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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角度提出“三个倡导”，用24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做了高度概括，并提出以此“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标志着我国核心价值观构建开启了新的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一般说来，有核心就有相对应的外围，这个外围与核心互为因果，互为依托，各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如果从外围入手，按社会分工，按不同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等，探讨不同的子项级的价值观问题，在当下社会转型剧烈、各种思潮碰撞加大的情况下，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党政机关（以下简称机关）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笔者认为，机关的核心价值观是权为民用。
属性与内涵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将国家成长、壮大、消亡的规律总结概括得淋漓尽致，各种学说浩如烟海。共同的指向无外乎落在“治国理政”四个字上。治国需要雄才大略，理政需要治官、管权，同样需要雄才大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非常英明的论断。放开眼界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青春，长期执政，关键之点，就在于此。
机关干部是国家权力中枢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系统，所有部件各自发挥其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共同服务对象总体上是人民群众，而非官员自己。因此，这些权力本质属性是排斥官员一己私利的。那么，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它本质上不属于公权力固有的属性，而是这架机器运行中某个部件产生的异己力量，或者应视为官员对权力的窃取。
掌控权力的机关干部由于学识、境界、觉悟、成长环境等差异，各种能力包括自控能力不可能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关官员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个规则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保证他在生产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有利于这个产品的公共性，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规则各国都不少，我国也有一些，但是，验证这个规则的是社会满意度、是民意。这些规则，有硬件的—写在书面上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有软件的—就是这些法律法规中渗透的理念或经过这些法律法规的约束逐步形成的官员整体的执政理念，即机关价值观。手握公权面对民众的机关官员，其核心价值观是权为民用。
问题及挑战
当我们国家由穷变富，当我们党长期执政，当世界民族之间竞争加剧，仍然存在丛林法则的当下，我们党关注权力运行的制衡，关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醒全党此事生死攸关。王岐山同志从政治敏锐性的高度出发，向全党推荐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深意在于当时代进步、社会松绑后，治国理政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出现“广场政治”，而广场政治又易出现“群体无智慧”，犯法国大革命时期“倒脏水同时倒掉孩子”的历史性错误。前苏联的剧变，在这方面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我们当前面对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关键的是“长期执政”与“消极腐败”两个方面。苏共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两个方面。《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披露：苏联解体前，很具权威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民调显示，有85%以上的苏联人民认为苏共不代表人民，只代表特权阶层。我们在感慨貌似强大的苏联竟一夜之间丢掉政权的同时，也在考虑“流血革命取得的政权为什么不流血地失去政权”这一沉重的历史命题。苏共的失败，不排除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瓦解，不排除国内外各种不利和挑战，但从共产党人沉痛后的反思中不难理解，还是被自己打败的。根子就在权力中枢的各级机关，问题就在于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使掌权的官员们由人民的领导者、公仆走向反面。从一定意义上，苏共的失败为我们党的成功做了破坏性的试验。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分重要。但从历史的现实看，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64年的执政经历不能不说还是短暂的，我们的一切成果还都是在发展中，都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权为民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起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官本位的问题。等级观念、家长制、权大于法等等，还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封建专制下显性的官场文化。
二是权钱交易的问题。设权寻租、以权谋私，市场交易的法则渗透到机关中来。当权力成为买卖标的之时，国家的中枢系统部分失灵就不奇怪了。
三是权力失去制约的问题。权力没有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腐败问题追根溯源，无不在于权力的管控。
上述这三个问题，真正解决好并非易事，但又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先从他律上抓起，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一项一项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机关这部机器在法治的高压下正常运转，使那些失灵的部件转入正常高效。
构建与再造
多年来，上上下下有个误区，一提机关文化建设，似乎就是文体活动，似乎就是书法绘画，就是赛诗征文。而抓这项工作的往往就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主要领导参与一下，出一件作品或讲个话等就认为是“高度重视”，皆大欢喜。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人力物力投入尽管很大，但是，于机关政治形象的树立以及民众认可度的提高等大是大非方面，毫无裨益。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理解文化建设高层次的内涵，降低或误解了文化固有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在制约权力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有较大差距，自我感觉良好，忧患意识欠缺。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同志的建党90周年讲话，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今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四大挑战”、“四大危险”等等这些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论断是我们党执政以来不多见的。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重大路径选择。应该说，这才是机关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总的路线图。让所有的官员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权为民用”的价值观，是一个革命党转变为合格执政党所必须跨跃的高度。
一是严惩高压，让官员不敢腐。社会转型期必须严刑峻法，用重典，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须保持。这么多年来，查处的案件不断攀升，反腐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尚且没有遏制住腐败的浊流，足以告诫我们，搞市场经济，发展富强之后的官员管理、机关建设更难更艰巨。在我们制度的笼子尚未打造好之前，惩处这柄利剑用得好是可以起到弥补作用的。
二是制约权力，让官员不能腐。权力固有的属性使清醒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家都对它十分警惕，这种警惕应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哲人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视权力为双刃剑，在如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上有成熟的做法，有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美国的《宪法》通篇是对各种权力的控制条款，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权力制约法。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和地区政府廉洁程度按评估排序。新西兰、北欧诸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排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制约各种权力，细到官员的衣食住行。我们在这方面差距较大，造成了一些权力的无拘无束，造成了人民群众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就应验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制度管用”。我们需要用补课的思维抢时间补上这个真空。
三是思想建设，让官员警钟长鸣。教育、引导官员坚定理想信念，奉公守法，拒腐防变的招法很多，在强调严刑峻法、制约权力的时候，我们这些传统的“德政”手段更不能少。只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并用，才能更好地使权为民用的立法理念强力注入各级官员心中，使之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总之，权为民用价值观构建是永不竣工的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可以断定，随着“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机关官员权为民用的价值观会牢固树立起来。
