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策划前言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农村人口一直占全国人口的多数。乡土社会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儒家传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的相適应，长久以来，乡土社会也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
城市化的浪潮，使得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又用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农村。不容置疑的是，农村的确较之从前富裕了，但同时空心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拷问着城市化的意义。
乡村的衰败和凋敝，并不能归因于城市化的“原罪”。城市代表着一种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剧烈的城乡变迁中，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将加速向城镇集聚。资源、环境的瓶颈和贫富、城乡、区域差异将带来突出的矛盾冲突。
城市化像一个魔咒，对于农村有着巨大的召唤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幻想和希望蜂拥入城，用青春换取酬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城市化、现代化的体系中，城市将他们边缘化，当青春被消费。他们将归于何处?乡土中国于我们而言。究竟是故乡还是道场?为这渐行渐远的乡村，我们该唱一曲田园牧歌还是悲伤的挽歌?
“均等化”、“一体化”、“统筹发展”，一个个关键词串起了一个愈来愈清晰的科学发展思路。农村不应该在城市化进程中失落。而应该搭载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列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在短短几十年，完成西方上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困难和问题不言而喻。好在我们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以山东省为例，在刚刚结束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创农业农村新优势”的目标提出，以及“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的发展要求，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
农民郭沛丰一家始终想不明白，辛辛苦苦攒下钱来，想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一所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为什么要向镇政府缴纳每间3000元钱的保证金。
一切源于当地镇政府在2009年前后推行的“合村并居”。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这个在谷歌地图上甚至很难被找到的小镇，具有当下中国农村的典型生存图景：镇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者十居其九，留下老人和儿童，老人多数仍在田地里劳作，还担负着为儿女照顾孩子的重任。
这里距离县城70华里，距离省城济南180华里，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带着席卷一切的威力，为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009年到2010年间，该镇开始了拆迁，并且开发了两个商业楼盘。“随着撤村并居工程的逐步推进，商品房已是大势所趋，早日把握趋势是明智的选择。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改善农民生活，是龙泉御园项目的开发宗旨。”在占地16万平方米的“龙泉御园”小区广告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宣传用语。
这个号称“临邑县第一个山东省城镇建设示范小区”、“山东省城镇建设示范小区”的楼盘，却并没有如开发商预期的那般受欢迎：拆迁户不愿意回迁，附近居民更不愿意购买这里的商品房。即使在2012年春节过后，镇政府出台了“禁止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的政策并且出动宣传车每天在各村进行广播，当地农民仍然对“合村并居”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郭家村，拥有登记在册的126户480余名村民，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有200多名，拥有耕地981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奔赴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城市打工。目前农业机械化普及，所以即使在农忙时节，村里也难得见到年轻人的身影，老人和留守儿童，守在日渐衰败的乡村里。这个典型的鲁西北村庄，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蹒跚前行着。
正如《中国在梁庄》一书所言：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上海，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郭家村这样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村里。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村庄在改革、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日益疏离?又是从什么时候起，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成了孤独的留守老人、儿童和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起，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土崩瓦解?
纤夫还是乘客?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城市化的巨大魔力，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
2012年5月初，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城镇化会议上，欧洲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克洛斯称：中国城镇化刚达到了50％，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达到70％，甚至更高。未来城镇化的挑战也由此体现在“个头大且速度快”：每年1500万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意味着每年转移一个伦敦的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国家统计局4月27日发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这一庞大的群体，活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现代化犹如一艘巨轮，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纤夫一般拉动这艘巨轮前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内，完成了西方在上百年问完成的城市化进程。而农民这一群体，如何才能真正赢得一张船票，从纤夫变为乘客?
