产的清退很不认真，以各种理由留下一些，职工和家属长期占用。三是本属寺观或僧道人员所有的宗教文物，被文物或其他部门收管了的，至今仍以“登记入库了”或“没有上级通知”等为由，不予清退。
同时，《通知》还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现在确定开放的163座全国汉族地区的重点寺观，约占“文革”前8000多座寺观的2%。按照国发〔1983〕60号文件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可自行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现在有的省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些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或者已经自动开放了一些寺观，有关领导机关感到了不好掌握而没有给予答复或批准。许多同志认为，当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移交、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遗留问题，并管理使用好这批寺观上。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审慎而又稳妥地解决好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的问题。
胡耀邦、习仲勋还指示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做好统战政策的落实工作。各部门制订出来意见之后，上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同意并于1986年2月22日转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意见》要求：“在一九八七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基本完成落实政策的任务，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和‘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处理错了的历史问题，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在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宗教政策的落实工作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不仅大大调动和发挥了佛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在港澳台和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发展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也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