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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狂是以强迫性方式过度工作的个体，包括行为上的“过度工作”与认知上的“强迫工作”。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使其同样有可能出现工作狂现象。本研究对1113名幼儿园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幼儿园教师总体具有工作狂特征，且程度较强，同时在教龄、职称、学历、园所等级、所处地域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分布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重度工作狂、中度工作狂、中度工作狂-偏行为型、轻度工作狂四种类型，其中两类中等程度工作狂的工作绩效和幸福感体验相对更佳。这意味着我们应进一步理性辨识幼儿园教师应有的工作状态，努力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并将工作绩效导向更具角色职能意义的任务，同时重视工作氛围建设，支持教师个体努力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
[关键词] 幼儿园教师;工作狂;工作绩效;幸福感
一、问题提出
在急速發展的社会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群体开始遭遇愈发激烈的人际竞争与更大的职业压力，于是，部分从业者自发或不得已地在工作上投入过量的时间、精力，“工作狂”现象应运而生，成为应对日常工作现实的一种从业风格。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韦恩（Wayne）从组织心理学视角关注到了这一现象，首次提出了“工作狂”的概念，也常将其称之为“工作沉迷”。与积极的努力工作者相比较，工作狂虽然在外部行为上也同样表现出对工作的热忱，但两者在内部驱动力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的行为发自积极的内驱力，而“工作狂”则是受无法抗拒的强迫性内在动力所驱使。[1][2][3]具体以肖费利（Schaufeli）的界定来看，工作狂是以强迫性的方式过度工作的个体，既表现出行为上的“过度工作”，又反映着认知上的“强迫工作”，[4][5]其中，前者强调工作狂特征的外显性，即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事务之中，后者强调工作狂特征的内隐性，即工作时间内外都会持续、频繁地想起工作，他们往往有着强烈的工作内驱力，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有显著的工作倾向，并经常以牺牲其他重要生活角色为代价。因此，此种因强迫性内在动力而过度投入时间、精力的“工作狂”并不可取，甚至像是一种心理“疾病”，诚如波特（Porter）所言，“与喝酒上瘾类似，他们都无法控制地沉溺其中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幼儿园教师群体也同样面临着竞争不断加剧、压力不断增加的职场现实，有关幼儿园教师一日工作常态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日常工作量大，所要忙碌的事件类型繁复，且平均每日工作时间长达9.28小时，超过法定的8小时。[6]较高负荷的工作让幼儿园教师群体的工作、生活界限在场域与时间上逐渐变得模糊，幼儿园教师发展成为“工作狂”的可能性不低，这值得引起警惕。但同时，有关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与其生活质量、工作绩效、心理健康等的正向关系又不断得到验证，[7][8][9]这便可能产生一种隐患：如果不在幼儿园教师日常工作行为中区分出工作狂特征，不敏感于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状态是否已经表现出行为上的“过度工作”，以及其多大程度受“强迫性内在动力”的作用，那么“工作狂”则容易因其表面上的积极行为而被简单认知为应该受到鼓舞的高程度“工作投入”，即认为“工作越狂越好”。而基于现有研究对相关问题的缺失，本研究将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存在性现象进行考察，以强化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重视。沿用肖费利（Schaufeli）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将从行为和认知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把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界定为：在幼儿园工作上受一定强迫性内在动力的驱动，并时常以牺牲其他生活角色为代价，在认知上沉迷于工作、在行为上过度工作的幼儿园教师群体。
而如前文所说，关注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不仅在于揭示其现状，还应探索其背后的意义——其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风险？有意思的是，尽管“工作狂”在概念上被认为“不是好事”，但现有有关工作狂与员工工作绩效、幸福感这两个直接关系工作成绩与个体生活的重要特征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得到确切的确认：[10]既有研究认为，员工的工作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入则越高，更可能拥有更卓越的工作表现，[11]又有研究发现，两者未必有正向关系，[12]甚至还会因过高的个体损耗和身心代价影响工作绩效。[13]对此，索伦森（Sorensen）等人的分析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其认为，工作狂的实际影响既与特定的职业属性有关，又与具体的程度类别有关。[14]这意味着，要具体探明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现实意义，还不能以其他职业群体的特征进行简单的推断，必须就幼儿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在“工作狂”特征上的具体类别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方能确定其反映在幼儿园教师群体上的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本研究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探析包含以下两点：一是有关其现状的基本问题，包括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一般程度及差异表现;二是有关其现实意义，将以具体类型为依托比较其间工作绩效与幸福感的差异。总而言之，本研究是工作狂测评量表在幼儿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中的首次运用，是对幼儿园教师群体工作狂特征的首次考察，相关结果既能够揭示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具体表现，又能探明这一现象存在的实际影响，从而有助于对“工作狂”现象在幼儿园教师群体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引起必要的重视与警惕，最终为维护幼儿园教师良好心理素质与工作状态提出有效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过程
研究对象为幼儿园一线在职在岗的教师。研究过程如下：首先，借助问卷星软件，将人口学信息、工作狂、工作绩效、幸福感等方面的问题制成电子问卷;其次，在福建省选取5个地市，委托该地教研员协助在统筹各人口学变量分布（各变量常见的等级类型）的前提下分发问卷;再次，研究对象根据电子问卷的要求和题项进行填答，填答后直接通过网络提交;最后，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整项研究共有1113名幼儿园教师参与调查，所有测试者均完整填写所有的测验项目，但有45个测试者的数据因超过3个标准差而未被计入统计分析，最终有效数据为1068份，有效率为95.96%，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 工作狂量表。
