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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张先生名清源，甘肃武山人，家在农村，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从老家陕北米脂县报考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因为兰艺的招生简章上介绍说，文学系是专门培养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的。那时候的我，梦想的是将来当一名作家，而全国的高等院校中，只有这个系标榜自己是培养作家的。张清源那时和我做的是同一个梦，因此我们走到了一起。
兰艺是1958年成立的学校，设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系。这些系都是从兰州各高校分出来的，我们文学系就是原来兰州大学的中文系。我们的院长是世界著名的油画家、有“东方艺术宝库”之称的敦煌石窟第一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但是，两年之后当我们把基础课基本学完之后，碰上全国院校调整，兰州艺术学院被调整没了。我们这个文学系又回到了兰州大学，变成了中文系。我们又开始从头学中文系的全套课程，等于我们上了两个大学。
当时我们兰大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江隆基，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因主张计划生育而挨批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搭档多年，后来说他思想右倾，被贬到大西北来的。
兰大毕业之后，我和张清源一同被分配到北京来工作。我进了国家通讯社当了一名资料员，他分到一个中央机关当秘书。我们的文学梦被彻底粉碎了，因为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我的这位贵同学长得身高马大，络腮胡须，性格直爽，待人宽厚，是条典型的陇东汉子。他早在上大学之前在农村的时候就入了党，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人品学问都属尖子类，唯一的毛病是倔强，认准的事九牛拉不回。
但是，没想到他到北京报到之后，却出了问题。他去的那个单位不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机关出入证也不给他发，让他住在机关外面。一日三餐，他要到机关里边去吃，每次进门，还得临时填写进门证。
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人家也不告诉他，他也不敢问，因为那个单位是不准随便问什么的。他等于是被人家吊在了半空中，弄得他疯疯癫癫的，一个人走路常常自言自语。这中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气得不理发，不刮胡子，像个野人。他经常到我住的那间楼板嘎吱嘎吱响的房子来，一来就发牢骚骂娘。
他说：“妈妈的，人家不准革命，老子回家算了。”他老说这句话，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疯了。
后来他终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虽然是贫下中农出身，但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旧社会在村里曾经当过几天保长，他的档案里却没有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交代。人家认为他隐瞒了这一家庭重大历史问题，怀疑对党不忠诚，不能在这个单位上班，要给他重新分配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没有交代这一问题，他说他是在自己村里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村支部书记说这件事就不要写了，组织上比他清楚，所以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
后来，人家把他另行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外语学院去教汉语。那个学院十分欢迎他去，一来因为他是中央单位推荐来的，二来因为他是个党员，所以对他非常重视，一去就让他到汉语教研室去当头，因为那个教研室里没有党员。
按我的想法，歪打正着，到大学去教书，一周才几节课，好不清闲，正好写点什么的。但我的这位宝贝同学却不干，他说他不是嫌工作不好，更不是嫌单位不好，而是觉得受了侮辱。他是诚心诚意革命的，怎么能说他是对党不忠诚呢？他不干，要回家种地去，态度非常坚决。人家学校没办法，最后要把他介绍回甘肃，由省里再给他分个工作，这也算是对他做到仁至义尽了。但他还是不干，他对人家说他不要工作了，坚决要求回家当农民。
我的这位犟驴似的同学，回到农村后看到农村缺医少药，决心自学中医，替老百姓看病。他对我说，咱们都是从偏远农村来的，家乡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我要当一个医生，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服务。
我相信他的这些话是真的，在他身上有一股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心。我也相信他能成为一个好中医，一来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二来我们都是学中文的，看中医典籍不成问题。
他回到农村后，刻苦钻研医书，上山采药，回家配方，心强志坚，很快就入门上路了。听说他经常骑着毛驴，遍访四乡名医，很快就出道了，到处为人看病，老乡们叫他张先生。没过几年，他在当地就很有名望了，不但医术很好，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从不乱收费，遇到没钱的病人，他干脆就不要钱。后来，他竟当了县医院的院长。
我听了他的这些业绩后非常惭愧，他治好一个病人，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份贡献，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半点含糊。而我呢？每天从早干到晚，忙了个一塌糊涂，但说不清干的哪一件事是对人民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可悲。
有一年，他来北京和我们在京的同学聚会。我们已经20多年没见面了，虽还未到“尘满面、鬓如霜”，但已远非当年风华正茂少年时了，差不多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点毛病。我们让他给每个人号号脉，看看都有些什么病，同时也想知道他的医道到底有多高。只见他立刻收起刚才和大家互致问候时挂在脸上的笑容，正襟危坐，看上去俨然是一位有道郎中。他集中了几秒钟精神，然后慢条斯理地问大家哪位先来。我们依次挽袖而上，他压指一一把脉，然后挨个给我们讲谁有病，谁没病，谁有什么病，病有多重，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什么问题。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病一一如实招来，竟和他讲的一样。
那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为同学当中能有他这样的“另类人才”而高兴。他为他当年的选择而庆幸，我们也为他今天的成就而骄傲。
