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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成为了我国历久弥珍的宝贵财富。本文例举的四位“五四”时期黔籍青年代表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他们不仅是贵州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从他们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走到人生关键抉择时期，“五四”精神恰如暗夜中的一束高光，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使他们走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最终成为了“大写的人”。当今的贵州青年，也将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继续发扬“五四”精神，破除“精神贫困”，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奋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创造出无愧于这一代人使命和担当的业绩，让青春在黔中大地上闪光。
关键词：“五四”精神;思想启蒙;黔籍青年;行为自觉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100周年了。全国各地各单位也在以各种形式举行着纪念活动。在这100年中，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往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发展到现在的步步是景、处处是风光的公园大省，由以往的“多山封闭地、政治发配地、落后山区”转变为现在的“县县通高速公路、西部高铁枢纽地”的多彩贵州。这种历史性的变革，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但是，应该承认，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以来贵州的发展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所谓“观念不变，原地打转;观念一变，地动山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盏“思想之灯”，在照亮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同时，也冲破了山高路远的层层迷障，流入了被称为“蛮荒之地”的贵州，由此开启了贵州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先河。
一、贫瘠的土壤为“五四”精神的传入做好了铺垫
一种思想或是一种思潮的传入，最先能接受的大多是青年。老者老矣，思想渐趋于固化;幼者幼矣，思想还处于未萌发之际。而青年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能最敏锐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且能抱团取暖、思想传递。他们热血喷张，一旦觉醒，将势不可挡。正如毛泽东所说：“数十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的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贵州地处偏远山区，贵州人民所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显得尤为深重。五四运动前夕，贵州沦为军阀统治，农业生产力低下，近代工业发展迟缓， “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2] 该诗是贵州人的骄傲——邓恩铭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也是贵州人民当时生活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而五四運动的爆发，犹如一声春雷，让整个沉闷屈辱的中国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也让处于水深火热的贵州青年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包括两条线：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隶属思想层面，起自晚清，成于陈独秀借《新青年》传播现代思想，胡适等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吁，以及鲁迅等人的新文学创作;二是1919年5月4日那场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笔者在这里主要阐述的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贵州青年代表思想的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行动变化，从中窥一斑略知全貌，从而粗略地勾勒出贵州青年从思想启蒙到行为自觉的螺旋式上升的轮廓。
二、“五四”精神如暗夜中的高光，照亮了黔中大地青年迷惘的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启蒙运动，它的核心，是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的根本意义，是人对自己作为独立价值主体的一种自觉。所以，思想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解放。而当时的贵州，外有军阀混战的压迫，内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人只是层层伦理关系中的一个棋子和摆设，人毫无抵抗地沦为一个“他者”形象。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是直指传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要冲破专制制度对人的束缚和压抑，解放人的思想，使人真正成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如同暗夜中的一道高光，照亮了黔中大地青年迷惘的心。
（一）邓恩铭：在新思想的启蒙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什么叫启蒙运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启蒙思想家康德说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 我们从康德的这个论述中还能够进一步看到，他所说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东西，是人能够独立思想、人具有思想自由——“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种思想方式的变革，是对自身的价值的如实认识。众所周知，邓恩铭同志是中共一大代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于1901年1月5日，诞生在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人家。邓恩铭的父亲以行医卖药为生计，对长子邓恩铭寄予厚望，希望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六岁的邓恩铭背负着父亲的殷切期望，踏入了当时城中名儒蒙旦初开设的私塾学习，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的邓恩铭深得先生喜爱。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也在这一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这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里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对学生采用新法教学，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少年邓恩铭对封建统治的愤恨，在高树楠老师的循循善诱下，邓恩铭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并积极参与到声讨袁世凯的活动中。由此可见，年幼的邓恩铭在求学生涯中已渐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后邓恩铭一直苦苦地探索着国家动荡、民族危难的原因，但学校的课本，老师的答复都不能令他信服，邓恩铭毅然决定，到更广阔的地方寻访答案。他定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立誓：“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1917年，怀揣救亡图存追求的邓恩铭意气风发地赴山东求学，进一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他找到了当初在家乡探索的答案。在“五四”精神这束高光的照耀下，邓恩铭毅然投身济南学生风起云涌的学潮运动中。1920年秋，他与王尽美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发起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同时着手进行建党活动。[4]从邓恩铭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五四”精神是其走到人生拐点的指路明灯，引领其走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 （二）王若飞：在新文化的感召下，开启了人性的自觉，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主人
康德说，启蒙运动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群众中总是有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3] 王若飞，1896年10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王若飞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睁眼看世界看中国。1918年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关问题。[5]在探求革命真理的摸爬滚打中，他开启了人性的自觉，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主人，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命题。
（三）周逸群：在新思想的启迪下，开办杂志，获得话语权
