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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国外：李石岑、唐钺、何炳松、黄觉民
李石岑是留日的，后又到德国和法国游学，可谓学贯中西。唐钺、何炳松和黄觉民都曾留学美国，何主修政治学和历史，唐、黄两位主修教育心理。
唐钺（1891—1987），字擘黄，原名柏丸，福建闽侯人。191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修习心理学和哲学。1917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深造， 1920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心理系心理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哲学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研究员。唐钺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心理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享誉心理学界内外。1923年1月，唐钺先生曾接替周予同担任过一期（15卷1号）的主编，是《教育杂志》主编中任职时间最短、编辑期数最少的主编。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1912年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修习法语、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德语、现代史、国际政治等。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何炳松在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会长为胡适），并在1915年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部干事。
1916年夏，何炳松回国，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预科讲师，讲授“西洋文明史”。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之后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史地部主任等职。1922年7月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何炳松与梁启超、朱希祖、徐则陵、柳诒徵、陈衡哲、朱经农等参加了历史教学组的讨论。何炳松在会上提出了历史教科书编写问题，他认为应以说明历代社会进化过程为标准来选择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也不应“偏重政治”，建议将历代历史名著，取其精华，专门编辑成一书，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1923年，何炳松接受王云五聘请，到商务印书馆主持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不久受聘为该馆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1928年升任编译所副所长，1929年接替王云五继任编译所所长。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主持了1934年的《教育杂志》复刊工作，并从1934年9月第24卷起至1936年7月26卷第7号担任主编，共编辑19期。何炳松在复刊词《本杂志的使命》（24卷第1号）中，明确提出《教育杂志》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出心裁地去创造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理论和方法”。提出该杂志特有的使命就是“纯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探讨”。当时国内又开始了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以及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发信一百余封，征询有关“读经”的意见，并把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意见）编成专辑“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在《教育杂志》第25卷第5号发表。何炳松在“编者的话”里说《教育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5年6月任命何炳松担任国立暨南大学第三任校长。任暨南大学校长后，何炳松仍担任《教育杂志》主编直到1936年7月。在1935年6月至1946年5月主政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1年期间，何炳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谓鞠躬尽瘁，使暨南大学历经艰险而岿然不动，把暨南大学办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和特色的著名高校，为暨南大学和华侨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何炳松在学术上一向主张“兼容并包”，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何炳松的民主治校作风，亦为师生们所赞扬。
何炳松一生有两个11年闻名于世，即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1年，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1年，特别是后者，影响如同北京大学之蔡元培、浙江大学之竺可桢。暨南大学至今仍以何炳松所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
何炳松平生精研史学，著译甚丰。他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是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
何炳松在教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历史教授法》和《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
关于何炳松的继任者黄觉民，能够见到的材料很有限。《教育杂志》曾有过一个简要介绍。黄觉民，福建闽侯人，1898年生，得有菲律宾国民大学科学士，菲律宾大学教育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并且获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研究所教育心理学专家证书。他在求学时代极为勤奋，曾在教会中学得论文比赛第一名，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他和欧元怀先生一样是一位苦学出生的成功者，从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而留学，一切费用全由自己用工读的方法得来。此种奋斗精神，真是足为我国现代青年的楷模。他曾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会等团体。黄觉民著有《国学管窥》《古代井田的研究》《中国最近教育之进展》《中国学校制度的研究》等。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发明家，曾经发明福州话童子军旗语及福州话成人快字等，颇为社会人士所钦佩。黄觉民历任中学生青年会会长、义务学校校长、福州春光小学校长、青年会中学训育主任、厦门云梯中学校长、菲律宾华侨中学训育主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
