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年伊始，非洲萨赫勒地区动荡频仍，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非共和国局势持续吃紧；马里反政府武装攻入中部要地孔纳，法国、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士兵抵达马里，出动飞机轰炸极端势力在马里北部的目标；持续四天的阿尔及利亚人质危机血腥收场，阿尔及利亚军队共解救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击毙32名武装分子，有23名人质不幸遇难……
　　实际上，除了这些“显性”的动荡危机，非洲其他国家的形势、尤其是石油资源国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比如，物资匮乏、酷暑难耐、疟疾等恶性传染病频发的尼日尔；战乱暴力冲突频发、自然条件恶劣的乍得；社会动荡部族残杀的苏丹；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管理混乱的尼日利亚，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非洲石油资源禀赋的独有魅力以及石油资源国诱人的开放政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石油进口国已将非洲作为保证其能源供应的重要地区。据最新资料估算， 目前中国每年从非洲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已占到进口总量的30%左右， 非洲已稳坐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地的第二把交椅。在可预计的未来，非洲大陆无疑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方向，但非洲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外石油利益。
　　非洲石油“险”在何处
　　影响石油安全的风险因素有来自石油行业本身的风险：如资源的枯竭，供应的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的暴涨和恶性污染事件而引发的恐慌；也有来自经济方面：如价格波动的风险、规模不经济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的风险、各种资金投入比例不当的风险。不过，当我们经历了伊拉克战争、苏丹内战与利比亚战争后，却发现来自石油资源国政治环境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显然远远大于前两者。比如，我国中石油公司从2002年起进入利比亚，虽然利比亚向中国出口原油约750万吨，只占中国当年原油进口的3%，中国在利比亚获得的开发区块也不是很大，所以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但是卡扎菲曾计划与埃及进行“油气互换”，修建通过埃及抵达红海的石油管道，进而将利比亚的石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出口。此外，利比亚东南端与苏丹和乍得相邻，如果中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能运作好，可与上述两国的石油开发项目相连，在北非地区形成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开发的局面。然而战事一开，一切计划都发生了变化。中石油在苏丹地区的投资——前期勘探开采和后期炼制的大量投入，也因为内战四起遭致巨大影响，几乎所有的石油设施都遭到了毁坏。石油工业投资规模大、资金回笼周期长、高技术密集等特点决定了石油开发对资源国政治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投资环境长期稳定和合同有效性得到保障是每一个投资方的期望。
　　非洲石油资源国的政治风险大致来自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 主要与资源国的政治不稳定或政权更迭、领导人地位不稳、腐败问题、因民族或宗教的矛盾引发的动乱及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相关。从经济结构看，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加之战乱不断、外债沉重、管理不善、腐败和人才流失等诸多不利因素，致使资源丰富的非洲各国始终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脆弱的经济体系随时可能诱发政治上的动乱。从政治层面看，非洲是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局部武装冲突与内战连绵不断的地方，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营不善、地方割裂和狭隘部族观念严重等等，都是发生政局动乱的潜在隐患。从社会角度看，随着石油财富的产生，围绕石油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形成的经济和福利问题，因为体制不完善、政府治理能力欠佳而愈发严重，石油经济利益的分享权问题往往会引发政治动荡、纷争， 甚至战争。
　　在国际层面， 主要与国际经济制裁、外部势力的介入、国际宿敌间的纷争等因素相关。非洲多数国家国力虚弱，易于外部势力插手。长期以来，非洲发展靠外援，财源靠出口，一直受制于大国政策和国际市场。历史上的殖民渊源关系和目前丰富的资源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大国在非洲的争夺和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 使资源国形势更为错综复杂。
　　如何控制和管理非洲石油风险
　　实际上，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是常态，在石油资源的博弈中，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石油的高度战略性质，安全是稀缺的，风险却是长存的。风险虽然难以根除，但是可以控制和管理。尽可能选择安全稳定的合作方，尽可能提前预知风险的到来，尽可能降低风险的烈度，以及尽可能有效修复风险之后的局面等，可以为我国的石油安全构筑坚固的防洪堤。
　　首先，石油开发的过程是一个集勘探、开发、炼制、集输于一体的庞大复杂的连续过程，绝不是一时一刻就可完成的动作，而风险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把风险虚拟地划分成三个阶段，对我们认知风险大有裨益。一是风险前，如何选择政治信誉度较高的政府进行合作。非洲5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参差不齐，如何选择较为稳定的、有良好信誉的政府进行合作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前提条件，对此应不为低廉的价格和轻率的承诺所吸引，要真正考察其政府的政治与社会根基及经济运转的合理性及性价比，然后方可介入，否则会因小失大。二是风险中，如何发挥情报机构的沟通能力和培育快速的反应能力与及时的协调能力。与石油公司进驻步伐相伴随的就是情报部门机构的跟进，经济合同的获得仅是石油开发战略的第一步，大量细致的外围工作是石油开发战略顺利进行的保障，对目标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动态要有基本的把握，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信息以免猝不及防。三是风险后，如何提升修复能力和拓展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开展基于三种可能性：危机中如果我们消极被动，那么我们是否能及时补救，获得修正；危机中如果我们积极主动，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保住分红，甚至扩大自己的利益；危机中如果我们没有作为，那么我们能否及时表达利益诉求，以免遭受误解与歧义，争取寻求较大的生存空间。
　　其次，可以根据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借用概率论的计算方法，建构非洲资源国的风险预警体系。例如，我们可以先把国家政治环境风险的具体分类初步设定为八项：政局是否稳定（领导人地位是否稳固、体制是否健全）；社会是否安定（贫富分化是否严重、社会治理是否强大、腐败程度如何）；部族矛盾是否紧张；外部势力插手的可能性；周边局势是否和谐；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与中国关系的亲疏；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对各国进行政治环境风险评估，以一国为参照体系，每一项设定具体数字，每一项在系统内的权重比例不一，最终进行排序，为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有选择地进入非洲资源国以及展开石油外交提供谘政要训，以建构预警模型和应对之策，最终保障非洲石油可以信赖、安全、及时、合理地运回国内。
　　最后，在面对和处理非洲石油资源国的风险与危机时，两个视域下的原则考量亟待解决：一是从政府视角看，如何定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提出自己的外交原则与理念，如何廓清中国在海外石油的“义”与“利”的困境，最终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二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构建强大的情报系统，进行政策研究，评估政治环境风险，研制预警机制与政策模型，如何明确企业与资源国政府间的关系，承担在海外的社会责任。
　　应对风险的上策是预判风险的到来，争取终止或延缓风险的发生，中策是消减风险的烈度，下策则是修复风险带来的危害。认清风险，积极应对，才可能在风险中变被动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