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熟悉古代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当地对白地蓝花陶瓷中需求最迫切、最大量的，既非生活口用瓷(当地主要使用金属器具)，也非陈设用瓷(当地主要是游牧民族)，而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用陶瓷。将白底蓝花的壁砖用作建筑物的墙面镶嵌，从古到今，一直都覆盖着所有伊斯兰地区的皇宫、清真寺、经学院、市政建筑，直至宅舍陵墓的外墙、内殿、天花穹顶和廊柱，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图1，建于1399年的撤马尔罕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外墙)。单是土耳其一座伊斯坦布尔城，就有超过一千座清真寺，可以想见，伊斯兰地区对这类白地蓝花的陶瓷砖有着多么巨大的需求了。
　　
　　据曾到过土耳其考察元青花的蒋奇栖女士提供的资料说明：中东蕴藏丰富的钴矿，早在公元758年的阿巴西时代，该地区就有用钴料进行釉下彩绘的青花陶，到公元9世纪，萨马拉和巴士拉成为制陶业中心，并为清真寺烧制青花陶砖作墙面装饰(图2，土耳其伊兹内克的青花砖)。以后，青花陶便在伊朗、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出现。
　　元代在纺织品方面，也引进来自波斯的织金锦缎“纳石失”和来自中亚的丝织品“撒答刺欺”进行仿制。自此，那种将“波斯蓝”和“中国瓷”相结合的青花瓷砖以及中国产的波斯风格锦缎丝织品，就成了伊斯兰地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由于它们深深地融入到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生活当中，因而并未因中国后来的改朝换代嘎然而止，反而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及1405年永乐帝重启对外贸易而一直延续到宣德朝。因而，我们今天对“至正型”青花的定义，实可以跨越元代到明初这一时限。在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有宣德朝烧制的青花瓷砖残件；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金钱锦纹瓷砖，就是采用进口“苏青”绘制，具有铁锈斑、橘皮纹、绘制精美、发色蓝艳这些“至正型”青花的特征。(图3所示为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宣德古钱锦纹青花瓷砖)。
　　
　　中国元代及明初的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日后的青花绘制影响深远。中国社科院马文宽先生在《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一文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仿制中国瓷器最主要表现在纹饰上……这种仿制对象有些是同时代的，但更多是仿元和早明青花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壁砖上。”(图4，建于1435年的埃迪尔纳穆拉德二世清真寺密哈拉布拱顶壁砖上的中国风格纹饰)。无独有偶，笔者也见过19世纪阿拉伯地区一些六角型青花瓷砖纹饰有我国元代及早明特有的螺丝状叶子(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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