黄觉民从26卷第8号起接替何炳松担任主编，直至1941年11月第31卷第11号《教育杂志》第二次停刊止。他是继朱元善、李石岑之后编辑《教育杂志》卷期数最多者之一，共编辑65期。黄觉民也是《教育杂志》主编中第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主编。
教育专业：黄觉民与赵廷为
在历任主编中，真正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且其著述以教育、心理为主的只有黄觉民和赵廷为两位。黄觉民的简况已如上述。赵廷为的简况如下。
赵廷为（1900—2001），浙江嘉善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曾任浙江春珲中学英语教师、教务主任，温州第十中学教育学科教师兼附小主任，杭州师范学校教育学科教师，安徽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四川省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教授、主任，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附中校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早在1933年，赵廷为就批评一些教育研究者“太不争气”：一是“一味学时髦”，二是“太会适应环境”，三是“不肯下苦功夫”，四是“兴味太狭隘”。他曾说：“凡是研究教育的人们应该有一种专业的兴味和信仰，可是我国所谓教育家也者，有不少人受社会所同化，正与不学教育的人们一样党同伐异，一样的抢地盘和利用学生，一样的不惜把教育根本摧毁”。[1]
1947年7月，赵廷为与李季开一起主持了《教育杂志》的第二次复刊，并担任主编至1948年12月终刊，共编辑24期。在第32卷第1号上发表《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代复刊词》，表述了新的办刊信念和研究重点，“尽量刊载学术性的教育研究报告，以提倡教育的学术化”“尽量刊载进修的资料，以供给在职教师及师范生所需的精神食量”“尽量提出实际问题，请各专家就不同观点表示不同的意见，以刺激教育工作人员从事专业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赵廷为一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赵廷为主要进行中小学教学法研究，强调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验的结合，在我国教学法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1924年起仅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文就有50余篇。其代表性著作有：《小学教学法通论》《教育概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通论》《道尔顿制教育》《教育心理学》《新课程标准与新教学法》《教材及教学法通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1、2两册）等。
从总体上看，《教育杂志》的9位主编中，2位师范毕业，4位具有国外留学经历，7位大学教授，每一位都是学界名流。他们的专业背景以哲学、历史、教育、心理为主，即使不以教育学为主业的，也多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外语，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将《教育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他们办《教育杂志》，并不以自己的专业偏好左右办刊的方向，而是为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构筑起了一个关于教育的真正公共话语平台，最终将《教育杂志》成就为近代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参考文献：
[1]轶尘．教育的学问为什么给人家瞧不起[J].东方杂志，1933，（2）．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责任编辑：张瑞芳）
李石岑是留日的，后又到德国和法国游学，可谓学贯中西。唐钺、何炳松和黄觉民都曾留学美国，何主修政治学和历史，唐、黄两位主修教育心理。
唐钺（1891—1987），字擘黄，原名柏丸，福建闽侯人。191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修习心理学和哲学。1917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心理学系深造， 1920年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心理系心理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哲学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研究员。唐钺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心理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享誉心理学界内外。1923年1月，唐钺先生曾接替周予同担任过一期（15卷1号）的主编，是《教育杂志》主编中任职时间最短、编辑期数最少的主编。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1912年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修习法语、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德语、现代史、国际政治等。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何炳松在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会长为胡适），并在1915年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部干事。
1916年夏，何炳松回国，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预科讲师，讲授“西洋文明史”。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之后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史地部主任等职。1922年7月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何炳松与梁启超、朱希祖、徐则陵、柳诒徵、陈衡哲、朱经农等参加了历史教学组的讨论。何炳松在会上提出了历史教科书编写问题，他认为应以说明历代社会进化过程为标准来选择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也不应“偏重政治”，建议将历代历史名著，取其精华，专门编辑成一书，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1923年，何炳松接受王云五聘请，到商务印书馆主持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不久受聘为该馆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1928年升任编译所副所长，1929年接替王云五继任编译所所长。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主持了1934年的《教育杂志》复刊工作，并从1934年9月第24卷起至1936年7月26卷第7号担任主编，共编辑19期。何炳松在复刊词《本杂志的使命》（24卷第1号）中，明确提出《教育杂志》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出心裁地去创造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理论和方法”。提出该杂志特有的使命就是“纯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探讨”。