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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以一种张爱玲似的苍凉笔调为这座城市写下誓言。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历史，滔滔东去，需要有人扬起脸，去凝望天空一角无限透明的蓝。
六朝烟水，盛世流离。
丰盛的城市的声音在葛亮的小说中浸润了剧情。那是葛亮热爱的城市，他生活过的南京，如今与他安身的香港遥遥相望的南京。从南京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苦难中走来，世事百态，皆为文章，最凄凉的城市漫游，就这样相许以身。
葛亮，家世显赫，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书香门第，从小手不释卷，从小对文学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同时，深宅大院之中，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是写不完的故事。他的长篇《朱雀》就是献给他的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葛亮还说，他正在“整理一部分家族史的资料”，那些遗落在历史中的贝壳，看来它们不久就会被葛亮拾起，成为他小说中的甘霖。
生命疾疾流走，却在葛亮的写作中，找到了来生的壳。诸葛亮铿然一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宅也。”葛亮并非诸葛亮，所以他对“帝王之术”并不关心，他只是在凡人的故事中寄托着那位蜀国丞相的失落。在多年前一篇关于南京的文章中，葛亮这样写他心中的城池：“你看到的是一个剪影，闲闲地背转身去，踱出你的视线。你看见到她时在落暮时分，‘乌衣巷口夕阳斜’，温暖而萧瑟。”虽然葛亮说他现在重读这篇旧文，觉得其中的情感不免有些“浮光掠影”，但纵是浮光掠影，也可一窥十里堤畔、夫子庙旁的明与暗，亲密与疏离，或者幸福，或者悲伤。
就像他在《朱雀》的结尾那个定格的瞬间：
“放眼望去，唯一的景物是孔庙近旁的古钟楼。这建筑面目陈旧，庄严肃穆。灰红的墙体业已斑驳，布满了经年的爬山虎，也随了季节衰落。在爬山虎的交缠下，钟楼孑然立着，如同入世的隐士。身处市井，外面还听得见车马喧嚣的声音。他和楼面对面，却觉得心底安静，身体也缓慢地冷却下去了。”
葛亮以一种张爱玲似的苍凉笔调为这座城市写下誓言。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历史，滔滔东去，需要有人扬起脸，去凝望天空一角无限透明的蓝。
钟山盛事谁记？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幸有葛亮，身居香港，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独居异乡为异客，不逢佳节亦思亲。在香港写作，深情眺望着自己的故乡，需要勇气，也是一种宿命。葛亮成功了，他的成绩令人惊艳，翻一下他的获奖履历，也不由让人生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感慨：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他是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这也使葛亮成为大陆去港台发展最成功的青年作家。
继长篇小说《朱雀》在内地出版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七声》也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在内地出版。王德威教授称赞他“文字清新明净”，台湾批评家张瑞芬说葛亮“有一条清亮嗓音”：“他的语言，干净洗练，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帶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七声，“宫、商、角、清角、徵、羽和变宫”，葛亮用中国古代的音阶吹奏着自己的小说。一唱三叹，其音也清，其歌也灵，诚如张瑞芬所评价的：“到了这本类自传的短篇小说集《七声》，葛亮鼓点频催，流畅依然。故事环绕着成分良好、背景优越的男主角毛果，总共七则小人物记事，像穿珠一般的串起边缘人、世间事，可分立也可合观的七段卑微人生。”
丰盛的声音。关于人。关于城市。从公一吊兴亡处，槛外长江空自流。
南京，是我的家城
新民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南京因为一批优秀的作家——苏童、叶兆言、韩东、朱文等等——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这些作家在你文学成长的生涯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
葛亮：你提到的这几位，大多是我的前辈，也都是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笔下的南京给了我不少反思自我的契机。南京有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作家群落，出色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存在，更类似一种文字的“沙龙”，或者说，是一种性情的集合，一如这座城市的品性。前段时间读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写的对象并不是南京的文化人，但由于是南京人所写，却透射出南京的性情。这种史话类的文字，与这座城市的气质十分地投合，读起来很熨帖。