郭家村的村主任郭培亮，是一位退伍军人，做农村干部已经十余年。这位60多岁的朴实农民，说起农民生活现状，语气中流露出颇多无奈。“过去统购统销时期，小麦价格每市斤1毛6分，柴油价格是8分每斤；后来小麦价格涨到5毛，柴油价格是3毛；而现在小麦价格1元左右，柴油价格却疯涨到了5元左右(按照当地习惯，柴油以‘斤’来计量)。”随着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收入的增加十分缓慢，甚至仅能维持“原地转”。
如果不去城市打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便是天方夜谭。这也催生出了农村的另一个问题：空心化。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农村面临的问题，
人口400余名的郭家村，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00名以上。而除此之外，镇小学做过统计，一个班级里留守儿童占到将近三分之一，除了父母双亲均外出打工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父母其中一方外出。德平镇实验小学，从前叫做闫家村中心小学，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这里读书。然而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加重，这里的校舍规模已经缩小了一半，学生数量也大大减少。如果在放学时候来到这所破败的小学门口，不难发现这样的场景：一群老年人在门口，等待着孙子孙女放学。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守在土地上耕作，孩子留给老人照顾，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村的现状。 采访中遇到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在校门口等候另外一个孙女，此情此景让人联想到那幅摄影作品《弟弟睡着了》。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000万名以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群体还在不断扩大。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这一群体。
而对于农村生活的另一群体——留守老人来说，养老、医疗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郭培亮向记者介绍，目前该村的养老保险，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社会养老保险金55元；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已经比较成熟，有300余种药品属于保险覆盖范围，但必须是住院的费用才能报销，还是有很多人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36岁的窦永海，算得上“打工一代”。他十几岁便到天津闯荡，做过面食，卖过快餐，干过装修，目前他在一家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肉食店。自小家庭贫困导致辍学，或许是出于遗憾，或许是出于对孩子的期待，窦永海作出了一个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选择：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到城市，带到自己身边上学。2012年初，女儿因为音乐特长，参加了某省级卫视一档名为《天才童声》的节目，这让他颇感欣慰。节目录制期间，十几年起早贪黑未曾耽误过生意的窦永海夫妇来到现场，朴实寡言的山东汉子在与主持人对话时，忍不住在几百名观众面前落了泪。
窦永海是2.5亿农民工中的一员，在进城务工的许多老乡眼里，他算得上“混得不错”的佼佼者。夫妻两个经营着肉食店，还买了一辆五菱牌面包车用来送货，有能力把女儿接到身边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虽然十几年来，他们每天在五点之前起床，城里人口中的“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城市的房价也同样高不可攀。但是对像他一样勤劳而朴实的城市“异乡人”而言，目前的状态已经可以让他们满足。
土地的诱惑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费孝通《乡土中国》)时至今日，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除了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外，农村的土地，对越来越膨胀的城市建设，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
2008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力图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
然而政策的推进中，却往往被曲解。城市不断扩张，每年所需建设用地与国家批准的指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一出台，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手段。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些地方将集体土地卖给工厂、商户等用作商业用途，“除了政府大院没卖，能卖的都卖了。”有些居民甚至发出这样的抱怨。
现有的土地卖完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还是不够，怎么办?毫无疑问，农村宅基地，是一些地方政府眼中的一块肥肉。
德平镇下属的自然村有130余个，各村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的潜力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该镇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宅基地上不得增加一砖一瓦”，这是今年春节后该镇出台的新政，后来又变为如果确实有住房需求，在宅基地建房，需要缴纳每间房屋3000元的费用，至于该费用属于押金还是行政收费，在房屋建成后这笔费用是否退还等问题上，说法不一。
在这个农业为主的小镇上，让农民去住小区，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却不切实际。“住楼房，拖拉机往哪里开?鸡鸭养在哪里?粮食又放在哪里?要开车到几里路外的地方去种田吗?”这是许多农民心头的疑问。据了解，该镇的“富丽花园”项目已经交房，均价2200元／平方米。对于一个农户来说，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二十几万的价格和随之上涨的生活成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扛着锄头上楼”更是不现实的。
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某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征走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高价购买楼房甚至强拆、殴打农民的事例也屡屡见诸报端。
新农村建设是大好事，但如何让农民“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更是基层管理者需要考虑的。
在农村采访期间，给记者带来强烈感触的，是萦绕在那些庄稼人心头的不确定感。近年来国家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三十年不动摇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正因如此，许多原来“不愿种地”的人，想要重新承包土地，还有的地方，土地被承包给“种植大户”，例如某镇按照每亩地一年1000元的标准，给原有农户补偿，有部分农户因此不能继续以农为生。
“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是这一人群的称呼，在离开了土地后，他们能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每亩地每年10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份靠土地换来的微薄的补偿，能否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有调查显示，目前有不少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存在不满，补偿标准偏低，不足以抵消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涨等压力，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再就业困难、社保缺位等一系列问题，不但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显露、激化，也将不利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