当时国内又开始了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以及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发信一百余封，征询有关“读经”的意见，并把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意见）编成专辑“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在《教育杂志》第25卷第5号发表。何炳松在“编者的话”里说《教育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5年6月任命何炳松担任国立暨南大学第三任校长。任暨南大学校长后，何炳松仍担任《教育杂志》主编直到1936年7月。在1935年6月至1946年5月主政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1年期间，何炳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谓鞠躬尽瘁，使暨南大学历经艰险而岿然不动，把暨南大学办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和特色的著名高校，为暨南大学和华侨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何炳松在学术上一向主张“兼容并包”，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何炳松的民主治校作风，亦为师生们所赞扬。
何炳松一生有两个11年闻名于世，即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1年，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1年，特别是后者，影响如同北京大学之蔡元培、浙江大学之竺可桢。暨南大学至今仍以何炳松所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
何炳松平生精研史学，著译甚丰。他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是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
何炳松在教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历史教授法》和《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
关于何炳松的继任者黄觉民，能够见到的材料很有限。《教育杂志》曾有过一个简要介绍。黄觉民，福建闽侯人，1898年生，得有菲律宾国民大学科学士，菲律宾大学教育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并且获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研究所教育心理学专家证书。他在求学时代极为勤奋，曾在教会中学得论文比赛第一名，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他和欧元怀先生一样是一位苦学出生的成功者，从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而留学，一切费用全由自己用工读的方法得来。此种奋斗精神，真是足为我国现代青年的楷模。他曾加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会等团体。黄觉民著有《国学管窥》《古代井田的研究》《中国最近教育之进展》《中国学校制度的研究》等。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发明家，曾经发明福州话童子军旗语及福州话成人快字等，颇为社会人士所钦佩。黄觉民历任中学生青年会会长、义务学校校长、福州春光小学校长、青年会中学训育主任、厦门云梯中学校长、菲律宾华侨中学训育主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
黄觉民从26卷第8号起接替何炳松担任主编，直至1941年11月第31卷第11号《教育杂志》第二次停刊止。他是继朱元善、李石岑之后编辑《教育杂志》卷期数最多者之一，共编辑65期。黄觉民也是《教育杂志》主编中第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主编。
教育专业：黄觉民与赵廷为
在历任主编中，真正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且其著述以教育、心理为主的只有黄觉民和赵廷为两位。黄觉民的简况已如上述。赵廷为的简况如下。
赵廷为（1900—2001），浙江嘉善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曾任浙江春珲中学英语教师、教务主任，温州第十中学教育学科教师兼附小主任，杭州师范学校教育学科教师，安徽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四川省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教授、主任，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附中校长，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早在1933年，赵廷为就批评一些教育研究者“太不争气”：一是“一味学时髦”，二是“太会适应环境”，三是“不肯下苦功夫”，四是“兴味太狭隘”。他曾说：“凡是研究教育的人们应该有一种专业的兴味和信仰，可是我国所谓教育家也者，有不少人受社会所同化，正与不学教育的人们一样党同伐异，一样的抢地盘和利用学生，一样的不惜把教育根本摧毁”。[1]
1947年7月，赵廷为与李季开一起主持了《教育杂志》的第二次复刊，并担任主编至1948年12月终刊，共编辑24期。在第32卷第1号上发表《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代复刊词》，表述了新的办刊信念和研究重点，“尽量刊载学术性的教育研究报告，以提倡教育的学术化”“尽量刊载进修的资料，以供给在职教师及师范生所需的精神食量”“尽量提出实际问题，请各专家就不同观点表示不同的意见，以刺激教育工作人员从事专业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赵廷为一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赵廷为主要进行中小学教学法研究，强调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验的结合，在我国教学法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1924年起仅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文就有50余篇。其代表性著作有：《小学教学法通论》《教育概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通论》《道尔顿制教育》《教育心理学》《新课程标准与新教学法》《教材及教学法通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1、2两册）等。
从总体上看，《教育杂志》的9位主编中，2位师范毕业，4位具有国外留学经历，7位大学教授，每一位都是学界名流。他们的专业背景以哲学、历史、教育、心理为主，即使不以教育学为主业的，也多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外语，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将《教育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他们办《教育杂志》，并不以自己的专业偏好左右办刊的方向，而是为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构筑起了一个关于教育的真正公共话语平台，最终将《教育杂志》成就为近代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参考文献：
[1]轶尘．教育的学问为什么给人家瞧不起[J].东方杂志，1933，（2）．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