新民周刊：但我读《朱雀》，首先想到的是张爱玲，写一座城市和人的苍凉变迁，张爱玲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很大的作家？
葛亮：对于以城市为题的作品，联想到张很自然。经典的张论《落地的麦子不死》，清晰地分析和归纳了在她影响之下的现当代作家作品。 人数之众，洋洋大观。但我们也看到，这些作家各具个性。在当下，“张派”无法涵盖一切城市叙事，与之相关的联想也就见仁见智了。
若说写作上的影响，现代作家中大概我得益较多的是沈从文。对于作品风格，我个人不倾向拘泥一种。因应题材，会是我选择语言的因素。六朝烟雨，以大江东去的阵势入笔，不见得匹配。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不同。城市品性，还是有共识的。
新民周刊：评论苏童、韩东们的文章很多，但对南京的解读似乎并不能与上海与香港相提并论，你用这样一部小说为百年南京立传，是真如朱天心所说你“有一颗老灵魂”，还是在为“自己的城”立传？你是如何审视南京不同于上海、北京、香港、台北的地域特质？
葛亮：南京是我的家城，我写这篇小说，乡情自然是落笔的初衷与起点。是的，就文学谱系而言，没有严格意义界定上的“南京文学”。作为文学形态，不像“京派”和“海派”文学，它不代表中国悠远文学传统的承继，也没有“近商”的特质。但它本身的气韵，却有足够的吸引力，并且是不可取代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它在后工业时期还可以保留相对完整的古典的姿态。有些“散淡”、非功利的遗留。写《朱雀》，与其说是为南京作传，不如说是它对我有一种召唤。不单纯因为是家乡的缘故，我想也是这城市某种潜在的凝聚力所在。
新民周刊：在《朱雀》中，从民国一直写到千禧年，这样的时间跨度，写一座城市，其实也是写中国这百年的变迁？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的当代中国作家并不少，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比如余华的《活着》和格非的《边缘》，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是否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来建立一种个人化的史观？
葛亮：就历史观念而言，上一辈作家有一种与时代休戚相关的情怀。“时势造英雄”，这是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身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体验是切肤的，是冷暖自知。“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具有考验意味的词汇。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史区间，你必须依赖于间接经验去建构。而这些建构还需要获得历史见证者的检验与认可。我曾经与一位前辈作家谈及这个话题，达成一个共识，历史对于他们，是“重现”（representation）, 而对我们这代，更近似 “想象”(imagination) 。与他们相比，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个“小时代”。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历史这个话题，不应该逃避。 我们这代人，在经验和视野上，都需要一些时间，而同时我们也有时代的赋予，在当下拥有了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言，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归结到这部小说，我试图通过南京，通过这座气质鲜明的城市的变迁，去建构一种古典与现代的联络。其中有传承，有碰撞和异变，也有宿命。我的历史观念中，有宿命的成分。而家族感似乎与之相关。这种认知的确有个人化的一面。 我觉得，对于历史的个性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一个作家使内心强大的途径。
新民周刊：《七声》简体字版即将出版，《七声》是七种什么样的声音？
葛亮：《七声》的书名来自《隋书·音乐志》“一均之中，间有七声” 一句。是各种声音在同一时代的匯聚。也暗合七个短篇。即将出版的内地版不止那么多，比台版的故事更为丰富和有秩序。会给读者呈现出主人公毛果更为完整的人生轨迹。
在香港写作，需要勇气
新民周刊：在香港写作，你觉得和在内地写作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不是环境更自由一些？
葛亮：在言说空间上，在香港也许更自由。但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在香港坚持写作，需要勇气，因为有时间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但的确有相当一批人致力于此。在这个环境里写作，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没有什么包袱，写作更多是一种表达上的需要。这就使我的写作行为变得相对简单。