（作者为吉林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一般说来，有核心就有相对应的外围，这个外围与核心互为因果，互为依托，各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如果从外围入手，按社会分工，按不同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等，探讨不同的子项级的价值观问题，在当下社会转型剧烈、各种思潮碰撞加大的情况下，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党政机关（以下简称机关）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笔者认为，机关的核心价值观是权为民用。
属性与内涵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将国家成长、壮大、消亡的规律总结概括得淋漓尽致，各种学说浩如烟海。共同的指向无外乎落在“治国理政”四个字上。治国需要雄才大略，理政需要治官、管权，同样需要雄才大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非常英明的论断。放开眼界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青春，长期执政，关键之点，就在于此。
机关干部是国家权力中枢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系统，所有部件各自发挥其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共同服务对象总体上是人民群众，而非官员自己。因此，这些权力本质属性是排斥官员一己私利的。那么，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它本质上不属于公权力固有的属性，而是这架机器运行中某个部件产生的异己力量，或者应视为官员对权力的窃取。
掌控权力的机关干部由于学识、境界、觉悟、成长环境等差异，各种能力包括自控能力不可能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关官员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个规则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保证他在生产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有利于这个产品的公共性，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规则各国都不少，我国也有一些，但是，验证这个规则的是社会满意度、是民意。这些规则，有硬件的—写在书面上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有软件的—就是这些法律法规中渗透的理念或经过这些法律法规的约束逐步形成的官员整体的执政理念，即机关价值观。手握公权面对民众的机关官员，其核心价值观是权为民用。
问题及挑战
当我们国家由穷变富，当我们党长期执政，当世界民族之间竞争加剧，仍然存在丛林法则的当下，我们党关注权力运行的制衡，关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醒全党此事生死攸关。王岐山同志从政治敏锐性的高度出发，向全党推荐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深意在于当时代进步、社会松绑后，治国理政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出现“广场政治”，而广场政治又易出现“群体无智慧”，犯法国大革命时期“倒脏水同时倒掉孩子”的历史性错误。前苏联的剧变，在这方面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我们当前面对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关键的是“长期执政”与“消极腐败”两个方面。苏共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两个方面。《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披露：苏联解体前，很具权威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民调显示，有85%以上的苏联人民认为苏共不代表人民，只代表特权阶层。我们在感慨貌似强大的苏联竟一夜之间丢掉政权的同时，也在考虑“流血革命取得的政权为什么不流血地失去政权”这一沉重的历史命题。苏共的失败，不排除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瓦解，不排除国内外各种不利和挑战，但从共产党人沉痛后的反思中不难理解，还是被自己打败的。根子就在权力中枢的各级机关，问题就在于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使掌权的官员们由人民的领导者、公仆走向反面。从一定意义上，苏共的失败为我们党的成功做了破坏性的试验。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分重要。但从历史的现实看，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64年的执政经历不能不说还是短暂的，我们的一切成果还都是在发展中，都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权为民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起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官本位的问题。等级观念、家长制、权大于法等等，还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封建专制下显性的官场文化。
二是权钱交易的问题。设权寻租、以权谋私，市场交易的法则渗透到机关中来。当权力成为买卖标的之时，国家的中枢系统部分失灵就不奇怪了。
三是权力失去制约的问题。权力没有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腐败问题追根溯源，无不在于权力的管控。
上述这三个问题，真正解决好并非易事，但又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先从他律上抓起，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一项一项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机关这部机器在法治的高压下正常运转，使那些失灵的部件转入正常高效。
构建与再造
多年来，上上下下有个误区，一提机关文化建设，似乎就是文体活动，似乎就是书法绘画，就是赛诗征文。而抓这项工作的往往就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主要领导参与一下，出一件作品或讲个话等就认为是“高度重视”，皆大欢喜。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人力物力投入尽管很大，但是，于机关政治形象的树立以及民众认可度的提高等大是大非方面，毫无裨益。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理解文化建设高层次的内涵，降低或误解了文化固有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在制约权力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有较大差距，自我感觉良好，忧患意识欠缺。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同志的建党90周年讲话，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今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四大挑战”、“四大危险”等等这些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论断是我们党执政以来不多见的。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重大路径选择。应该说，这才是机关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总的路线图。让所有的官员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权为民用”的价值观，是一个革命党转变为合格执政党所必须跨跃的高度。
一是严惩高压，让官员不敢腐。社会转型期必须严刑峻法，用重典，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须保持。这么多年来，查处的案件不断攀升，反腐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尚且没有遏制住腐败的浊流，足以告诫我们，搞市场经济，发展富强之后的官员管理、机关建设更难更艰巨。在我们制度的笼子尚未打造好之前，惩处这柄利剑用得好是可以起到弥补作用的。
二是制约权力，让官员不能腐。权力固有的属性使清醒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家都对它十分警惕，这种警惕应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哲人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视权力为双刃剑，在如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上有成熟的做法，有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美国的《宪法》通篇是对各种权力的控制条款，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权力制约法。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和地区政府廉洁程度按评估排序。新西兰、北欧诸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排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制约各种权力，细到官员的衣食住行。我们在这方面差距较大，造成了一些权力的无拘无束，造成了人民群众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就应验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制度管用”。我们需要用补课的思维抢时间补上这个真空。
三是思想建设，让官员警钟长鸣。教育、引导官员坚定理想信念，奉公守法，拒腐防变的招法很多，在强调严刑峻法、制约权力的时候，我们这些传统的“德政”手段更不能少。只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并用，才能更好地使权为民用的立法理念强力注入各级官员心中，使之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总之，权为民用价值观构建是永不竣工的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可以断定，随着“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机关官员权为民用的价值观会牢固树立起来。
（作者为吉林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