采用肖费利（Schaufeli）等人（2009）开发的工作狂量表，包括过度工作、强迫工作两个维度，例如，“我感觉工作就像是跟时间赛跑”“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明显多于社交时间”考察过度工作的程度，“我觉得努力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常感到内心有某种力量驱使我工作”考察强迫工作的程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合计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超过4则符合工作狂特征，分数越高工作狂特征程度越高。刘豆豆等人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检验了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5]此外，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7.63，RMSEA=0.08，CFI=0.96，TLI=0.94，GFI=0.96，RMR=0.09，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2. 工作绩效量表。
采用樊景立和郑伯埙（1997）针对华人社会员工编制的工作绩效量表，[16]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4个项目，即“我对我们部门（单位）的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总是能按时完成分派给我的工作任务”“我是我们部门（单位）里最优秀的员工之一”“我的工作成绩总是能达到我上级的期望”。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反映工作绩效越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7.63，RMSEA=0.13，CFI=0.99，TLI=0.95，GFI=0.96，RMR=0.02，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3. 幸福感量表。
采用郑（Zheng）等人针对中国情境编制的员工幸福感量表，[17]该量表包括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三个维度，例如，“我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很接近”等考察生活幸福感，“我的工作非常有趣”等考察工作幸福感，“總的来说，我对自己是肯定的，并对自己充满信心”等考察心理幸福感，每个维度各6个项目，共18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反映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8.32，RMSEA=0.08，CFI=0.95，TLI=0.94，GFI=0.90，RMR=0.06，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三）数据处理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都属于教师自评量表，并通过被试自己填答来获得数据，因而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虽然为在程序上控制偏差说明了保密原则并要求被试进行匿名填写，但仍需要从统计上检验本研究是否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存在。本研究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工作狂量表、工作绩效量表、幸福感量表的所有项目放到一个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且第一个公共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8.353%，小于4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此外，聚类分析中也将两个聚类变量的分数转换为标准Z分数，以最大限度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18]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与人口学差异分析
首先，对1068名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偏度系数（Skewness）为-0.08，峰度系数（Kurtosis）为-0.73，夏皮罗-威尔克（Shapiro-Wilk）的非参数检验结果为Statistic=0.056，df=1068，P
[关键词] 幼儿园教师;工作狂;工作绩效;幸福感
一、问题提出
在急速發展的社会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群体开始遭遇愈发激烈的人际竞争与更大的职业压力，于是，部分从业者自发或不得已地在工作上投入过量的时间、精力，“工作狂”现象应运而生，成为应对日常工作现实的一种从业风格。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韦恩（Wayne）从组织心理学视角关注到了这一现象，首次提出了“工作狂”的概念，也常将其称之为“工作沉迷”。与积极的努力工作者相比较，工作狂虽然在外部行为上也同样表现出对工作的热忱，但两者在内部驱动力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的行为发自积极的内驱力，而“工作狂”则是受无法抗拒的强迫性内在动力所驱使。[1][2][3]具体以肖费利（Schaufeli）的界定来看，工作狂是以强迫性的方式过度工作的个体，既表现出行为上的“过度工作”，又反映着认知上的“强迫工作”，[4][5]其中，前者强调工作狂特征的外显性，即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事务之中，后者强调工作狂特征的内隐性，即工作时间内外都会持续、频繁地想起工作，他们往往有着强烈的工作内驱力，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有显著的工作倾向，并经常以牺牲其他重要生活角色为代价。因此，此种因强迫性内在动力而过度投入时间、精力的“工作狂”并不可取，甚至像是一种心理“疾病”，诚如波特（Porter）所言，“与喝酒上瘾类似，他们都无法控制地沉溺其中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幼儿园教师群体也同样面临着竞争不断加剧、压力不断增加的职场现实，有关幼儿园教师一日工作常态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日常工作量大，所要忙碌的事件类型繁复，且平均每日工作时间长达9.28小时，超过法定的8小时。[6]较高负荷的工作让幼儿园教师群体的工作、生活界限在场域与时间上逐渐变得模糊，幼儿园教师发展成为“工作狂”的可能性不低，这值得引起警惕。但同时，有关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与其生活质量、工作绩效、心理健康等的正向关系又不断得到验证，[7][8][9]这便可能产生一种隐患：如果不在幼儿园教师日常工作行为中区分出工作狂特征，不敏感于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状态是否已经表现出行为上的“过度工作”，以及其多大程度受“强迫性内在动力”的作用，那么“工作狂”则容易因其表面上的积极行为而被简单认知为应该受到鼓舞的高程度“工作投入”，即认为“工作越狂越好”。而基于现有研究对相关问题的缺失，本研究将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存在性现象进行考察，以强化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重视。沿用肖费利（Schaufeli）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将从行为和认知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把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界定为：在幼儿园工作上受一定强迫性内在动力的驱动，并时常以牺牲其他生活角色为代价，在认知上沉迷于工作、在行为上过度工作的幼儿园教师群体。