新民周刊：早十年，内地的读者对香港可能会有所谓“文化沙漠”的印象，可是现在来看，刘以鬯、西西、亦舒、董启章、黄碧云等等，以及近年到香港定居的北岛等人，还有《字花》杂志，在你看来，香港的文学和文化是不是永远处于商业文化的边缘，并开出奇异的花朵？
葛亮：香港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强调题材的“在地化”和语言的风格化与方言化 。人们可能对香港的流行文化更为熟悉，或者说商业文化的部分。在香港本土，影视和流行音乐的联系会紧密些，这也是多媒体（multimedia）本身的生产作业模式造成的。这两者和文学的关联则比较淡薄，因为本地文学能为电影提供的叙事资源比较少。所以香港的电影比内地和台湾更重视原创性。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并非香港出产的文学一定与商业文化绝缘。有些作家的作品具有相对浓郁的商业元素，甚至说作家在创作时就已经有将自己的作品普及的初衷。比方李碧华的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电影，她也因此成为内地所熟知的香港作家与编剧。陈凯歌改编了她的作品《霸王别姬》，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也很一针见血，他说：“李碧华是个很聪明的作家。她给你提供的第一不是思想，第二不是情节，第三不是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提供了一种人物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人物关系里升华出来的。在她所提供的人物关系之间有很多的潜力可挖。”换言之，就是李的作品给改编带来了某种可以发挥的空间和戏剧张力。这也是她受到商业文化青睐的原因。
新民周刊：在我看来，香港这座城市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它节奏更快更现代，另一方面它的传统文化意识也更强烈，你是怎么来看待这种香港的文学特质的？以后有没有可能以香港为背景来写一部长篇？
葛亮：是的，香港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中环价值”固然是一个层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兹在兹。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叫做“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 ，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就文字而言，也是如此。任何一份香港报纸，都是和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的 “粤方言书写体”。但对香港本地人，是非常亲切的。文学的呈现，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认同感的直接体现。我以香港做题材的小说，也不算少，多是中短篇。长篇的建构，需要对一座城市多元化的认知到了最恰如其分的程度，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
六朝烟水，盛世流离。
丰盛的城市的声音在葛亮的小说中浸润了剧情。那是葛亮热爱的城市，他生活过的南京，如今与他安身的香港遥遥相望的南京。从南京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苦难中走来，世事百态，皆为文章，最凄凉的城市漫游，就这样相许以身。
葛亮，家世显赫，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书香门第，从小手不释卷，从小对文学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同时，深宅大院之中，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是写不完的故事。他的长篇《朱雀》就是献给他的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葛亮还说，他正在“整理一部分家族史的资料”，那些遗落在历史中的贝壳，看来它们不久就会被葛亮拾起，成为他小说中的甘霖。
生命疾疾流走，却在葛亮的写作中，找到了来生的壳。诸葛亮铿然一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宅也。”葛亮并非诸葛亮，所以他对“帝王之术”并不关心，他只是在凡人的故事中寄托着那位蜀国丞相的失落。在多年前一篇关于南京的文章中，葛亮这样写他心中的城池：“你看到的是一个剪影，闲闲地背转身去，踱出你的视线。你看见到她时在落暮时分，‘乌衣巷口夕阳斜’，温暖而萧瑟。”虽然葛亮说他现在重读这篇旧文，觉得其中的情感不免有些“浮光掠影”，但纵是浮光掠影，也可一窥十里堤畔、夫子庙旁的明与暗，亲密与疏离，或者幸福，或者悲伤。
就像他在《朱雀》的结尾那个定格的瞬间：
“放眼望去，唯一的景物是孔庙近旁的古钟楼。这建筑面目陈旧，庄严肃穆。灰红的墙体业已斑驳，布满了经年的爬山虎，也随了季节衰落。在爬山虎的交缠下，钟楼孑然立着，如同入世的隐士。身处市井，外面还听得见车马喧嚣的声音。他和楼面对面，却觉得心底安静，身体也缓慢地冷却下去了。”
葛亮以一种张爱玲似的苍凉笔调为这座城市写下誓言。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历史，滔滔东去，需要有人扬起脸，去凝望天空一角无限透明的蓝。
