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五岭山脉以北、紫金山脉以南，远古时期苍梧国所在的潇水盆地和两山之间的沟壑地带，许多神秘而遥远的古文化信息浮出水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的许多地方都相继发现了古代石像，尤其是湖南道县田广洞鬼崽井一带的上万尊石像，引起了考古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将其誉为“南方的兵马俑”，并对石像出现的年代和石像摹写的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湖南道县田广洞鬼崽井石像，集中在田广洞鸡公山下的缓坡上，坡下的稻田和水井中也散落着大量的石像，当地村民家中也收藏着不少石像。石像由当地山上的花岗岩雕琢而成，打制非常粗糙，但轮廓分明，形态逼真。石像呈扁平状，有目无珠，发髻高耸，大的高1.5米左右，重1～2吨；小的高30～50厘米，重4～5公斤。造型有披坚执锐的将官、赤手空拳的兵丁、儒雅的文官、忙碌的伙夫，甚至还有怀孕的妇女、顽皮的小孩……暴露于地表的约有千个。据推测，埋藏于水井、池塘、泥土下面的还有上万个。
　　


　　关于鬼崽石像的来历，当地人也知之甚少，一般都来源于当地的传说：古代时有阴兵路过这里，正赶上鸡公山上的石鸡（鬼崽背后的鸡公山上有一状如公鸡的石头）打鸣，阴兵就化为石像。清代江永县令李勃为此在鬼崽井刻石以记。当地人把他们作为鬼神祭祀，谁也不敢对其亵渎和冒犯。学者们则依据自己的见解，对鬼崽石像的来历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一、祭舜说。有人根据鬼崽石像粗糙的线条和做工，认为石像成型于尧舜禹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乃石器打制而成，是舜帝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后，他的随从将他的部下和军队打造成石像，与之埋藏在一起。此地还有禹王庙、象王庙—禹是舜的部下、象是舜的弟弟。由此推断，众鬼崽所在的鸡公山下的山包乃是舜帝葬地。
　　二、国殇说。有学者根据鬼崽有目无珠的造型，认为石像成型于战国时期，因为有目无珠的石像造型是战国时期塑像的基本特点。当年，楚军与秦军决战，楚军战败后，屈原写下《国殇》，其中那些战败的楚军流落到潇水盆地，他们为了纪念死难的战友，就刻下了这些石像。
　　三、义军说。有人根据鬼崽石像衣着杂乱、成员复杂的特点，认为石像是唐朝黄巢农民起义军转战到这一带时留下的。史书和当地女书歌谣《黄巢杀人八百万》都记载了黄巢军在鬼崽井一带活动过，黄巢军是军民混杂的农民军，鬼崽石像应当与黄巢军有关。
　　四、水神说。还有人根据鬼崽井边原有禹王庙，当地人经常到禹王庙求水、求雨的情形，认为鬼崽石像是当地村民为了向禹王求水、求雨、祈祷丰收，特意敬献给禹王的。因为禹王曾经为帝，向他敬献石像就是表示愿意臣服于他。
　　


　　
　　二
　　
　　由于缺少相关的资料作为参照，同时不能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上观照鬼崽石像的成因，所以以上各论虽然都推动了鬼崽石像的研究，并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近于鬼崽石像成因的真相。但是，如果我们全面收拾材料，总体归纳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军事制度，我们就能得出更加实际和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鬼崽石像并非只是此处拥有，他如广西富川的麦岭、湖南江永的大树下、江永女书的发源地上江圩、松柏乡、允山等地，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石雕人像。将这些与鬼崽井一带的石像同样密集和厚重的石像聚集点进行比照，可见潇水盆地出现的鬼崽石像是同一文化现象下的不同的文化亮点。
　　一、鬼崽石像尽管造型混杂，但石像的主体是军人，而且形象高大、雕刻精细，因此这些石像一定与古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事活动有关。而石像虽然以吊眉斜目者为多，但此类形象大多为兵士，或者一般群众。有官袍的文官和披甲带剑的将军，大多面目平静、形态悠闲，屈膝盘腿而坐。石像描述的是一种和平时期的景象—也只有和平时期才可能有打造石像的工夫和奇思妙想。细心的观察者还可以发现，穿官袍的文官或者披甲的武士，颈处有缨结—这是典型的明清雕像的标志。