而如前文所说，关注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不仅在于揭示其现状，还应探索其背后的意义——其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风险？有意思的是，尽管“工作狂”在概念上被认为“不是好事”，但现有有关工作狂与员工工作绩效、幸福感这两个直接关系工作成绩与个体生活的重要特征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得到确切的确认：[10]既有研究认为，员工的工作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入则越高，更可能拥有更卓越的工作表现，[11]又有研究发现，两者未必有正向关系，[12]甚至还会因过高的个体损耗和身心代价影响工作绩效。[13]对此，索伦森（Sorensen）等人的分析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其认为，工作狂的实际影响既与特定的职业属性有关，又与具体的程度类别有关。[14]这意味着，要具体探明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现实意义，还不能以其他职业群体的特征进行简单的推断，必须就幼儿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在“工作狂”特征上的具体类别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方能确定其反映在幼儿园教师群体上的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本研究对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探析包含以下两点：一是有关其现状的基本问题，包括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一般程度及差异表现;二是有关其现实意义，将以具体类型为依托比较其间工作绩效与幸福感的差异。总而言之，本研究是工作狂测评量表在幼儿园教师这一特定群体中的首次运用，是对幼儿园教师群体工作狂特征的首次考察，相关结果既能够揭示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现象的具体表现，又能探明这一现象存在的实际影响，从而有助于对“工作狂”现象在幼儿园教师群体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引起必要的重视与警惕，最终为维护幼儿园教师良好心理素质与工作状态提出有效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过程
研究对象为幼儿园一线在职在岗的教师。研究过程如下：首先，借助问卷星软件，将人口学信息、工作狂、工作绩效、幸福感等方面的问题制成电子问卷;其次，在福建省选取5个地市，委托该地教研员协助在统筹各人口学变量分布（各变量常见的等级类型）的前提下分发问卷;再次，研究对象根据电子问卷的要求和题项进行填答，填答后直接通过网络提交;最后，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整项研究共有1113名幼儿园教师参与调查，所有测试者均完整填写所有的测验项目，但有45个测试者的数据因超过3个标准差而未被计入统计分析，最终有效数据为1068份，有效率为95.96%，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 工作狂量表。
采用肖费利（Schaufeli）等人（2009）开发的工作狂量表，包括过度工作、强迫工作两个维度，例如，“我感觉工作就像是跟时间赛跑”“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明显多于社交时间”考察过度工作的程度，“我觉得努力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常感到内心有某种力量驱使我工作”考察强迫工作的程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合计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超过4则符合工作狂特征，分数越高工作狂特征程度越高。刘豆豆等人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检验了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5]此外，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7.63，RMSEA=0.08，CFI=0.96，TLI=0.94，GFI=0.96，RMR=0.09，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2. 工作绩效量表。
采用樊景立和郑伯埙（1997）针对华人社会员工编制的工作绩效量表，[16]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4个项目，即“我对我们部门（单位）的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总是能按时完成分派给我的工作任务”“我是我们部门（单位）里最优秀的员工之一”“我的工作成绩总是能达到我上级的期望”。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反映工作绩效越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7.63，RMSEA=0.13，CFI=0.99，TLI=0.95，GFI=0.96，RMR=0.02，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3. 幸福感量表。
采用郑（Zheng）等人针对中国情境编制的员工幸福感量表，[17]该量表包括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三个维度，例如，“我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很接近”等考察生活幸福感，“我的工作非常有趣”等考察工作幸福感，“總的来说，我对自己是肯定的，并对自己充满信心”等考察心理幸福感，每个维度各6个项目，共18个项目。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满意”，分数越高反映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8.32，RMSEA=0.08，CFI=0.95，TLI=0.94，GFI=0.90，RMR=0.06，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说明适用于幼儿园教师群体。
（三）数据处理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都属于教师自评量表，并通过被试自己填答来获得数据，因而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虽然为在程序上控制偏差说明了保密原则并要求被试进行匿名填写，但仍需要从统计上检验本研究是否有共同方法偏差的存在。本研究采用哈曼（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工作狂量表、工作绩效量表、幸福感量表的所有项目放到一个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且第一个公共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8.353%，小于4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此外，聚类分析中也将两个聚类变量的分数转换为标准Z分数，以最大限度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18]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与人口学差异分析
首先，对1068名幼儿园教师工作狂特征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偏度系数（Skewness）为-0.08，峰度系数（Kurtosis）为-0.73，夏皮罗-威尔克（Shapiro-Wilk）的非参数检验结果为Statistic=0.056，df=106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