什么才是已经启蒙了的、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人呢？在康德看来，这就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每个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或者说，“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3]只有这样，即大家都是思想自由的——“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就能够使人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3] 正如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所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同时，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
自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爆发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使这一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据有文字记载的，从五四到六三，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地方就有贵阳。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以组织团体，开展活动，传播民主与科学为表现形式的青年知识分子社团的出现，标志着贵州青年运动的酝酿和发展。1917年至1918年间，贵州先后建立了一批同学会、同乡会。这些同学会、同乡会虽没有开展多少活动，但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周逸群，贵州省铜仁市人。1905年，周逸群进入叔父周自炳创办的新式学堂——城南小学学习，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次年考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周逸群决心用自己的笔来传播马列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他一方面为上海《新建设》等杂志撰写文章，一方面联合从日本回国的几位贵州籍青年，在上海创办了 贵州青年杂志社，发行《贵州青年》旬刊。[6]大家深知，办杂志可以得舆论，得舆论者可以得话语权。正是在这群仁人志士的引领下，贵州的“五四”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成为了全国“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龙大道：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完成了思想通达到行为自觉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不缺乏觉悟的革命者，但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当年的俄日战争，被抓被砍头的是中国人，而旁边冷漠的看客仍然是中国人，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造成此种情形，就是人没有自由，没有觉醒，没有彰显人性的必备条件。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前，缺少一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根深蒂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这腐朽陈旧的思想布满中国的一切角落，所以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些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中国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启发民智，关键在教育青年。坚决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代之以新思想、新道德，扫除得愈彻底愈好。”[7] 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智，掀起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变革，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头脑风暴。毛泽东同志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十分崇拜胡适、陈独秀所作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北大任何人所给的都大。周恩来也曾说：读了《新青年》，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我觉得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7]
龙大道，1901年10月6日诞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上寨一个木商家庭。1919年，一只从清水江顺流而下的木筏，载着少年龙大道，载着他的希望与追求来到了武汉鹦鹉洲。在武汉，龙大道考入由恽代英时任教务主任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新文化、新思潮。龙大道多次聆听恽代英的训话和讲课，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甚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至武汉后，武汉各校学生纷纷声援集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中，龙大道热血沸腾，豪情奔涌，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场运动。通过斗争实践，龙大道感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全国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革命的力量就会所向无敌。这使他更坚定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和决心。1922年秋，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学系。龙大道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列主义，多次聆听过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课，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此时的龙大道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他郑重地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23年11月23日，龙大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在龙大道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为纪念自己政治生命的新生，龙大道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由龙康庄改为龙大道，以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强中心。[8]由此可见，龙大道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迪下，完成了思想通达到行为自觉。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饰装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9]从列举的四位黔籍青年的心路历程和最终行为实践可以看出，“五四”精神为其人生的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他们的引领示范和带动辐射，更多的贵州青年奋起抗争，汇聚成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抹灿烂的红色。
三、传承“五四”精神，让青春在黔中大地上闪光
习总书记在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对于今天的贵州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贵州底子薄、贫困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役，实现贵州同步小康，是贵州青年的光荣使命和时代责任。当代贵州青年应从黔籍五四青年身上汲取力量和营养，为实现贵州的西部崛起而贡献力量。
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等英雄先烈在革命过程中开拓创新、敢打敢拼、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为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新思路。他们是贵州青年的楷模，是贵州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的宝贵财富。理想信念是方向，是精神上的钙。习总书记曾说到，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当代贵州青年要站在先辈的肩膀上放眼看世界，同时要有必胜的信念，把握好新兴产业，立足生态优势，发挥出“大数据”的战略地位，破除“精神贫困”，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创造出无愧于这一代人使命和担当的业绩，让青春在黔中大地上闪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德國]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2011年1月5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忠诚永在 信仰长存——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110周年》
[5] 2016年10月11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切为人民打算——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20周年》
