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地理与政治制度史上，遥领与虚封是一种延续时间颇长的特殊现象。“遥领者，不入版图之地，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也。虚封者，则仅有封爵而无实土之谓也。”通俗地讲，把不属于本国（即本国政府不能行使行政权）的地方，算作自己的，于自己国内设置该地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州牧、刺史、太守、县令等名义，对其地行使象征性的统治，是为“遥领”；以事实上不属于本国的土地，作为本国王侯等封爵的封土，是为“虚封”。虚封与遥领相同，也是象征性的统治。
　　遥领与虚封这样的现象，亘古及今，在中国历史上颇见其例。如《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其时“象郡、桂林、南海属尉佗，佗未降，遥虚夺以封芮耳”，即此三郡实为南越赵佗据有，对于吴芮来说，只是虚封而已。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其时的吕布何来地处西北的北地郡？张辽遥领北地太守耳。
　　又《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以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武信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领武定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何徽领昭武节度使……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此后周的武信、武定、昭武三节度使，北汉的义成、武宁二节度使，正如元胡三省所注：“武信军，遂州；武定军，洋州；昭武军，利州；三镇皆属蜀，李重进等遥领也……义成军，滑州；武宁军，徐州；皆属周。白从晖等亦遥领。”其时的南方政权也是这样，如杨吴有昭武节度使杨濛、宣武节度使卢文进、忠武节度使王令谋等，而昭武军利州时属后蜀，宣武军汴州、忠武军许州时属后晋，诸人所领，自然也是遥领。然则五代十国时，“列国自相署置多此类”。
　　遥领、虚封的存在，根本有异于治民之官必莅其地、受封之君必有疆土的周汉常制，也极大地打破了依据政区的设置划定疆域范围的基本原理。本来，疆域与政区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完全意义上的疆域，是设置了政区的地域；政区的置废，也往往代表了疆域的得失。然而，遥领、虚封所涉的政区，却是特定政权并不拥有的地域空间，这就造成了认识的混淆。即以上引史料为例，很容易得出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有象、桂林、南海三郡之地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有遂、洋、利三州之地的推论。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推论却是错误的。
　　相对而言，起自东汉末年的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遥领与虚封又最为盛行与复杂，并给予后世以广泛、深远的“历史记忆”，而其所导致的各别政权的疆域误判情况也尤为严重。略举两例：或以为蜀汉有交州，《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即为证据。然考李恢领交州时，“住平夷县”，平夷为牂柯郡属县，若其时蜀汉果有交州，岂能设治于益州牂柯郡境内？所以蜀汉虽有交州之名，交州实土却属吴不属汉。又如襄阳郡的设立时间，《宋书·州郡志》：“襄阳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属荆州。鱼豢云，魏文帝立。”到底是魏武帝曹操所立还是魏文帝曹丕所立？唐官修《晋书·地理志》荆州条、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45引《荆州图副》都云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立，而三国魏人、《魏略》的作者鱼豢却说曹丕立。按照一般的理解，鱼豢之说在前，当从；但据《三國志·蜀书·关羽传》，208年赤壁战后，“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当时刘备并无襄阳之地，所以关羽的襄阳太守是遥领性质，而这又证明了曹操统下的襄阳郡之存在是肯定的，故鱼豢之说不确。
　　当然，我们关注魏晋南北朝的遥领与虚封问题，并不仅仅考虑到明了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对相关之疆域范围的划定与政区虚实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其时遥领与虚封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象征性，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