故乡还是道场
美国学者艾恺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在农村采访的几天中，对农村的新变化、新气象感到欣喜之余，“城市化的推进，如何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记者脑海中。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和適应这种文明的儒家文化浸淫在它大多数子民的血液中。乡村代表的是故乡，更是精神家园。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宁静，安详，像一棵伸展手臂的老树，仿佛目送你远行，却又盼着你放下行囊?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有河，有树；有鸡，有羊，有一田的雨水，一地的阳光；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有明亮的眼睛，有可爱的孩子，有你放不下、折不弯的幻想；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奔跑过，哭泣过，欢歌过，还把枝条戴在头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挣扎过，逃离过，诅咒过，却用泥土去掩额顶的伤。” “这生我养我的村庄，那安眠连呼吸也带着轻唱。像一汪井水，捧起她，只有一夜相思流淌。这生我养我的村庄，是我脚底那颗刺血的荆棘；是檐问那一挂迎风破碎的蛛网。是山石，是松根，是扯不断的那缕青烟在田野里，生长……”
来自农村的周和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市工作、成家。对于他心中的故乡，他写下了这样饱含深情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故乡，在许多来到城市的“异乡人”心中，是一个温暖的所在。然而，随着农村的逐渐消亡，那些还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的人，归于何处?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有无数如德平镇、郭家村在逐渐消失，他们，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无数个体的利益诉求、情感体验被忽略。有人说这是现代化的“原罪”，也有人说国情如此。所有的理由看上去都成立，但不可否认的是，数量庞大的农民正在不情愿地告别他们的故乡，去重新开始一种不熟悉，甚至不确定的生活。
全面小康的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好在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好在发展是向好的发展。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全面、科学的农村发展思路，让人深感振奋。
乡村求变之路
城市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涡轮，将越来越多的村庄卷入它的漩涡中，而另一方面，它产生的不可回避的离心力，也将愈来愈多的村庄抛弃。
但是面对城市化的冲击，有许多地方，也在谋求一条乡村发展之路。
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基地，在农村建设方面的探索，带给人们一些启示。为农村土地确权，建立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并允许农民为以土地为抵押获得贷款，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花卉产业基地、休闲观光农业等特色项目，这些举措使得成都近郊红砂村的“三圣花乡”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道路。
乡村求变，首先要从乡村的管理者入手。在采访中，记者看到由于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导致乡村“无人管理”。“村干部工作压力大，基本相当于无偿工作，干一年下来，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近年来，国家对农村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加大投入力度和广度，但对于目前的农民来说，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村庄这样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走进诸如胶州市、胶南市等地的农村，整齐的民居、干净的街道、房前屋后的草坪、街边崭新的路灯，都让人感叹这里田园牧歌般美丽的情调。据悉，胶州市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一体化。市财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危房改造、“村村通”建设、农村校舍改造、校车、食堂的运营等。
这些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均离不开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带动。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矛盾，而应该互为补充，问题的关键在于，“统筹”如何做到。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山东省对“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采访中，我们也不断看到许多农民对生活的不断改善充满幸福的感觉，有不少农户家里家用电器、互联网一应俱全，农家小院生机勃勃。特别是在山东省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探索出了一条適合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农村丝毫不比城市差。
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工业文明的推进，传统农耕文明的消失，是历史的进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我们所要做的，是正视问题，并不断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不远的将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城乡，一切都是进步的，现代的，向上的。农村理应可以更好，故乡也不应该失落，它应该如周和伟的诗一般，温暖、美好，微笑地迎接每一位返乡的子民。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农村人口一直占全国人口的多数。乡土社会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儒家传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的相適应，长久以来，乡土社会也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
城市化的浪潮，使得资源向城市集中，城市又用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农村。不容置疑的是，农村的确较之从前富裕了，但同时空心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拷问着城市化的意义。
乡村的衰败和凋敝，并不能归因于城市化的“原罪”。城市代表着一种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剧烈的城乡变迁中，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将加速向城镇集聚。资源、环境的瓶颈和贫富、城乡、区域差异将带来突出的矛盾冲突。
城市化像一个魔咒，对于农村有着巨大的召唤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幻想和希望蜂拥入城，用青春换取酬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城市化、现代化的体系中，城市将他们边缘化，当青春被消费。他们将归于何处?乡土中国于我们而言。究竟是故乡还是道场?为这渐行渐远的乡村，我们该唱一曲田园牧歌还是悲伤的挽歌?