[6] 2016年6月25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湘鄂挥戈壮哉行不忘火种传播人——纪念周逸群诞辰120周年》
[7] 常丕军.五四运动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8] 2016年10月11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人运动的不朽丰碑——纪念龙大道同志诞辰110周年》
[9] 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编，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五四”精神;思想启蒙;黔籍青年;行为自觉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100周年了。全国各地各单位也在以各种形式举行着纪念活动。在这100年中，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往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发展到现在的步步是景、处处是风光的公园大省，由以往的“多山封闭地、政治发配地、落后山区”转变为现在的“县县通高速公路、西部高铁枢纽地”的多彩贵州。这种历史性的变革，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但是，应该承认，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以来贵州的发展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所谓“观念不变，原地打转;观念一变，地动山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盏“思想之灯”，在照亮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同时，也冲破了山高路远的层层迷障，流入了被称为“蛮荒之地”的贵州，由此开启了贵州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先河。
一、贫瘠的土壤为“五四”精神的传入做好了铺垫
一种思想或是一种思潮的传入，最先能接受的大多是青年。老者老矣，思想渐趋于固化;幼者幼矣，思想还处于未萌发之际。而青年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能最敏锐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且能抱团取暖、思想传递。他们热血喷张，一旦觉醒，将势不可挡。正如毛泽东所说：“数十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的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贵州地处偏远山区，贵州人民所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显得尤为深重。五四运动前夕，贵州沦为军阀统治，农业生产力低下，近代工业发展迟缓， “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2] 该诗是贵州人的骄傲——邓恩铭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这也是贵州人民当时生活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而五四運动的爆发，犹如一声春雷，让整个沉闷屈辱的中国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也让处于水深火热的贵州青年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它包括两条线：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隶属思想层面，起自晚清，成于陈独秀借《新青年》传播现代思想，胡适等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吁，以及鲁迅等人的新文学创作;二是1919年5月4日那场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笔者在这里主要阐述的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贵州青年代表思想的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行动变化，从中窥一斑略知全貌，从而粗略地勾勒出贵州青年从思想启蒙到行为自觉的螺旋式上升的轮廓。
二、“五四”精神如暗夜中的高光，照亮了黔中大地青年迷惘的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启蒙运动，它的核心，是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的根本意义，是人对自己作为独立价值主体的一种自觉。所以，思想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解放。而当时的贵州，外有军阀混战的压迫，内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人只是层层伦理关系中的一个棋子和摆设，人毫无抵抗地沦为一个“他者”形象。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是直指传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要冲破专制制度对人的束缚和压抑，解放人的思想，使人真正成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如同暗夜中的一道高光，照亮了黔中大地青年迷惘的心。
（一）邓恩铭：在新思想的启蒙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什么叫启蒙运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启蒙思想家康德说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 我们从康德的这个论述中还能够进一步看到，他所说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东西，是人能够独立思想、人具有思想自由——“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种思想方式的变革，是对自身的价值的如实认识。众所周知，邓恩铭同志是中共一大代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于1901年1月5日，诞生在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人家。邓恩铭的父亲以行医卖药为生计，对长子邓恩铭寄予厚望，希望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六岁的邓恩铭背负着父亲的殷切期望，踏入了当时城中名儒蒙旦初开设的私塾学习，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的邓恩铭深得先生喜爱。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也在这一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读书。这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里有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对学生采用新法教学，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少年邓恩铭对封建统治的愤恨，在高树楠老师的循循善诱下，邓恩铭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并积极参与到声讨袁世凯的活动中。由此可见，年幼的邓恩铭在求学生涯中已渐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后邓恩铭一直苦苦地探索着国家动荡、民族危难的原因，但学校的课本，老师的答复都不能令他信服，邓恩铭毅然决定，到更广阔的地方寻访答案。他定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立誓：“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1917年，怀揣救亡图存追求的邓恩铭意气风发地赴山东求学，进一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他找到了当初在家乡探索的答案。在“五四”精神这束高光的照耀下，邓恩铭毅然投身济南学生风起云涌的学潮运动中。1920年秋，他与王尽美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发起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宣传革命思想，同时着手进行建党活动。[4]从邓恩铭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五四”精神是其走到人生拐点的指路明灯，引领其走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 （二）王若飞：在新文化的感召下，开启了人性的自觉，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主人
康德说，启蒙运动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群众中总是有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3] 王若飞，1896年10月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王若飞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睁眼看世界看中国。1918年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建立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关问题。[5]在探求革命真理的摸爬滚打中，他开启了人性的自觉，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主人，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命题。
（三）周逸群：在新思想的启迪下，开办杂志，获得话语权
什么才是已经启蒙了的、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人呢？在康德看来，这就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每个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或者说，“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3]只有这样，即大家都是思想自由的——“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就能够使人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3] 正如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所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同时，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
