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最牵动人心的新闻,仍然是山西王家岭矿难和西南地区的大旱。
　　王家岭矿难的被困人员中,115人成功生还,数十人遇难,救援仍在继续。这起矿难有三个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是被困矿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其次,作为一起不折不扣的“人祸”,这次矿难普及了一个常识:国企还是民企不是关键,如果不遵守法律法规办事,国企一样也会发生矿难。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以“国进民退”作为解决矿难问题的思路。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地方政府的强势作风。山西方面牢牢控制着矿难的所有信息,不仅动员了多达2000人的维稳队伍,将矿工家属分散控制在多个地点,还设置三道关卡,严防记者,视媒体监督为“麻烦”的制造者。
　　其实,及时公开真实的信息,包括及时公开被困人员名单,是涉事企业和地方政府起码的责任。有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的前车之鉴,那种公然隐瞒、钳制信息、拒绝监督的做法,理应受到谴责。
　　山西的矿难和救援牵动人心,以至于分散了媒体对西南地区旱情的关注。最近那里终于下雨了。久旱逢甘霖,可惜雨不大,旱情还会持续发展。旱灾使得云南贵州等地的越冬作物大面积绝收,旱情持续,已经影响到春播。
　　旱情再次暴露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到现在为止,不要说东部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就是旱情严重的西南地区,城市居民因為生活和生产用水都可保障,对农村的饥渴仍然缺乏切身感受。以城市为主要发行对象的新闻媒体,似乎也失去了连续关注和跟踪报道云南旱情的动力。
　　干旱是天灾,但每每考验人事。如果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跨年的连旱必定造成青黄不接,如果救济不当,往往会酿成灾荒。不论古今中外,灾荒的后果是一样的:粮食价格上涨,在低收入家庭中引起食物危机;饥饿和缺乏饮用水,导致传染病流行,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灾区人口向外地流动,考验周边地区的食物供应和就业市场。
　　对灾荒的应对是对社会制度和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1929年,美国中西部发生大规模旱灾,加上整个西方正经历经济危机,粮食和就业危机越发严重。罗斯福新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美国政府投资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向灾民提供工作岗位,保证他们有钱买米下锅。199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和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中,高度评价了这种做法。
　　森曾经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灾荒,发现天灾之所以会演变成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人们丧失了权利。他说,“权利危机对农村经济以及遭受饥荒人群的健康有多方面的影响。一个全面解决饥荒灾难的策略必须能保证人民拥有生命以及生活的安全。”而这些公共行为的目标,就是保障受灾地区群众的权利。这些权利有获取食物的权利,获得医疗救助的权利,但最终取决于维持和恢复农村经济,“让更多的人从经济繁荣中受益,通过经济多样化来减少风险,以及保障人们的收入水平”。
　　而要促成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新闻界,让人们及时了解灾害的范围和程度,并且对政府的救灾方案进行公开的报道和讨论。森认为,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对公共行为加以批评和辩护的机构,他们的存在,有利于帮助政府了解情况,作出及时和正确的应对。
　　他说,“公共行为不仅包括国家为公众做了什么,而且还包括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后者不仅包含社会机构所作的直接有益的贡献,还包括压力集团和政治活动家的行为。当然,政府在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公众压力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大量的证据表明,政府所采取的预防饥荒的措施,常常是报纸……强有力的报道和各种组织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促成的。”
　　历史上一些严重的灾难——比如1959-1961年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缺乏新闻公开和政治参与,使政府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而没有迅速采取充分的措施。
　　山西王家岭和西南旱灾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新闻现场。在第一个现场,政府强势,媒体无法迫使政府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而对第二个现场里那些更弱势的乡村受灾人群来说,媒体又太强大,太遥远,以至于不可能期望得到长期和持续的关注。这两个现场相隔千里,又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换言之,如果媒体不能持续关注西南的旱情,就不能有力地监督山西的矿难。这一点值得新闻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