　　二、鬼崽石像所在地大多隐藏在交通要道侧边，田广洞鬼崽离古代的湘桂通道约1000米，麦岭鬼崽离古代的湘粤通道仅500米左右，大树下鬼崽离古代的水上通道永明河也仅500米左右。凡发现石像群的地方，都有制高点、有广阔的场地、有水源地，往往是最佳的屯兵之所。而且附近田亩广阔，便于耕种。除了田广洞，麦岭和大树下鬼崽所在地都有巨大的天然溶洞，里面可以驻扎上千人。
　　三、鬼崽石像以古代的龙虎关为基点，离龙虎关越近，其雕像就越精致，军人的成分就越大，军官的造型就越多。离龙虎关最近的广西富川麦岭石像，不仅石像高大，披挂精美，造型生动，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军官形象。离龙虎关稍远的湖南江永大树下的石像，仍然以军官石像为最主要的角色，但是石像要小一些，披挂要粗糙些，造型也相对呆板，其他非军人形象也掺杂其中。离龙虎关最远的湖南道县田广洞石像其成员最杂，披挂最乱，造型也最粗陋。对此，最好的解释应当是：石像是龙虎关一带军营生活的写照，因为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正规部队在龙虎关，而其他混成部分则分布在离龙虎关较远的地方，故因事造像，鬼崽石像也呈现出不同的外部特征。
　　四、鬼崽石像的所在地与明清时期这一带的营堡部署点完全一致，以上发现鬼崽石像的地方都曾是明清时期镇守龙虎关的兵营所在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兰溪乡黄家村有座石像身上刻有“大明正德年间”字样，允山玉井古窑址日晒岩有尊石像的身上刻有“大明成化年间”的铭文。据此，本人初步判断，这一带的石像创作年代应属于明清时期。
　　


　　五、鬼崽石像所在地的民间传说都表明：鬼崽石像与古代的营兵有关，并且蕴含着极为复杂的瑶汉关系与兵民关系。田广洞一带的“阴兵”传说，也可以叫“营兵”，当地人“阴”和“营”发音一致。大树下一带传说当地大旱，玉帝派下天兵天将到山洞里将水龙赶出来，事成之后，雷公将这些天兵震死，这些天兵就化成石像永镇水龙，福泽当地。瑶岭当地民众相传，元朝年间，税赋苛重，一位瑶家女不堪官府的沉重盘剥，联络起周边二十几个村落的农民欲行造反，官府接到密报，派出营兵围剿，4000多民众只好遁居到一个山洞里。营兵攻不进去，就将洞口用石头封了起来，并塑下大批石俑镇守于此，这4000多生灵就再也没见出来。这些传说看似简单，实际上反映了当地人对明清时期营兵制度的复杂心理。希望营兵化为石头永居于此，体现的是当时村民对兵营制度的依赖；将之比做天兵天将，反映出当时的营兵确实为当地的民众做过一些抗洪、抗旱的工作，给当地群众做过一些好事；但说营兵将4000多民众封死在一个洞里，则表现了营堡制度对当地群众的侵凌、掠夺与杀害。
　　
　　三
　　
　　湘、粤、桂交界的瑶区，是瑶族人民长期聚居并具有明显的瑶族特征的地区，主要是指五岭山脉以北、紫金山脉以南的潇水盆地和两山之间的沟壑地带，历来有大量瑶民居住于此，并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瑶族文化。这一带的战略地位日益明显，因为这里是控制南越地区的“战略制高点”，也是通向岭南地区的“湘粤通衢”和“湘桂通衢”，可以随时向岭南和“八桂地区”进行政治封锁和军事进攻，也可以随时据此发动对山野叛乱瑶民的镇压，因此，封建王朝也加强了对这一带的控制与管理。宋以前，封建王朝对这一带的管制基本上是松散型的，元以后，封建王朝对这一带的政治控制和军事部署逐渐加强，在统治方式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宋元时期，主要是单纯的军事镇压和严厉的政治管制，宋代的名将岳飞、文天祥都曾经奉命到此剿灭过瑶民起义军。元成宗年间元军围剿千家峒瑶民，瑶民被迫四处流散。
　　二、有明一代，主要是在瑶区推行“归抚”和“安抚”政策，即让与封建王朝对抗的瑶民起义军归顺，给当地的瑶民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在当地全面推行“营寨一体”、“兵民混成”和“耕战合一”的营堡制度，并以此收到“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是让正规部队在这里寄食，以避免从北方向此山岭地带输送粮食的劬劳；二是让瑶民与部队混居，以防山贼侵扰，瑶民借重军队以自保，军队借助瑶民以营生；三是让此“混成部队”对南越即现在的岭南地区的“蛮夷”形成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三、清政府把明政府的“归抚”和“安抚”政策发扬光大，在湘、粤、桂瑶区采取了“营寨一体”、“官民合作”的政治制度和“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即政治上充分尊重并运用当地瑶族的风俗习惯和乡规民约，并以此作为约束和引导瑶民的主要手段，所谓“小事瑶长做主，大事告知官府”是也；军事上将营堡制度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加全面。