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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讨厌被人称为“中国光学之父”，却建立了中国光学的发源地；他“走后门”不是为自己谋利，而是牵出“863计划”让整个国家的科技得到发展。他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战略科学家——王大珩。
“王老特别反感别人称它为‘中国光学之父’，我们一般称他为王老大。”现任长春理工大学校长于化东告诉记者。
“王老大”就是王大珩。2011年7月21日13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王大珩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指引前进方向的战略科学家。
“千万别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王大珩先生在《我的自述》开篇的话。
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叹当时的中国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这印在了他的心里。
后来，1936年王大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成为我国派往西方学习应用光学的第二个人。这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且为我国近代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1948年，当满怀报国之志的王大珩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他没有犹豫，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从此，王大珩开始为我国光学的发展创造历史。筹建的仪器馆（后来发展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并且组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亲自担任第一任校长，这里也成为中国光学的发源地。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都诞生于此。同时，这里也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光学研究人才，为我国光学事业发展打下基础。
每次到北京开会，只要时间充裕，于化东都要给王老打个电话，在王老方便的情况下去家里看望老人，听取对学校建设的意见。
“作为那么大的一位科学家，王老一点架子也没有，每次一听说学校来人都要见我们，他时刻关心学校的建设。走的时候每次还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于化东回忆说。
“走后门”引出“863计划”
“王老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大家’，除了对中国光学事业的突出贡献，王老也对中国科技整体水平的提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于化东说。
王大珩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而是能及时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脉搏，以敏锐的科学预见性，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一些重大科技发展方向提出重大建议。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星球大战”的演说，西欧提出了“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世界科技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的话，与世界科技水平将越拉越远。”王大珩当时非常担心，随后与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三位科学家一商量，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让建议书早点送到国家领导人面前，王大珩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了后门”，经由其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两百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后来演变发展为“863计划”，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
“863计划”主要目标是在选定的生物、航空、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计划的实施，使中国高技术追踪国际水平的研究不断取得累累硕果，对中国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高科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
“王老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夙愿，就是亲眼看到他倡议建立的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开幕那一天。”于化东说。
建立一座集光学科普教育、光学科技史与科技成果展示、光学科技信息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专业展馆一直是王大珩的心愿，经过他的努力，中国光学科技馆获得国家的批准，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幕。
最近几年，王大珩先生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为了减少麻烦，他很少外出，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换一间电梯房，这样他就可以多到外边转转，但是王大珩先生却拿出自己少有的积蓄，在长春理工大学设立了奖学金。
于化东回忆2005年，当时已经90多岁的王老最后一次到长春理工大学的情景，“王老不顾身体虚弱，坚持给教师和学生作了40分钟的报告，我当时就坐在台下，时刻为老人的身体健康担心，但王老的报告内容清新、思维敏捷、收放自如、总是站在科学的前沿，具有前瞻性、预言性，让人忘记了他的年龄。”于化东说。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30位。
于化东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长春理工大学50年校庆时，王大珩先生亲自为自己创建的学校题字，“实践求是、审时度势、传承辟新、寻优勇进”。
这十六个字体现了王老对于高校建设的看法，他对当前国内大学求全求大的作风非常反感，他告诫我们，一个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应该重点发展自己优势学科，在此带动下，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为了表彰王大珩对中国光学事业以及科技发展的贡献，2010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布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1997—28小行星命名为王大珩星。
怀念我们的老主席——王大珩先生
“过去老说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事实上淘气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淘气的孩子他自己动脑筋。”