“均等化”、“一体化”、“统筹发展”，一个个关键词串起了一个愈来愈清晰的科学发展思路。农村不应该在城市化进程中失落。而应该搭载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列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在短短几十年，完成西方上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困难和问题不言而喻。好在我们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以山东省为例，在刚刚结束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创农业农村新优势”的目标提出，以及“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的发展要求，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
农民郭沛丰一家始终想不明白，辛辛苦苦攒下钱来，想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一所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为什么要向镇政府缴纳每间3000元钱的保证金。
一切源于当地镇政府在2009年前后推行的“合村并居”。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这个在谷歌地图上甚至很难被找到的小镇，具有当下中国农村的典型生存图景：镇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者十居其九，留下老人和儿童，老人多数仍在田地里劳作，还担负着为儿女照顾孩子的重任。
这里距离县城70华里，距离省城济南180华里，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带着席卷一切的威力，为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009年到2010年间，该镇开始了拆迁，并且开发了两个商业楼盘。“随着撤村并居工程的逐步推进，商品房已是大势所趋，早日把握趋势是明智的选择。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改善农民生活，是龙泉御园项目的开发宗旨。”在占地16万平方米的“龙泉御园”小区广告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宣传用语。
这个号称“临邑县第一个山东省城镇建设示范小区”、“山东省城镇建设示范小区”的楼盘，却并没有如开发商预期的那般受欢迎：拆迁户不愿意回迁，附近居民更不愿意购买这里的商品房。即使在2012年春节过后，镇政府出台了“禁止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房”的政策并且出动宣传车每天在各村进行广播，当地农民仍然对“合村并居”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郭家村，拥有登记在册的126户480余名村民，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有200多名，拥有耕地981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奔赴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城市打工。目前农业机械化普及，所以即使在农忙时节，村里也难得见到年轻人的身影，老人和留守儿童，守在日渐衰败的乡村里。这个典型的鲁西北村庄，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蹒跚前行着。
正如《中国在梁庄》一书所言：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上海，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郭家村这样的中国千千万万农村里。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村庄在改革、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日益疏离?又是从什么时候起，生活在村庄里的人成了孤独的留守老人、儿童和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起，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土崩瓦解?
纤夫还是乘客?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城市化的巨大魔力，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
2012年5月初，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城镇化会议上，欧洲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克洛斯称：中国城镇化刚达到了50％，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达到70％，甚至更高。未来城镇化的挑战也由此体现在“个头大且速度快”：每年1500万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意味着每年转移一个伦敦的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国家统计局4月27日发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这一庞大的群体，活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现代化犹如一艘巨轮，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纤夫一般拉动这艘巨轮前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内，完成了西方在上百年问完成的城市化进程。而农民这一群体，如何才能真正赢得一张船票，从纤夫变为乘客?
