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采访手记：2005年10月25日。秋日暖照，赣州市区的红旗大道祥和、有序。我们一行三人寻访了家居市区的老红军王承登。他用自己的长征体验给我们真实地诠释了70年前的长征。
孤苦无依度童年
王老祖籍赣州市兴国县的城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务农。1914年，王承登在吉安出生。他三岁丧父，七岁丧母。对父母的印象，王老是模糊的。他甚至连自己的生辰都无从知晓。只记得母亲去世时，他跪在母亲床前，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哭喊着：“要妈妈??我要妈妈??”
一时间，失去双亲的王承登第一次面临生存危机。好在热心的大伯收养了他。从那时起，七岁的王承登便开始体验生活的艰辛。拾柴、放牛、割草、做饭几乎成了他童年生活的全部。在农活吃紧的时候，年幼的他还要下田劳作，即使在冰天雪地的日子。每到寒冷的冬天，由于缺衣少袜，他的脚后跟总是冻得裂开道道血口，一步一个血印；一双小手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就这样，得到的也仅仅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红薯饭和破得不能再破的“御寒”单衣。他常躲在屋檐下想：要是爸爸妈妈在该多好啊！
入伍初砺战刀锋
1929年3月，红二十军在吉安县城招兵。在同村一名康姓青年的动员下，15岁的王承登毅然报名参军，由一个贫苦少年变成了一名红军战士。由于家境贫寒，长期缺衣少食，他比同龄的战友矮得多，连长和战友都亲切地叫他“矮子”。那时，他只是个小通信员。
参军后的日子里，王承登基本上少了衣食之忧，但历经的战斗却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在一次攻占乐安的战斗中，王承登亲眼目睹了一个与他同龄的战友头部负伤……“他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白的。嗨??”，王老沉静了好一会儿，似在追忆，又似在叹惜。王老说，那次他初尝了战争的残酷。1931年“富田事变”后，王承登所在的二十军全部编入红三军团。那时，他成了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信班班长。
不久，王承登所属部队奉命进攻会昌。会昌城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中守敌有1000余人。这给习惯于游击战的四师战士带来很大困难。“没办法，只有硬攻。”说到这里，王老有些激动了。当时，主攻的任务交给了王承登所在的十二团。战士们从城南门挖地道接近城门，用棺材装上600余斤的炸药，放在城门旁，才把城墙炸开。这一仗歼敌约1000人，缴获枪支近千。这是他们第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突围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之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老清楚地记得，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出发的。“当晚天黑得很，下着小雨，部队是从浮桥上过于都河的”。很快，他们便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这时，蒋介石任命湘军头目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部分湘军在后面紧追。当时，红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湘江战役随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悲壮的一幕。说到这次战役，王老很“恼火”，“湘江战役最激烈。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碉堡周围是开阔地，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我们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过去，最后把敌人吓跑了。其实，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出声来。“那时，敌人每天都有10多架飞机出来侦察、轰炸，我们只有枪支和少量的子弹，到过江的时候，我们伤亡了三四万人呀！”瞬间，老人沉默了。
很快，部队就到了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部队早就接到命令，从离乌江近100华里的地方就开始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带上‘打土豪’时得到的成匹的布，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乌江，想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连成匹的布都扯断了。后来，我们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把岸上的敌人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敌人就拼命逃窜。”王老说：“王家烈的部队不经打，他们有两杆枪，一杆是真枪，一杆是鸦片枪。鸦片瘾一上，他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雪山草地扬斗志
过乌江后不久，部队就到了遵义。部队休整期间，王承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老清楚地记得，那是1934年的12月。
部队进入四川以后，先后面临了雪山、草地的考验。
夹金山是海拔数千米的大雪山，峰顶常年积雪。要想过雪山，晚上12点以前必须上山，中午12点以前必须赶到山顶。一到下午，就容易封山，无法过去。冰封、无情的夹金山留下了王承登许多亲密战友年轻的生命。
千里草地，荒无人烟，根本就找不到路。王承登和战友手拿指北针，每人带着近50斤重的行李和粮食，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草地上走着，背勒得酸痛难耐。放下行李时，肩上留下的总是两道青得发紫的勒痕。就这样，他们每天得行军100余里。晚上，精疲力竭的连长和指导员总会下到战士身边，督促他们用热水暖脚，以缓解行军的疲劳。
炊事员已经有一周没来收粮了。饿了，掏出干粮袋中的干面，随手舀起路边的水，拌一拌就吃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分辨水到底是清还是浊；困了，找个突起的土包或是树林背靠着背相依而眠，遇上下雨，就只能淋着雨过夜。但战士手中的枪却一直紧握在手。就这样，他们走了十几天。“那时，我两只脚都生了疮，走不快，掉到了队伍后面。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跟着部队，一心往前走。”王老是这样描述当时心境的。