记得2006年1月26日，原市科协主席陈佳洱院士、常务副主席田小平、副主席贺慧玲和秘书长罗忠仁同志来到王大珩先生家中，向王老恭贺新春。陈佳洱主席曾经是王老的学生，所以拜年又多了一层含义。王老家室内最显眼的还要数摆在茶几上特制的放大器，这是王老阅读文件的工具。王老虽然手拄拐杖，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陈佳洱主席简要汇报了此前刚刚结束的北京两界联席会议专家顾问委员会会议情况以及科协今后工作的设想，王老表示满意，并就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问题畅谈了自己的体会。王老的谈话，精确而诙谐，耐人寻味，使人受益匪浅，至今还难以忘怀。
他说：我现在的岁数是90.91岁。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基因好，我父母都长寿。
说到自主创新，王老谈锋甚健，他说：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自主创新实质上是提倡人人动脑筋。人人动脑筋与人人都变成思想懒汉大不一样。刚刚闭幕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最主要的是要我们在思想境界上有所突破。我国乒乓球之所以打得好是因为人人都在打。人人动脑筋对社会影响巨大。动脑筋要从小孩子开始。过去老说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事实上淘气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淘气的孩子他自己动脑筋。
王老说，现在学术界开讨论会时，年轻人很少发言，他不敢讲。在行政上，领导最喜欢听他话、按他的话办事、不提意见的人。唯唯诺诺在领导眼里被认为是好人。改变这种思想境界需要长期努力，不是短期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自主创新之所以有驱动力，主要是因为有竞争环境。
“从政治上讲，右倾保守主义不是科学，左倾冒险主义也不是科学。”
王老认为，历史上，我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上有辉煌的贡献，后来搞科举制，傻瓜化人的脑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经济太落后，所以人家有的，我们有了，就觉得了不起，就满意了，叫做“填补空白”。在科技奖评审中，获奖的多是人家已经有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创新精神，现在要改变这种着重仿制的问题。从这点上说，我们理解这次科学技术大会有里程碑意义，在思想上是一次推动、一次飞跃。1978年科学大会是拨乱反正，有人说这次科技大会是第二次春天，我说是又一次春天。
王老对把握规律的认识极为深刻，很有见地。他说：过去我们搞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主要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最初总是挑环境关系比较简单的事物来认识，比如研究原子物理，就从氢原子开始，因为最简单。后来量子力学把它普遍化了。现在有了好条件，有了计算机。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物理里面有一个复杂的问题，近来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就是混沌理论。混沌理论实际上是从各种物质相互作用的环境下，找出它最基本的规律。
在新世纪，最复杂又有发展前途的可能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可以研究政治、经济、贸易等，在各方面探求最优化的道路。
王老还精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哲理。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且还要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不符合环境规律的必然是不科学的。从政治上讲，右倾保守主义不是科学，左倾冒险主义也不是科学。科学发展观就是引导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走在正确道路上。
用爱国主义精神把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走“激光”之路，发挥最大的“效益”。
长期以来，王老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导师，还是我们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对祖国充满了爱。在科技工作者中极力倡导爱国主义精神，他经常借助简单的学术语言阐述团结爱国的大道理。他说，激光不同于一般光源，普通光射向四面八方，而激光把光束聚集在一起，仅这一定向性能，就使光源集中度提高一千万倍以上，亮度可高出太阳107~1010倍。我们要用爱国主义精神把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走“激光”之路，发挥最大的“效益”。
他待人是那么谦和。他从不居功自傲、以势压人，无论是对领导、同事，还是对下级工作人员，都是一样诚恳。在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大奖后，市科协全委会向他献花时，他强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称号后，市科协领导向他祝贺时，他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敲敲边鼓。”
他对工作是那么严谨。每当市科协文件和讲话整理稿递到他手里时，他都字斟句酌，时而透过放大镜认真观看，时而挪开放大镜，在字里行间摸索着写下修改意见，对每一个问题、疑点都不放过。看到一个年近9旬的老人如此严谨地工作，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王大珩在北京市科协担任主席期间的主要工作
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北京市科协紧密围绕首都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把学术交流与决策论证结合起来，既活跃了学术思想，又推动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为庆祝建国40周年开展的“迎国庆，献百计”活动中，市科协共提出建议578项，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多建议得到落实。
同时，北京市科协深入首都经济建设主战场，对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87年开始，市科协在企业科协中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在农村积极推广适用技术，带动建成了一批“养鸡村”、“果树村”、“蔬菜村”。
王大珩在科协担任主席期间，北京市科协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活动，为提高公众的科技文化素养努力工作。1988年，市科协主办首届“北京科技活动月”活动，参加群众达350万人次，得到宋健同志的称赞。1989年，市科协与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科技报告会，王老亲自主持会议，钱三强等19位科学家主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王大珩的领导下，北京市科协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者科技道德建设，1987年重新修订发布《首都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首都党政军民学共建文明城市协调委员会”向全市转发这一文件，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响应，受到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协的肯定。