钟山盛事谁记？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幸有葛亮，身居香港，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独居异乡为异客，不逢佳节亦思亲。在香港写作，深情眺望着自己的故乡，需要勇气，也是一种宿命。葛亮成功了，他的成绩令人惊艳，翻一下他的获奖履历，也不由让人生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感慨：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他是这一奖项迄今最年轻的获奖人，这也使葛亮成为大陆去港台发展最成功的青年作家。
继长篇小说《朱雀》在内地出版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七声》也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在内地出版。王德威教授称赞他“文字清新明净”，台湾批评家张瑞芬说葛亮“有一条清亮嗓音”：“他的语言，干净洗练，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帶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七声，“宫、商、角、清角、徵、羽和变宫”，葛亮用中国古代的音阶吹奏着自己的小说。一唱三叹，其音也清，其歌也灵，诚如张瑞芬所评价的：“到了这本类自传的短篇小说集《七声》，葛亮鼓点频催，流畅依然。故事环绕着成分良好、背景优越的男主角毛果，总共七则小人物记事，像穿珠一般的串起边缘人、世间事，可分立也可合观的七段卑微人生。”
丰盛的声音。关于人。关于城市。从公一吊兴亡处，槛外长江空自流。
南京，是我的家城
新民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南京因为一批优秀的作家——苏童、叶兆言、韩东、朱文等等——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这些作家在你文学成长的生涯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
葛亮：你提到的这几位，大多是我的前辈，也都是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笔下的南京给了我不少反思自我的契机。南京有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作家群落，出色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存在，更类似一种文字的“沙龙”，或者说，是一种性情的集合，一如这座城市的品性。前段时间读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写的对象并不是南京的文化人，但由于是南京人所写，却透射出南京的性情。这种史话类的文字，与这座城市的气质十分地投合，读起来很熨帖。
新民周刊：但我读《朱雀》，首先想到的是张爱玲，写一座城市和人的苍凉变迁，张爱玲是不是也是对你影响很大的作家？
葛亮：对于以城市为题的作品，联想到张很自然。经典的张论《落地的麦子不死》，清晰地分析和归纳了在她影响之下的现当代作家作品。 人数之众，洋洋大观。但我们也看到，这些作家各具个性。在当下，“张派”无法涵盖一切城市叙事，与之相关的联想也就见仁见智了。
若说写作上的影响，现代作家中大概我得益较多的是沈从文。对于作品风格，我个人不倾向拘泥一种。因应题材，会是我选择语言的因素。六朝烟雨，以大江东去的阵势入笔，不见得匹配。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不同。城市品性，还是有共识的。
新民周刊：评论苏童、韩东们的文章很多，但对南京的解读似乎并不能与上海与香港相提并论，你用这样一部小说为百年南京立传，是真如朱天心所说你“有一颗老灵魂”，还是在为“自己的城”立传？你是如何审视南京不同于上海、北京、香港、台北的地域特质？
葛亮：南京是我的家城，我写这篇小说，乡情自然是落笔的初衷与起点。是的，就文学谱系而言，没有严格意义界定上的“南京文学”。作为文学形态，不像“京派”和“海派”文学，它不代表中国悠远文学传统的承继，也没有“近商”的特质。但它本身的气韵，却有足够的吸引力，并且是不可取代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它在后工业时期还可以保留相对完整的古典的姿态。有些“散淡”、非功利的遗留。写《朱雀》，与其说是为南京作传，不如说是它对我有一种召唤。不单纯因为是家乡的缘故，我想也是这城市某种潜在的凝聚力所在。
新民周刊：在《朱雀》中，从民国一直写到千禧年，这样的时间跨度，写一座城市，其实也是写中国这百年的变迁？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的当代中国作家并不少，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比如余华的《活着》和格非的《边缘》，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是否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来建立一种个人化的史观？