自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爆发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使这一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据有文字记载的，从五四到六三，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地方就有贵阳。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以组织团体，开展活动，传播民主与科学为表现形式的青年知识分子社团的出现，标志着贵州青年运动的酝酿和发展。1917年至1918年间，贵州先后建立了一批同学会、同乡会。这些同学会、同乡会虽没有开展多少活动，但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周逸群，贵州省铜仁市人。1905年，周逸群进入叔父周自炳创办的新式学堂——城南小学学习，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次年考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周逸群决心用自己的笔来传播马列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他一方面为上海《新建设》等杂志撰写文章，一方面联合从日本回国的几位贵州籍青年，在上海创办了 贵州青年杂志社，发行《贵州青年》旬刊。[6]大家深知，办杂志可以得舆论，得舆论者可以得话语权。正是在这群仁人志士的引领下，贵州的“五四”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成为了全国“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龙大道：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完成了思想通达到行为自觉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不缺乏觉悟的革命者，但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当年的俄日战争，被抓被砍头的是中国人，而旁边冷漠的看客仍然是中国人，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造成此种情形，就是人没有自由，没有觉醒，没有彰显人性的必备条件。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前，缺少一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根深蒂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这腐朽陈旧的思想布满中国的一切角落，所以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些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中国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启发民智，关键在教育青年。坚决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代之以新思想、新道德，扫除得愈彻底愈好。”[7] 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智，掀起了思想界的一次巨大变革，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头脑风暴。毛泽东同志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十分崇拜胡适、陈独秀所作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北大任何人所给的都大。周恩来也曾说：读了《新青年》，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我觉得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7]
龙大道，1901年10月6日诞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上寨一个木商家庭。1919年，一只从清水江顺流而下的木筏，载着少年龙大道，载着他的希望与追求来到了武汉鹦鹉洲。在武汉，龙大道考入由恽代英时任教务主任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新文化、新思潮。龙大道多次聆听恽代英的训话和讲课，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甚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至武汉后，武汉各校学生纷纷声援集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中，龙大道热血沸腾，豪情奔涌，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场运动。通过斗争实践，龙大道感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全国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革命的力量就会所向无敌。这使他更坚定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和决心。1922年秋，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学系。龙大道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列主义，多次聆听过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课，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此时的龙大道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他郑重地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23年11月23日，龙大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在龙大道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为纪念自己政治生命的新生，龙大道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由龙康庄改为龙大道，以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强中心。[8]由此可见，龙大道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迪下，完成了思想通达到行为自觉。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饰装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9]从列举的四位黔籍青年的心路历程和最终行为实践可以看出，“五四”精神为其人生的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他们的引领示范和带动辐射，更多的贵州青年奋起抗争，汇聚成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抹灿烂的红色。
三、传承“五四”精神，让青春在黔中大地上闪光
习总书记在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对于今天的贵州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贵州底子薄、贫困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役，实现贵州同步小康，是贵州青年的光荣使命和时代责任。当代贵州青年应从黔籍五四青年身上汲取力量和营养，为实现贵州的西部崛起而贡献力量。
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龙大道等英雄先烈在革命过程中开拓创新、敢打敢拼、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为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新思路。他们是贵州青年的楷模，是贵州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的宝贵财富。理想信念是方向，是精神上的钙。习总书记曾说到，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当代贵州青年要站在先辈的肩膀上放眼看世界，同时要有必胜的信念，把握好新兴产业，立足生态优势，发挥出“大数据”的战略地位，破除“精神贫困”，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创造出无愧于这一代人使命和担当的业绩，让青春在黔中大地上闪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邓恩铭.邓恩铭文集[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德國]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2011年1月5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忠诚永在 信仰长存——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110周年》
[5] 2016年10月11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切为人民打算——纪念王若飞同志诞辰120周年》
[6] 2016年6月25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湘鄂挥戈壮哉行不忘火种传播人——纪念周逸群诞辰120周年》
[7] 常丕军.五四运动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8] 2016年10月11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人运动的不朽丰碑——纪念龙大道同志诞辰110周年》
[9] 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编，社会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