我说他是奇人，一来因为他是大学高才生，却愿意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农村；二来因为他学的是中文，最后却成了一名医生。今天像他这样的人，不敢说没有，但也很难找到了。共产党员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人民服务，替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张先生完美地实现了他的价值。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张先生名清源，甘肃武山人，家在农村，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从老家陕北米脂县报考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因为兰艺的招生简章上介绍说，文学系是专门培养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的。那时候的我，梦想的是将来当一名作家，而全国的高等院校中，只有这个系标榜自己是培养作家的。张清源那时和我做的是同一个梦，因此我们走到了一起。
兰艺是1958年成立的学校，设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系。这些系都是从兰州各高校分出来的，我们文学系就是原来兰州大学的中文系。我们的院长是世界著名的油画家、有“东方艺术宝库”之称的敦煌石窟第一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但是，两年之后当我们把基础课基本学完之后，碰上全国院校调整，兰州艺术学院被调整没了。我们这个文学系又回到了兰州大学，变成了中文系。我们又开始从头学中文系的全套课程，等于我们上了两个大学。
当时我们兰大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江隆基，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因主张计划生育而挨批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搭档多年，后来说他思想右倾，被贬到大西北来的。
兰大毕业之后，我和张清源一同被分配到北京来工作。我进了国家通讯社当了一名资料员，他分到一个中央机关当秘书。我们的文学梦被彻底粉碎了，因为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我的这位贵同学长得身高马大，络腮胡须，性格直爽，待人宽厚，是条典型的陇东汉子。他早在上大学之前在农村的时候就入了党，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人品学问都属尖子类，唯一的毛病是倔强，认准的事九牛拉不回。
但是，没想到他到北京报到之后，却出了问题。他去的那个单位不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机关出入证也不给他发，让他住在机关外面。一日三餐，他要到机关里边去吃，每次进门，还得临时填写进门证。
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人家也不告诉他，他也不敢问，因为那个单位是不准随便问什么的。他等于是被人家吊在了半空中，弄得他疯疯癫癫的，一个人走路常常自言自语。这中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气得不理发，不刮胡子，像个野人。他经常到我住的那间楼板嘎吱嘎吱响的房子来，一来就发牢骚骂娘。
他说：“妈妈的，人家不准革命，老子回家算了。”他老说这句话，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疯了。
后来他终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虽然是贫下中农出身，但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旧社会在村里曾经当过几天保长，他的档案里却没有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交代。人家认为他隐瞒了这一家庭重大历史问题，怀疑对党不忠诚，不能在这个单位上班，要给他重新分配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没有交代这一问题，他说他是在自己村里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村支部书记说这件事就不要写了，组织上比他清楚，所以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
后来，人家把他另行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外语学院去教汉语。那个学院十分欢迎他去，一来因为他是中央单位推荐来的，二来因为他是个党员，所以对他非常重视，一去就让他到汉语教研室去当头，因为那个教研室里没有党员。
按我的想法，歪打正着，到大学去教书，一周才几节课，好不清闲，正好写点什么的。但我的这位宝贝同学却不干，他说他不是嫌工作不好，更不是嫌单位不好，而是觉得受了侮辱。他是诚心诚意革命的，怎么能说他是对党不忠诚呢？他不干，要回家种地去，态度非常坚决。人家学校没办法，最后要把他介绍回甘肃，由省里再给他分个工作，这也算是对他做到仁至义尽了。但他还是不干，他对人家说他不要工作了，坚决要求回家当农民。
我的这位犟驴似的同学，回到农村后看到农村缺医少药，决心自学中医，替老百姓看病。他对我说，咱们都是从偏远农村来的，家乡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我要当一个医生，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服务。
我相信他的这些话是真的，在他身上有一股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心。我也相信他能成为一个好中医，一来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二来我们都是学中文的，看中医典籍不成问题。
他回到农村后，刻苦钻研医书，上山采药，回家配方，心强志坚，很快就入门上路了。听说他经常骑着毛驴，遍访四乡名医，很快就出道了，到处为人看病，老乡们叫他张先生。没过几年，他在当地就很有名望了，不但医术很好，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从不乱收费，遇到没钱的病人，他干脆就不要钱。后来，他竟当了县医院的院长。
我听了他的这些业绩后非常惭愧，他治好一个病人，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份贡献，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半点含糊。而我呢？每天从早干到晚，忙了个一塌糊涂，但说不清干的哪一件事是对人民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可悲。
有一年，他来北京和我们在京的同学聚会。我们已经20多年没见面了，虽还未到“尘满面、鬓如霜”，但已远非当年风华正茂少年时了，差不多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点毛病。我们让他给每个人号号脉，看看都有些什么病，同时也想知道他的医道到底有多高。只见他立刻收起刚才和大家互致问候时挂在脸上的笑容，正襟危坐，看上去俨然是一位有道郎中。他集中了几秒钟精神，然后慢条斯理地问大家哪位先来。我们依次挽袖而上，他压指一一把脉，然后挨个给我们讲谁有病，谁没病，谁有什么病，病有多重，该吃什么药，该注意什么问题。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病一一如实招来，竟和他讲的一样。
那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为同学当中能有他这样的“另类人才”而高兴。他为他当年的选择而庆幸，我们也为他今天的成就而骄傲。
我说他是奇人，一来因为他是大学高才生，却愿意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农村；二来因为他学的是中文，最后却成了一名医生。今天像他这样的人，不敢说没有，但也很难找到了。共产党员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人民服务，替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张先生完美地实现了他的价值。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