只身护军险献身
沉浸在70年前长征路回忆中的王老，猛然想到那“最危险的一次”战斗。那时，部队行进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王承登所在的部队突遇敌军。有些战士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下了。刹那间，枪炮声不绝于耳，硝烟、尘土、火光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卷。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很快就撤了下来。为掩护部队撤离，时任3师4团12营机枪排班长的王承登和两名战友毅然接受了掩护部队撤离的任务。王承登架起三节式机枪，朝从山下涌上来的敌人开火了。机枪的火力暂时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可不多久，三挺机枪就顶不住了。王承登的两名战友先后负了重伤，敌人很快又压近了。当他准备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王承登当即负伤倒地。看着血染军衣的战友，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王承登忍着剧痛，一扭头，拖着伤腿，向部队追去。“要是晚走一步，就被国民党抓住，就当俘虏了！”王老庆幸地说。
这是王老历经的第一次危险。在后续的战争中，这样的危险，王老共经历过四次。说到这里，王老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有一次，子弹是从这里进去，从右耳出来的。”
1936年5月，正在陕北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理论的王承登突然接到命令??“阻击来犯敌人”。不久，红军学校的部队就与来敌相遇了。为钳制敌人，抢占制高点，学校命令王承登所在的八连阻击敌人，掩护整个部队撤离。接到命令的王承登与排长商量如何应敌后，便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持续了30多分钟。掩护部队撤离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当掩护部队准备撤离时，王承登自动请缨，独自一人阻击火力凶猛的敌人。一下子，敌军所有的火力就集中到了王承登身上。正当他猫腰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向他直射过来，左眼进，右耳出。王承登当场倒地。在战场上，他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朦胧中，他突然听见刺刀的声音。这时的王承登紧攥拳头，做好了与敌死拼的准备。所幸来人是我军侦察员。他得救了。24小时的流血，抬到医院时，王承登已是奄奄一息。“经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我总算是活了过来。”王老说，“现在的耳背，就是那次留下的。”
长征结束后，王承登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丰富的战斗经验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部队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山西六八六团排长、山东独立旅供给处政治指导员、黄河支队三团连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鲁西南三分区十三团一营营长、八团十一纵队营长。
采访结束时，王老深情地说：“没有长征就没有现在，你们这群年轻人要珍惜呀！”
孤苦无依度童年
王老祖籍赣州市兴国县的城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务农。1914年，王承登在吉安出生。他三岁丧父，七岁丧母。对父母的印象，王老是模糊的。他甚至连自己的生辰都无从知晓。只记得母亲去世时，他跪在母亲床前，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哭喊着：“要妈妈??我要妈妈??”
一时间，失去双亲的王承登第一次面临生存危机。好在热心的大伯收养了他。从那时起，七岁的王承登便开始体验生活的艰辛。拾柴、放牛、割草、做饭几乎成了他童年生活的全部。在农活吃紧的时候，年幼的他还要下田劳作，即使在冰天雪地的日子。每到寒冷的冬天，由于缺衣少袜，他的脚后跟总是冻得裂开道道血口，一步一个血印；一双小手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就这样，得到的也仅仅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红薯饭和破得不能再破的“御寒”单衣。他常躲在屋檐下想：要是爸爸妈妈在该多好啊！
入伍初砺战刀锋
1929年3月，红二十军在吉安县城招兵。在同村一名康姓青年的动员下，15岁的王承登毅然报名参军，由一个贫苦少年变成了一名红军战士。由于家境贫寒，长期缺衣少食，他比同龄的战友矮得多，连长和战友都亲切地叫他“矮子”。那时，他只是个小通信员。
参军后的日子里，王承登基本上少了衣食之忧，但历经的战斗却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在一次攻占乐安的战斗中，王承登亲眼目睹了一个与他同龄的战友头部负伤……“他长得很漂亮，皮肤白白的。嗨??”，王老沉静了好一会儿，似在追忆，又似在叹惜。王老说，那次他初尝了战争的残酷。1931年“富田事变”后，王承登所在的二十军全部编入红三军团。那时，他成了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信班班长。
不久，王承登所属部队奉命进攻会昌。会昌城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中守敌有1000余人。这给习惯于游击战的四师战士带来很大困难。“没办法，只有硬攻。”说到这里，王老有些激动了。当时，主攻的任务交给了王承登所在的十二团。战士们从城南门挖地道接近城门，用棺材装上600余斤的炸药，放在城门旁，才把城墙炸开。这一仗歼敌约1000人，缴获枪支近千。这是他们第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突围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之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老清楚地记得，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出发的。“当晚天黑得很，下着小雨，部队是从浮桥上过于都河的”。很快，他们便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这时，蒋介石任命湘军头目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部分湘军在后面紧追。当时，红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湘江战役随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悲壮的一幕。说到这次战役，王老很“恼火”，“湘江战役最激烈。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碉堡周围是开阔地，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我们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过去，最后把敌人吓跑了。其实，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出声来。“那时，敌人每天都有10多架飞机出来侦察、轰炸，我们只有枪支和少量的子弹，到过江的时候，我们伤亡了三四万人呀！”瞬间，老人沉默了。