郭家村的村主任郭培亮，是一位退伍军人，做农村干部已经十余年。这位60多岁的朴实农民，说起农民生活现状，语气中流露出颇多无奈。“过去统购统销时期，小麦价格每市斤1毛6分，柴油价格是8分每斤；后来小麦价格涨到5毛，柴油价格是3毛；而现在小麦价格1元左右，柴油价格却疯涨到了5元左右(按照当地习惯，柴油以‘斤’来计量)。”随着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收入的增加十分缓慢，甚至仅能维持“原地转”。
如果不去城市打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便是天方夜谭。这也催生出了农村的另一个问题：空心化。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农村面临的问题，
人口400余名的郭家村，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00名以上。而除此之外，镇小学做过统计，一个班级里留守儿童占到将近三分之一，除了父母双亲均外出打工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父母其中一方外出。德平镇实验小学，从前叫做闫家村中心小学，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这里读书。然而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加重，这里的校舍规模已经缩小了一半，学生数量也大大减少。如果在放学时候来到这所破败的小学门口，不难发现这样的场景：一群老年人在门口，等待着孙子孙女放学。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守在土地上耕作，孩子留给老人照顾，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村的现状。 采访中遇到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在校门口等候另外一个孙女，此情此景让人联想到那幅摄影作品《弟弟睡着了》。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000万名以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群体还在不断扩大。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这一群体。
而对于农村生活的另一群体——留守老人来说，养老、医疗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郭培亮向记者介绍，目前该村的养老保险，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社会养老保险金55元；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已经比较成熟，有300余种药品属于保险覆盖范围，但必须是住院的费用才能报销，还是有很多人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36岁的窦永海，算得上“打工一代”。他十几岁便到天津闯荡，做过面食，卖过快餐，干过装修，目前他在一家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肉食店。自小家庭贫困导致辍学，或许是出于遗憾，或许是出于对孩子的期待，窦永海作出了一个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选择：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到城市，带到自己身边上学。2012年初，女儿因为音乐特长，参加了某省级卫视一档名为《天才童声》的节目，这让他颇感欣慰。节目录制期间，十几年起早贪黑未曾耽误过生意的窦永海夫妇来到现场，朴实寡言的山东汉子在与主持人对话时，忍不住在几百名观众面前落了泪。
窦永海是2.5亿农民工中的一员，在进城务工的许多老乡眼里，他算得上“混得不错”的佼佼者。夫妻两个经营着肉食店，还买了一辆五菱牌面包车用来送货，有能力把女儿接到身边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虽然十几年来，他们每天在五点之前起床，城里人口中的“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城市的房价也同样高不可攀。但是对像他一样勤劳而朴实的城市“异乡人”而言，目前的状态已经可以让他们满足。
土地的诱惑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费孝通《乡土中国》)时至今日，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除了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外，农村的土地，对越来越膨胀的城市建设，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
2008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力图通过整理农村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
然而政策的推进中，却往往被曲解。城市不断扩张，每年所需建设用地与国家批准的指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一出台，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手段。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些地方将集体土地卖给工厂、商户等用作商业用途，“除了政府大院没卖，能卖的都卖了。”有些居民甚至发出这样的抱怨。
现有的土地卖完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还是不够，怎么办?毫无疑问，农村宅基地，是一些地方政府眼中的一块肥肉。
德平镇下属的自然村有130余个，各村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的潜力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该镇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宅基地上不得增加一砖一瓦”，这是今年春节后该镇出台的新政，后来又变为如果确实有住房需求，在宅基地建房，需要缴纳每间房屋3000元的费用，至于该费用属于押金还是行政收费，在房屋建成后这笔费用是否退还等问题上，说法不一。
在这个农业为主的小镇上，让农民去住小区，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却不切实际。“住楼房，拖拉机往哪里开?鸡鸭养在哪里?粮食又放在哪里?要开车到几里路外的地方去种田吗?”这是许多农民心头的疑问。据了解，该镇的“富丽花园”项目已经交房，均价2200元／平方米。对于一个农户来说，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二十几万的价格和随之上涨的生活成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扛着锄头上楼”更是不现实的。
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某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征走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高价购买楼房甚至强拆、殴打农民的事例也屡屡见诸报端。
新农村建设是大好事，但如何让农民“迁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更是基层管理者需要考虑的。
在农村采访期间，给记者带来强烈感触的，是萦绕在那些庄稼人心头的不确定感。近年来国家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三十年不动摇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正因如此，许多原来“不愿种地”的人，想要重新承包土地，还有的地方，土地被承包给“种植大户”，例如某镇按照每亩地一年1000元的标准，给原有农户补偿，有部分农户因此不能继续以农为生。