葛亮：就历史观念而言，上一辈作家有一种与时代休戚相关的情怀。“时势造英雄”，这是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身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体验是切肤的，是冷暖自知。“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具有考验意味的词汇。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史区间，你必须依赖于间接经验去建构。而这些建构还需要获得历史见证者的检验与认可。我曾经与一位前辈作家谈及这个话题，达成一个共识，历史对于他们，是“重现”（representation）, 而对我们这代，更近似 “想象”(imagination) 。与他们相比，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个“小时代”。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历史这个话题，不应该逃避。 我们这代人，在经验和视野上，都需要一些时间，而同时我们也有时代的赋予，在当下拥有了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言，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归结到这部小说，我试图通过南京，通过这座气质鲜明的城市的变迁，去建构一种古典与现代的联络。其中有传承，有碰撞和异变，也有宿命。我的历史观念中，有宿命的成分。而家族感似乎与之相关。这种认知的确有个人化的一面。 我觉得，对于历史的个性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一个作家使内心强大的途径。
新民周刊：《七声》简体字版即将出版，《七声》是七种什么样的声音？
葛亮：《七声》的书名来自《隋书·音乐志》“一均之中，间有七声” 一句。是各种声音在同一时代的匯聚。也暗合七个短篇。即将出版的内地版不止那么多，比台版的故事更为丰富和有秩序。会给读者呈现出主人公毛果更为完整的人生轨迹。
在香港写作，需要勇气
新民周刊：在香港写作，你觉得和在内地写作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不是环境更自由一些？
葛亮：在言说空间上，在香港也许更自由。但从个人生存的角度，在香港坚持写作，需要勇气，因为有时间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但的确有相当一批人致力于此。在这个环境里写作，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没有什么包袱，写作更多是一种表达上的需要。这就使我的写作行为变得相对简单。
新民周刊：早十年，内地的读者对香港可能会有所谓“文化沙漠”的印象，可是现在来看，刘以鬯、西西、亦舒、董启章、黄碧云等等，以及近年到香港定居的北岛等人，还有《字花》杂志，在你看来，香港的文学和文化是不是永远处于商业文化的边缘，并开出奇异的花朵？
葛亮：香港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强调题材的“在地化”和语言的风格化与方言化 。人们可能对香港的流行文化更为熟悉，或者说商业文化的部分。在香港本土，影视和流行音乐的联系会紧密些，这也是多媒体（multimedia）本身的生产作业模式造成的。这两者和文学的关联则比较淡薄，因为本地文学能为电影提供的叙事资源比较少。所以香港的电影比内地和台湾更重视原创性。
当然也有一些特例，并非香港出产的文学一定与商业文化绝缘。有些作家的作品具有相对浓郁的商业元素，甚至说作家在创作时就已经有将自己的作品普及的初衷。比方李碧华的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电影，她也因此成为内地所熟知的香港作家与编剧。陈凯歌改编了她的作品《霸王别姬》，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也很一针见血，他说：“李碧华是个很聪明的作家。她给你提供的第一不是思想，第二不是情节，第三不是故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提供了一种人物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人物关系里升华出来的。在她所提供的人物关系之间有很多的潜力可挖。”换言之，就是李的作品给改编带来了某种可以发挥的空间和戏剧张力。这也是她受到商业文化青睐的原因。
新民周刊：在我看来，香港这座城市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它节奏更快更现代，另一方面它的传统文化意识也更强烈，你是怎么来看待这种香港的文学特质的？以后有没有可能以香港为背景来写一部长篇？
葛亮：是的，香港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中环价值”固然是一个层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兹在兹。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叫做“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 ，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就文字而言，也是如此。任何一份香港报纸，都是和现代白话文相去甚远的 “粤方言书写体”。但对香港本地人，是非常亲切的。文学的呈现，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认同感的直接体现。我以香港做题材的小说，也不算少，多是中短篇。长篇的建构，需要对一座城市多元化的认知到了最恰如其分的程度，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