很快，部队就到了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部队早就接到命令，从离乌江近100华里的地方就开始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带上‘打土豪’时得到的成匹的布，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乌江，想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连成匹的布都扯断了。后来，我们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把岸上的敌人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敌人就拼命逃窜。”王老说：“王家烈的部队不经打，他们有两杆枪，一杆是真枪，一杆是鸦片枪。鸦片瘾一上，他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雪山草地扬斗志
过乌江后不久，部队就到了遵义。部队休整期间，王承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老清楚地记得，那是1934年的12月。
部队进入四川以后，先后面临了雪山、草地的考验。
夹金山是海拔数千米的大雪山，峰顶常年积雪。要想过雪山，晚上12点以前必须上山，中午12点以前必须赶到山顶。一到下午，就容易封山，无法过去。冰封、无情的夹金山留下了王承登许多亲密战友年轻的生命。
千里草地，荒无人烟，根本就找不到路。王承登和战友手拿指北针，每人带着近50斤重的行李和粮食，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草地上走着，背勒得酸痛难耐。放下行李时，肩上留下的总是两道青得发紫的勒痕。就这样，他们每天得行军100余里。晚上，精疲力竭的连长和指导员总会下到战士身边，督促他们用热水暖脚，以缓解行军的疲劳。
炊事员已经有一周没来收粮了。饿了，掏出干粮袋中的干面，随手舀起路边的水，拌一拌就吃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分辨水到底是清还是浊；困了，找个突起的土包或是树林背靠着背相依而眠，遇上下雨，就只能淋着雨过夜。但战士手中的枪却一直紧握在手。就这样，他们走了十几天。“那时，我两只脚都生了疮，走不快，掉到了队伍后面。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跟着部队，一心往前走。”王老是这样描述当时心境的。
只身护军险献身
沉浸在70年前长征路回忆中的王老，猛然想到那“最危险的一次”战斗。那时，部队行进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王承登所在的部队突遇敌军。有些战士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下了。刹那间，枪炮声不绝于耳，硝烟、尘土、火光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卷。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很快就撤了下来。为掩护部队撤离，时任3师4团12营机枪排班长的王承登和两名战友毅然接受了掩护部队撤离的任务。王承登架起三节式机枪，朝从山下涌上来的敌人开火了。机枪的火力暂时压住了敌人的进攻。可不多久，三挺机枪就顶不住了。王承登的两名战友先后负了重伤，敌人很快又压近了。当他准备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王承登当即负伤倒地。看着血染军衣的战友，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王承登忍着剧痛，一扭头，拖着伤腿，向部队追去。“要是晚走一步，就被国民党抓住，就当俘虏了！”王老庆幸地说。
这是王老历经的第一次危险。在后续的战争中，这样的危险，王老共经历过四次。说到这里，王老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有一次，子弹是从这里进去，从右耳出来的。”
1936年5月，正在陕北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理论的王承登突然接到命令??“阻击来犯敌人”。不久，红军学校的部队就与来敌相遇了。为钳制敌人，抢占制高点，学校命令王承登所在的八连阻击敌人，掩护整个部队撤离。接到命令的王承登与排长商量如何应敌后，便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持续了30多分钟。掩护部队撤离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当掩护部队准备撤离时，王承登自动请缨，独自一人阻击火力凶猛的敌人。一下子，敌军所有的火力就集中到了王承登身上。正当他猫腰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向他直射过来，左眼进，右耳出。王承登当场倒地。在战场上，他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朦胧中，他突然听见刺刀的声音。这时的王承登紧攥拳头，做好了与敌死拼的准备。所幸来人是我军侦察员。他得救了。24小时的流血，抬到医院时，王承登已是奄奄一息。“经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我总算是活了过来。”王老说，“现在的耳背，就是那次留下的。”
长征结束后，王承登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丰富的战斗经验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部队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山西六八六团排长、山东独立旅供给处政治指导员、黄河支队三团连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鲁西南三分区十三团一营营长、八团十一纵队营长。
采访结束时，王老深情地说：“没有长征就没有现在，你们这群年轻人要珍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