北京市科协在第三届委员会期间，团体建设蓬勃发展。高校科协从无到有，企业科协从18个发展到127个，新成立了计算机、预防医学、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等一批新学会。会员总数从18.36万人发展到30.5万人。
“王老特别反感别人称它为‘中国光学之父’，我们一般称他为王老大。”现任长春理工大学校长于化东告诉记者。
“王老大”就是王大珩。2011年7月21日13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王大珩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指引前进方向的战略科学家。
“千万别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王大珩先生在《我的自述》开篇的话。
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叹当时的中国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这印在了他的心里。
后来，1936年王大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成为我国派往西方学习应用光学的第二个人。这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且为我国近代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1948年，当满怀报国之志的王大珩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他没有犹豫，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从此，王大珩开始为我国光学的发展创造历史。筹建的仪器馆（后来发展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并且组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亲自担任第一任校长，这里也成为中国光学的发源地。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都诞生于此。同时，这里也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光学研究人才，为我国光学事业发展打下基础。
每次到北京开会，只要时间充裕，于化东都要给王老打个电话，在王老方便的情况下去家里看望老人，听取对学校建设的意见。
“作为那么大的一位科学家，王老一点架子也没有，每次一听说学校来人都要见我们，他时刻关心学校的建设。走的时候每次还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于化东回忆说。
“走后门”引出“863计划”
“王老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大家’，除了对中国光学事业的突出贡献，王老也对中国科技整体水平的提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于化东说。
王大珩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而是能及时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脉搏，以敏锐的科学预见性，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一些重大科技发展方向提出重大建议。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星球大战”的演说，西欧提出了“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世界科技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的话，与世界科技水平将越拉越远。”王大珩当时非常担心，随后与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三位科学家一商量，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让建议书早点送到国家领导人面前，王大珩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了后门”，经由其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两百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后来演变发展为“863计划”，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
“863计划”主要目标是在选定的生物、航空、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计划的实施，使中国高技术追踪国际水平的研究不断取得累累硕果，对中国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高科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
“王老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夙愿，就是亲眼看到他倡议建立的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开幕那一天。”于化东说。
建立一座集光学科普教育、光学科技史与科技成果展示、光学科技信息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专业展馆一直是王大珩的心愿，经过他的努力，中国光学科技馆获得国家的批准，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幕。
最近几年，王大珩先生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为了减少麻烦，他很少外出，很多人都希望他能换一间电梯房，这样他就可以多到外边转转，但是王大珩先生却拿出自己少有的积蓄，在长春理工大学设立了奖学金。
于化东回忆2005年，当时已经90多岁的王老最后一次到长春理工大学的情景，“王老不顾身体虚弱，坚持给教师和学生作了40分钟的报告，我当时就坐在台下，时刻为老人的身体健康担心，但王老的报告内容清新、思维敏捷、收放自如、总是站在科学的前沿，具有前瞻性、预言性，让人忘记了他的年龄。”于化东说。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30位。
于化东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长春理工大学50年校庆时，王大珩先生亲自为自己创建的学校题字，“实践求是、审时度势、传承辟新、寻优勇进”。
这十六个字体现了王老对于高校建设的看法，他对当前国内大学求全求大的作风非常反感，他告诫我们，一个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应该重点发展自己优势学科，在此带动下，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为了表彰王大珩对中国光学事业以及科技发展的贡献，2010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布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1997—28小行星命名为王大珩星。
怀念我们的老主席——王大珩先生
“过去老说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事实上淘气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淘气的孩子他自己动脑筋。”
记得2006年1月26日，原市科协主席陈佳洱院士、常务副主席田小平、副主席贺慧玲和秘书长罗忠仁同志来到王大珩先生家中，向王老恭贺新春。陈佳洱主席曾经是王老的学生，所以拜年又多了一层含义。王老家室内最显眼的还要数摆在茶几上特制的放大器，这是王老阅读文件的工具。王老虽然手拄拐杖，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陈佳洱主席简要汇报了此前刚刚结束的北京两界联席会议专家顾问委员会会议情况以及科协今后工作的设想，王老表示满意，并就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问题畅谈了自己的体会。王老的谈话，精确而诙谐，耐人寻味，使人受益匪浅，至今还难以忘怀。
