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在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邀所编的个人编年文选《白鸥三十载》里，在一九八八这一年选了两节有关海德格尔的文字。陈氏以翻译、研究海德格尔起家，所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皇皇三十万言，独取两节当不是无心之举。细心涵泳，特别是和“陈嘉映哲学三十年”这样的题目连在一起考虑，这两节——一是“近代：人道主义的兴起和诸神的隐退”，一是“当代技术社会”，就恍然若有所悟：这两节所揭示的“近代”才有的“世界图像”，和由此图像所命定的思想的任务，当然首先是属于海德格尔的，但是同时，它也是属于陈嘉映的。
　　怎样的一幅近代世界图像呢？在这两节里，陈嘉映结合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形而上学导论》等著述对此勾画出约略的轮廓：随着近代宗教衰落和技术社会的来临，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衡量、利用和统治存在者，技术把思转变为计算，土地被遗弃，众神隐遁，天上了无奥秘，有死的凡人精神萎弱。后来陈嘉映将兴趣扩展到语言哲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这幅从海德格尔那里领略到的近代图像，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印证。如在《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一文里，陈嘉映将海氏所强调的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与维氏所强调的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连类并举，认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上帝死了，绝对被祓除了，所谓逻各斯不过是历史的传承，所谓意义也只能从情境加以说明。因为西方哲学—科学总连在一起并且催生了近代科学，所以科学也始终没有离开陈嘉映的哲学视野。人类居住的地界和众神居住的天界一直有霄壤之别，但一旦透过近代科学的仪器和实验看到月亮上的山脉和凹坑，自古以来人们所相信的纯天界、纯精神的东西也随即消失了，天地之分被取消，科瓦雷说宇宙坍塌，荷尔德林说众神隐退。当然，陈嘉映对这样一幅世界图像的领会又不仅仅来自哲学、宗教、科学的认知，还有整整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与现实冲撞。他不止一次回顾自己的哲学求索历程，那是内蒙古草原上无边无际的思想迷惘与驰骋：“盛夏挂锄时节，于洋他们就骑着马来塔克堍了。苞米子加大豆，款待上宾的上品。忘了备雅席，就请草垛上坐吧。”那是京郊黑山扈陋室里三五哲学心灵的喧哗与不安：“照样在庭院里摆出酒来，……我们教育了自己十年，希腊的思想德国的音乐不再陌生。但它们照样新鲜。”（《无法还原的象》序）但是曾几何时，事过境迁，“我们曾经追求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我们这一代》）。再有就是在种种生潮业浪之中载沉载浮的芸芸众生，“每一家都有了不起的儿子或女儿，一个或全数出了国。有的考了第一，有的赚了大钱。……闲无事，每天来些客人打麻将。……她们牌风甚高（赌注亦高），像职业桥手一样，一下午听不到一句闲话，最多是谈论牌局得失的一两句里手之谈”（《致Daylily信》）。这里连宇宙坍塌、诸神隐退都已不再忆起、不再提起，熙熙利来攘攘利往，天下之大，唯有精神和价值无所寄寓的命运是相同的。而即便是陈嘉映本人，无论是他的亲身阅历还是为学经历，无论是个体的性情还是学理的感悟，也都使他对于一尊至道、终极价值、普遍原理、统一思想、永恒标准、绝对真理或唯一真理之类不再信任，对于他所称的“强势理性主义者”所持之理——理学一统天下时的理学之理，科学主义一统天下时的科学真理，学院理论尽收国家基金和国际奖项时的学院之理等等，也保持警惕，甚至拒斥。
　　不过，在近代以来的这样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没有了终极真理之类的确定和保证，不等于没有了真理、没有了意义与价值。用陈嘉映最常用的比喻来说：我们不知道终极的冷有多冷，终极的热有多热，但我们都知道冷和热。我们没见过终极真理是什么样子，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分辨真道理、伪道理，不能确切地分辨真和伪。这是陈嘉映与沉沦于生潮业浪之中的芸芸众生不同之处，与当年一起追求自由、热爱真理的同行者终于分道扬镳之处，也是陈嘉映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西哲一起，不因为接受了人的有限性就放弃了意义与价值，而在中国语境中接续思考之处。所以，在《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的结尾，陈嘉映如是反诘：“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做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此外在一次采访中他也毫不犹豫做了相似的回答：在哲学领域中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不用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时，我们怎样才能不陷入相对主义。

　　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如果说相对主义看似承认一切价值，扯平所有差别，实际上最后是否定一切价值，堕入虚无主义，而对此相对主义之“无”，陈嘉映的哲学沉思似亦可简括为“有”，有思想、有意义（当然又不同于终极思想、终极意义）之“有”。海德格尔说，技术不思，陈嘉映进一步说，技术不能连着欲望、快乐和沮丧一起思——不是思维之思，而是思想之思；思维是人脑的功能，电脑也能思维，甚至比人思维得更好更快，但思想是人的生存状态，只有人能思想，因此正如陈嘉映这篇文章的标题所揭：《思想坐落在欲望、快乐和沮丧里面》，或者正如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所言：“我没有赢棋的欲望、快乐、沮丧，单让思想把棋赢了，多没意思。”陈嘉映似乎决意要从科学技术的宰制之下夺取出意义。如人是自私的吗？但巴勒斯坦青年为何充当人肉炸弹，农村姑娘进城为何宁愿卖菜而不愿许身隔邻的发廊，这些都不单单是生物学、经济学、博弈论等等科学所能够解释的。陈嘉映甚至在近代科学与意义之间划出界线，科学关注事物运作的“机制”，而哲学则关注人的世界的“意义”。更进一步，不管科学关心意义与否、科学尽能解释意义与否，意义本来就在人的世界之中无处不在，甚至“先在”。在《说理》一书的“看法与论证”这一章，陈嘉映说我们平常总是先有看法、主张，然后加以论证，并且我们事先的看法提供了论证的方向。人的论证不是数理推论，它不是从某个绝对的自明的前提出发，而是在广大的共识背景下理解一点点新东西。《真理掌握我们》更是陈嘉映的一篇名文，他说真理需要先见或成见，真理是对先见或成见的克服，而先见或成见是构成真理的积极的力量。“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所以，思想和意义坐落在我们深厚的生活之中，没有界划分明的“开始”，在每一次思想、每一种意义“开始”之际或者说“之前”已经有思想、有意义。有思想、有意义之“有”，是在不能被（比如“科学”）化约、无法被还原（比如“心灵白板”）的意义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