“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是这一人群的称呼，在离开了土地后，他们能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每亩地每年10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份靠土地换来的微薄的补偿，能否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有调查显示，目前有不少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存在不满，补偿标准偏低，不足以抵消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涨等压力，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再就业困难、社保缺位等一系列问题，不但使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显露、激化，也将不利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
故乡还是道场
美国学者艾恺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在农村采访的几天中，对农村的新变化、新气象感到欣喜之余，“城市化的推进，如何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记者脑海中。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和適应这种文明的儒家文化浸淫在它大多数子民的血液中。乡村代表的是故乡，更是精神家园。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宁静，安详，像一棵伸展手臂的老树，仿佛目送你远行，却又盼着你放下行囊?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有河，有树；有鸡，有羊，有一田的雨水，一地的阳光；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有明亮的眼睛，有可爱的孩子，有你放不下、折不弯的幻想；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奔跑过，哭泣过，欢歌过，还把枝条戴在头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挣扎过，逃离过，诅咒过，却用泥土去掩额顶的伤。” “这生我养我的村庄，那安眠连呼吸也带着轻唱。像一汪井水，捧起她，只有一夜相思流淌。这生我养我的村庄，是我脚底那颗刺血的荆棘；是檐问那一挂迎风破碎的蛛网。是山石，是松根，是扯不断的那缕青烟在田野里，生长……”
来自农村的周和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市工作、成家。对于他心中的故乡，他写下了这样饱含深情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故乡，在许多来到城市的“异乡人”心中，是一个温暖的所在。然而，随着农村的逐渐消亡，那些还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的人，归于何处?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有无数如德平镇、郭家村在逐渐消失，他们，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无数个体的利益诉求、情感体验被忽略。有人说这是现代化的“原罪”，也有人说国情如此。所有的理由看上去都成立，但不可否认的是，数量庞大的农民正在不情愿地告别他们的故乡，去重新开始一种不熟悉，甚至不确定的生活。
全面小康的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好在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好在发展是向好的发展。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全面、科学的农村发展思路，让人深感振奋。
乡村求变之路
城市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涡轮，将越来越多的村庄卷入它的漩涡中，而另一方面，它产生的不可回避的离心力，也将愈来愈多的村庄抛弃。
但是面对城市化的冲击，有许多地方，也在谋求一条乡村发展之路。
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基地，在农村建设方面的探索，带给人们一些启示。为农村土地确权，建立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并允许农民为以土地为抵押获得贷款，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花卉产业基地、休闲观光农业等特色项目，这些举措使得成都近郊红砂村的“三圣花乡”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道路。
乡村求变，首先要从乡村的管理者入手。在采访中，记者看到由于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导致乡村“无人管理”。“村干部工作压力大，基本相当于无偿工作，干一年下来，还不如去打工挣钱多。”近年来，国家对农村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加大投入力度和广度，但对于目前的农民来说，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村庄这样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山东省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走进诸如胶州市、胶南市等地的农村，整齐的民居、干净的街道、房前屋后的草坪、街边崭新的路灯，都让人感叹这里田园牧歌般美丽的情调。据悉，胶州市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一体化。市财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危房改造、“村村通”建设、农村校舍改造、校车、食堂的运营等。
这些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均离不开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带动。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矛盾，而应该互为补充，问题的关键在于，“统筹”如何做到。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山东省对“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采访中，我们也不断看到许多农民对生活的不断改善充满幸福的感觉，有不少农户家里家用电器、互联网一应俱全，农家小院生机勃勃。特别是在山东省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探索出了一条適合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农村丝毫不比城市差。
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工业文明的推进，传统农耕文明的消失，是历史的进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我们所要做的，是正视问题，并不断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不远的将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城乡，一切都是进步的，现代的，向上的。农村理应可以更好，故乡也不应该失落，它应该如周和伟的诗一般，温暖、美好，微笑地迎接每一位返乡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