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日记》曾记载他处理礼品的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到安庆与曾国藩商量军务，来时特备了礼物，共16包，其中有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曾国藩只从中挑了一顶小帽，鲍超只好把礼物都带回去了。
　　曾国藩曾写信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作为官员要做到：不许下属来送礼，不收礼。理由是，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他们看中了领导手中的权力。如果领导收了贵重礼物，就得帮忙办事，满足下属的要求，而这样的办事往往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因为曾国藩一直坚持不收下属的贵重礼物，所以大多数识趣的下属就不敢送了。在是否收受礼物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两怕”：
　　一怕出现“不近人情”的情况。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非常难做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不近人情”的领导难以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影响下属工作积极性。曾国藩只收了鲍超送来的一顶小帽，这种做法说明，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只能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件价值不高的。
　　二怕自己默认的“底线”被突破。曾国藩曾收过美籍华人容闳的礼物。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委托容闳以“出洋委员”身份，携68000两白银到美国采购机器，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肥缺”。两年后容闳完成任务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嘱咐儿子曾纪泽：“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由此看来，曾国藩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不收贵重礼物，也就不用办下属求他做的非分的事，这样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做好分内之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下价值很轻的物件，接受下属一份祝福的好意，这样就控制住了自己的贪欲，明确了做事的准则。据历史学者张宏杰研究，曾国藩到任何一个地方当官，临走的时候不往家里带一两白银。
　　曾国藩曾经总结过中国历史上一些家庭兴衰的规律，认为大户人家优越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有大出息的，所以曾国藩特意不往家里放一分钱。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曾国藩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仅是“当清官”，而且是为更好地“做实事。”也就是说，曾国藩拒礼更是为了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