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组织的职能和扶贫活动的目的本来无可争议，但看过前面扶贫的几个典型个案，不能不对一些扶贫组织及其活动持谨慎态度。
　　同样是扶贫活动，一家是扶贫走过场、走形式，欺上瞒下；一家是扶贫先扶己，置广大农民的利益于不顾而中饱私囊；还有一家则把“扶贫工程”当儿戏，搞出“问题奶牛”愚弄群众，如此扶贫不仅越扶越贫，而且令政府威信扫地，人们有理由怀疑类似扶贫组织存在和扶贫活动开展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扶贫舞弊案，其中有一个惊人之处，即很多扶贫活动均与企业联姻，或与失信企业同流合污，或为不良企业扛旗打伞，或给“心肝”企业包打天下。这样的扶贫已不是扶民，而是在辅佐企业赚农民的信任钱。这一性质的变化，不禁使人想为所涉扶贫组织或地方改一改名，叫“企业之家”，或叫“企业扶贫办”，或干脆叫“企业权益扶贫保护协会”。
　　为什么专为贫困农民服务的扶贫组织或扶贫项目，却俨然成了企业的“护花使者”?
　　东方网特约评论员周稀银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扶贫组织是清水衙门，或曰“名誉机构”，无论是办公经费和人员设置都难敌其他部门，如果与企业“共舞”，也许能换回自己的“一桶金”。二是贫困农民孤独无助，最好糊弄，让企业打着扶贫的旗号，既显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又给企业一展身手的机会，何乐而不为?三是扶贫本身就是个软指标，即使精力和经济上有较大投入，见效也不快，而帮一两家企业，发达”，不仅会留下个增加地方税收的美名，而且说不定还会为自己捞一点“辛苦费”。实乃“双赢”的上等好事!
　　其实，在农村扶贫过程中，“扶工不扶农”、“扶富不扶贫”、“扶官不扶民”和“扶强不扶弱”现象曾经屡屡出现，少量的、宝贵的扶贫贷軟很难到达贫困农户手里。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俊臣对扶贫工作深有研究，据他了解，在扶贫的初期阶段，一些贫困县把中央政府下拨的扶贫贴息贷款，用来大办各类工业企业。其初衷，一是增加贫困县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使贫困县脱贫；二是期望新办的工业企业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吸收贫困县的人员就业，这一模式实施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扶贫贴患贷款办起来的工业企业几乎全军覆没，不但没有成为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平台、动力和机会，反而成为贫困县的包袱，这种“扶工不扶农”的偏向不久便被发现与纠正，人们很快认识到，贫困地区的优势并不在于工业，更不在于脱离当地资源的加工业，而在于相对富集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劳动力资源，即适应当地实际的农业开发。于是，以农产品开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便应运而生，成为扶贫的主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相继出现过“扶富不扶贫”、“扶官不扶民”和“扶强不扶弱”的偏向，例如，一些地方曾经屡屡出现过扶贫贴息贷款被乡村里的干部户、富裕户、强势户使用，而真正的贫困户使用不着、甚至于见都见不着的现象。
　　后来人们推崇的“公司 农户”的扶贫模式，在不少地方被异化成了“扶富不扶贫”，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说法，农村的“公司 农户”80％的企业违约。本来，接受了扶持、使用了扶贫贴息贷款的“扶贫公司”，理应按协议吸收贫困户就业，从而实现“双赢”。但是，这些“扶贫公司，要么招收的不是贫困户，而是富裕户，弄虚作假；要么干脆就不招收新的员工，使主观上“公司 农户”的扶贫模式名不副实。
　　这些看似扶贫探索进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实则反映了我们的少数政府部门，特别是一些涉农部门的通病，口头上大讲维护农民的利益，骨子里却整日在维护部门利益和自身利益，他们宁可与毫不相干的企业打成一片，也不愿意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件实事，甚至沦为损农坑农的帮凶。试想：连扶贫这类“专业对口”的事都不能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著名三农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谭同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真切地从落实中央兴农政策的高度加强教育与引导，如果不从制度、法律上尽快加以规范和约束，那么。今天扶贫组织和扶贫活动可以出现这样的纰漏，保不准明天其他什么组织和活动也会照样惹出坑农害农的事端，扶贫问题已到了攻坚克难的时候，而清除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瓶颈”和障碍，不妨把治理整顿涉农部门和涉农队伍也作为一项“扶贫工程”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