据康熙《永州府·武备志》：“永界蛮徼，往者盘瓠时，盗弄潢池，而汉晋以还，又为掠地者所必争，其生齿疮痍于兵革者久矣。明朝防闲未雨，于永制二卫一守府，虎臣骁卒惊发鱼丽；兼之营堡星罗分防，犄角桴鼓不惊者，几三百年。尔不定期瑶峒渐于声教，革面向风。国朝改卫设流增置城守，因时制宜，称尽善矣！”
　　明清时期湘、粤、桂瑶区的营堡制度，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汉瑶携手、军民共建、耕战并举的地方军事制度，这种军事部署和制度架构，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兵员供给和军队给养，而且较好地协调了当地的官民关系与瑶汉关系，呈现出如下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方特色。
　　一、营寨一体。湘、粤、桂瑶区的瑶民，分为山地瑶和平地瑶，村民大都依山建寨，或者聚族成村，营堡制度推行到这一带之后，村寨和城堡互为依托融为一体，军队和瑶民互相依存，大量的瑶民以杀手和民兵的方式进入军队和营堡。正规军特别是屯兵因为要在当地耕种田地，进行农业开发和粮食生产，在长期的交往中，甚至大量地发生婚姻和生育子女，这样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军中有民，民中有军，较好地改善了军民关系和瑶汉关系，很多原来的营堡后来都发展成了闹市，如桂林的鹿寨、永州江永的桃川、蓝山的所城等等。还有营堡废弃之后，营兵就地转为村民的，如永州道县的田广洞、上江圩，宁远的大阳洞等大型营堡，后来都营堡废而村落兴。当然，因为民田和屯田交叉在一起，营堡和村落混杂在一起，因此也引起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政府收回荒废后被山民耕种的屯田，就引起了山民的不满和反抗。
　　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湘、粤、桂瑶区的村落，大都是在原先的营堡基础上兴起的，清朝康熙年间，地方志上标明的119个村庄，69个都叫某某营，直到今天，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村庄叫某某营，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当年的营堡遗址，这可能与明清时期政府军事活动的战略控制性（对南越而言）和威慑性（对瑶民而言）而非战略防御性有关。
　　明清时期，湘、粤、桂瑶区虽然战事频繁，但也有过安定和平的时期，士兵们或者村民们将营堡生活中的人物刻画到石头上，就成了鬼崽石像。
　　二、兵民混成。营堡中的正规军只是少数的兵头，大部分兵员是在当地种田的屯丁和从山民中招聘的杀手，民兵和民团作为非正式的部队在和平年代和战争岁月，基本上都是作为民间武装参与军事活动的。目前，在湖南江永的田广洞鬼崽井、大树下鬼崽洞和广西富川鬼崽山发现的石像，都由穿戴盔甲的兵将、儒冠的文官、粗布长衫的山民、短衣短褂的猎户，甚至村姑、村妇、乡间书生等等混合而成，这些正是当时营堡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耕战并举。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营堡制度，实质上存在着官方建构的制度和实际存在的制度的巨大差异。如前所述，虽然官方规定了各营、卫、所、教场，应当有多少编制、多少营粮配给，但实际上，政府不能提供这些供给，或者说因为山高路远，无法及时供给，所以就根据当地的特殊情境，让士兵通过屯田和让山民进入营寨以应机变。离龙虎关近一些的地方，营堡的军事性要强一些，所以正规军多一些，杂牌军和村民相对少一些，故鬼崽石像以军士为多；离龙虎关远一些的地方，营堡的军事性就相对弱一些，所以正规军就少一些，杂牌军和村民就多一些，故鬼崽石像中非军士形象较多。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