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对第一次上班的印象太深了,她没有想到“一步登天”进入中央电视台后,却感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被迫从零开始。自己根本不懂电视,甚至连什么是编辑机都不懂。看着办公室里的同事进进出出,忙这忙那,自己却像木头一样,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不知所措。北大四年培养出来的清高,比别人多几倍的自尊甚至傲慢,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轰然倒下。
　　在以后的日子里,董倩还在节目采访中不断遭受挫折。她说:“我是以一种达不到基础水平的状态进入每一个栏目的,要踮着脚才能摸到基础水平线。”好不容易有机会采访那些“东方之子”,白岩松采访一个人只需20分钟,但她来来回回却需要两个小时,心里直对台里的摄像人员感到歉意。此事之后,她认识到采访要成功省时,必须有驾驭采访的能力。她和白岩松虽不在一个起点上,但终点是一样的,别人不会因为你晚来三四年,就用晚三四年的标准要求你,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容忍你把20分钟的采访拉长到两个小时。你既然来了,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董倩在央视做了一段节目以后,发现观众还是对她不认可,一些同事也失去了最初的热情。不太愿意跟她合作,很多议论接踵而至。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的节目观众不爱看,收视率不断下降,这种打击无疑是沉重的。那段时间董倩寝食难安。
　　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件大事,而她当时是个不被人想起的新手,心里很难受。“当别人在前方热火朝天地忙活时,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想哪怕你让我帮你们拿架子都行,只要让我参与。但是没有我参与的机会。你说作为一名记者,当大事发生的时候你却只能在边上看着,心里会怎么想?”董倩清楚地记得制片人时间曾跟她说:“我看人还没有走眼的时候,挑主持人向来一挑一个准儿。可是现在你的同事,还有我的上级,都反映你不行,我不能不想是不是我走眼了。你可别成为我的第一个败笔。”
　　那次谈话对董倩刺激特别大。董倩说:“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当一个主持人不仅要有阅历、有知识,关键还要有自信,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尤其阅历不够,我老以一种学生心态面对不同的人,不够自信。”董倩这一次是跌倒在自信上。
　　董倩第一次做的大型系列片是1998年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系列专访。但采访效果大家普遍反映不好,说她绷着脸、瞪着眼,特别严肃地质问人家。部门领导还特意把董倩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说:“这里有一份关于你的材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一头雾水的董倩接过大信封,忐忑不安地回到办公室,打开材料,原来这是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张颂写的一篇内参,3页纸。就她主持的节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并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不少非常“尖刻”的批评意见。董倩的这一次跌倒是跌倒在做节目的表情上。
　　董倩跌得很重。但她努力反思自己,把这份批评材料郑重地贴到办公室旁边的墙上,努力从中看到不同的世界。她觉得:“人应该换个角度看批评,人家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啊!说明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你再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她总结自己说:“不如张泉灵的聪明,不如柴静的口才,不如白岩松的深刻。”她从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什么是优秀,从同事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杰出,她慢慢悟出记者的魂就是提问。为了使自己的提问变得聪明、深刻、妙语连珠,她经常“预习提问”到深夜,还把编导准备的半尺多厚的资料带回家。思考提问角度、提问方法、整理采访提纲、提问思路。从而使她的采访提问水平不断提高。
　　董倩跌倒时,看到了优秀的人物,看到了杰出的世界。她也逐步走向优秀、走向杰出。现在她成了《面对面》《新闻1 1》的当家花旦。观众能看到她从容自信、游刃有余地驾驭每一个题目。当初如影随形的自卑和茫然,已经消失殆尽。从跌倒的角度看世界,就已经踏上了成功的阶梯!
　　(偶然摘自《哲理》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