他说：我现在的岁数是90.91岁。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基因好，我父母都长寿。
说到自主创新，王老谈锋甚健，他说：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自主创新实质上是提倡人人动脑筋。人人动脑筋与人人都变成思想懒汉大不一样。刚刚闭幕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最主要的是要我们在思想境界上有所突破。我国乒乓球之所以打得好是因为人人都在打。人人动脑筋对社会影响巨大。动脑筋要从小孩子开始。过去老说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事实上淘气的孩子才是好孩子，淘气的孩子他自己动脑筋。
王老说，现在学术界开讨论会时，年轻人很少发言，他不敢讲。在行政上，领导最喜欢听他话、按他的话办事、不提意见的人。唯唯诺诺在领导眼里被认为是好人。改变这种思想境界需要长期努力，不是短期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自主创新之所以有驱动力，主要是因为有竞争环境。
“从政治上讲，右倾保守主义不是科学，左倾冒险主义也不是科学。”
王老认为，历史上，我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上有辉煌的贡献，后来搞科举制，傻瓜化人的脑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科学技术、经济太落后，所以人家有的，我们有了，就觉得了不起，就满意了，叫做“填补空白”。在科技奖评审中，获奖的多是人家已经有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创新精神，现在要改变这种着重仿制的问题。从这点上说，我们理解这次科学技术大会有里程碑意义，在思想上是一次推动、一次飞跃。1978年科学大会是拨乱反正，有人说这次科技大会是第二次春天，我说是又一次春天。
王老对把握规律的认识极为深刻，很有见地。他说：过去我们搞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主要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最初总是挑环境关系比较简单的事物来认识，比如研究原子物理，就从氢原子开始，因为最简单。后来量子力学把它普遍化了。现在有了好条件，有了计算机。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物理里面有一个复杂的问题，近来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就是混沌理论。混沌理论实际上是从各种物质相互作用的环境下，找出它最基本的规律。
在新世纪，最复杂又有发展前途的可能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可以研究政治、经济、贸易等，在各方面探求最优化的道路。
王老还精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哲理。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且还要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不符合环境规律的必然是不科学的。从政治上讲，右倾保守主义不是科学，左倾冒险主义也不是科学。科学发展观就是引导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走在正确道路上。
用爱国主义精神把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走“激光”之路，发挥最大的“效益”。
长期以来，王老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导师，还是我们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对祖国充满了爱。在科技工作者中极力倡导爱国主义精神，他经常借助简单的学术语言阐述团结爱国的大道理。他说，激光不同于一般光源，普通光射向四面八方，而激光把光束聚集在一起，仅这一定向性能，就使光源集中度提高一千万倍以上，亮度可高出太阳107~1010倍。我们要用爱国主义精神把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走“激光”之路，发挥最大的“效益”。
他待人是那么谦和。他从不居功自傲、以势压人，无论是对领导、同事，还是对下级工作人员，都是一样诚恳。在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大奖后，市科协全委会向他献花时，他强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称号后，市科协领导向他祝贺时，他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敲敲边鼓。”
他对工作是那么严谨。每当市科协文件和讲话整理稿递到他手里时，他都字斟句酌，时而透过放大镜认真观看，时而挪开放大镜，在字里行间摸索着写下修改意见，对每一个问题、疑点都不放过。看到一个年近9旬的老人如此严谨地工作，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王大珩在北京市科协担任主席期间的主要工作
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北京市科协紧密围绕首都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把学术交流与决策论证结合起来，既活跃了学术思想，又推动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为庆祝建国40周年开展的“迎国庆，献百计”活动中，市科协共提出建议578项，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多建议得到落实。
同时，北京市科协深入首都经济建设主战场，对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87年开始，市科协在企业科协中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在农村积极推广适用技术，带动建成了一批“养鸡村”、“果树村”、“蔬菜村”。
王大珩在科协担任主席期间，北京市科协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活动，为提高公众的科技文化素养努力工作。1988年，市科协主办首届“北京科技活动月”活动，参加群众达350万人次，得到宋健同志的称赞。1989年，市科协与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科技报告会，王老亲自主持会议，钱三强等19位科学家主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王大珩的领导下，北京市科协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者科技道德建设，1987年重新修订发布《首都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首都党政军民学共建文明城市协调委员会”向全市转发这一文件，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响应，受到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协的肯定。
北京市科协在第三届委员会期间，团体建设蓬勃发展。高校科协从无到有，企业科协从18个发展到127个，新成立了计算机、预防医学、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等一批新学会。会员总数从18.36万人发展到30.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