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火焰与天堂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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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文体学的兴盛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它独特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学理论的认识。本文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解读电影《寒夜》的作者巴金是如何通过文体结构的安排来表达《寒夜》的思想蕴涵和美学风格的。
  [关键词] 文体学 《寒夜》 悲剧
  
  加缪在《西西费的神话》中说:“失去了希望,并不意味着失望。大地的火焰完全可以与天堂的芬芳相比媲美。”如果把天堂的芬芳比作人生的理想与希望的话,那么,大地的火焰便是理想的毁灭与人生的苦难。无论是30年代间创作的《家》、《爱情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还是40年代创作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现实主义作家巴金的小说文体都擅长抒写“大地的火焰”,因而国外学者称他为“人类苦难的歌人”;国内学者称他为“运用小说体裁书写悲剧的大师”。然而他的悲剧文体又不只是让人看到血腥的场面和令人痛心的结局,而是使读者在悲剧中释放被压抑的痛苦,振奋精神,激发抗争的力量,从而以生命的激情寻找品味“天堂的芬芳”。这便是巴金悲剧文体的魅力。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文体是作家对现实世界洞察把握下建立起的自己的艺术表达模式,它既是作家思想可感性的载体,是作者认识世界的方式,又是连接作家创作与读者赏析的唯一中介,且对作品中特定思想蕴涵进行形象而客观的读解,其话语方式取决于小说叙述的性质和叙述方式的选择。在《寒夜》中,巴金运用语言描述功能以及语言行为的随意性、自由性在悲剧氛围内的有序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常规语言进行个性化的审美改变,从而创建出一个独特的话语境界。韦勒克说:“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而文本被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故文学文体学是以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解读了解人们对自身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的把握,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以下试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解读巴金是如何通过文体结构的安排来表达《寒夜》的思想蕴涵和美学风格的。
  “所谓文学文体学是以阐释文学文体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表达特定的思想蕴涵,揭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密切关系是文学文体学的基本任务。作为一流的文学作品,其内部都是以主题蕴涵为核心意义旨归的向心式的张力结构。即文本内容各层次间,各要素间的配置,必须服从整部作品的中心目的而面对主题蕴涵作向心式倾斜,在这一倾斜过程中,各层次,各要素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与其他层次和要素间保持一种张力关系,从而使文本拥有一种特定的审美弹性空间,并获得更丰富的文学涵义和势能。
  《寒夜》描写的是1944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两个善良小资知识分子家破人亡的悲剧。用巴金自己的话说是“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作者以平凡小人物汪文宣的性格悲剧和家庭悲剧来写那个社会的悲剧,揭露了黑暗社会制度毁灭人的罪恶,揭示出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使战火绵延,给下层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慘痛,控诉了那个极为不公平的“寒夜”时代。作者写寒夜,既是写自然气氛,也是写社会气氛,更是写人物的内心感受。由此,抒发出作者对黑暗时世悲慨与激愤之情。
  《寒夜》有30个自然节段并由数字标示出来,加上尾声共31个,每个自然节段之间环环相扣,组合成4个语段,形成互动连贯的链条。
  第一语段(1-13)简介故事展开的背景和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围绕作品主题重点写了婆媳争吵和汪文宣患病。作者将梦境、人物内心独白和人物的动作、语言、肖像融入一体,表现人物个性,营建出种种悲凉意象,点出汪文宣与周围环境的对立与孤独,揭示出其悲剧命运不可拒绝性。第二语段(14-23)写曾树生弃夫远飞,这一语段承接前一语段把铺陈的情节展开,通过生活细节反映人物间的矛盾、人物与自身的矛盾、人物与环境的矛盾,重点突出人物本质的美与时境的恶,集中而鲜明地预兆了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第三语段(24-30)写汪文宣去世的过程。巴金在描写情节的发展中十分注重语段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关联,按从头到尾的内在审美逻辑秩序,在渐渐推进的情节中使作品的思想蕴涵与情绪流动渐次展霧出来,实现从表层语言结构向深层思想意义的有序递进。第四语段(尾声)写故事的结局——寒夜中曾树生返家寻夫,这与开篇汪文宣在同样的寒夜中寻妻形成照应与轮回,作者从寒夜入笔,又以寒夜收笔,构成总体轮回式的叙事结构中前后呼应的标志。从主题蕴涵角度看,作者深刻地写出了两个思想:一是以叙事的轮回象征着悲剧命运的轮回;二是写出了在令人窒息的寒夜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扭曲甚至毁灭的必然性,反映了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生命困惑的求索,并借此抒发出对那个黑暗“寒夜”社会的悲伤与激愤。
  以上四个语段,以汪文宣家庭矛盾变化过程为线索,为了表达像汪文宣式的知识分子“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深刻主题蕴涵,各语段之间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互相呼应的张力结构,每个语段各自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与其他语段密切协调,形成互相响应的张力结构。令人读来脉络清晰,节奏有力,有一种深沉的悲愤萦绕心灵。
  此外,虽然作品采用是第三人称叙述视点,但作者把个人情感寄寓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这也体现巴金小说叙事风格独特的话语方式,在《家》、《憩园》、《第四病室》等作品中,作者也运用了类似的叙事方式。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是文本主动者与施动者的主体,对不同场合的主人公起着定论的作用,其独特的话语方式传达出特定的情感和审美韵味。
  语段的安排是文体运作中十分重要的步骤,人物的塑造更是如此。主人公汪文宣是那个时代忠厚善良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典型。文本中的主人公是作者的认识客体,是作为某种社会典型成为作者的认识对象的。巴金通过汪文宣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塑造其性格特征,把汪文宣可悲可叹的命运解构为决定他全部生活和行为的具有本质规定性的独特个性,从而使之变得鲜活感性。然而小说中的人物,不同于历史人物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于作者描写“他”的语句或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出的,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生命的连续性,他仅仅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个性整体。“主人公一开始就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作者的积极性从一开始便顺着主人公的重要边缘勾勒运行,这里的一切都是描绘主人公特征的因素,一切归于结于服务于回答一个问题:他是怎样的人?”在第二个自然节中,写了汪文宣的一个梦,梦见与妻争吵,继而随着一声炮响,“敌人打来了!”母亲不在家,文宣跑出去寻找母亲,妻却拖着孩子跟 在后面哭劝他不要丢开她们母子,但他坚持找到母亲后大家一起逃难。妻愤恨地带着孩子走了,他还想找到母亲后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梦境折射出他痛苦无力的内心挣扎,点出了汪文宣在母亲和妻子的尖锐对立中左右为难不能两全的处境,这种揭示人物性格潜意识的梦境,表达出他矛盾懦弱的性格特点。其性格除在生活中再现外,还在工作中通过其神态、心态、作动、语言加以拓展:
  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了不敢抬起了。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被这些纠缠不清的字销磨光了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从汪文宣的性格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创作主人公及其生活所依据的价值,完全等同于主人公赖以生活的价值,主人公喜欢什么作者也喜欢什么。巴赫金说:“主人公的意识,他对世界的感受和期望,从四面八方被思考主人公和其世界使之完成的意识所包容;主人公自己的话语为作者关于主人公的话语所包容、所渗透。”也就是说,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情感间接表现自己的感情和经验,作者是情感法则的主要阐述者。正如巴金在谈创作感受时所言:“我的生活是一个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每一篇里面都混合了我的血和泪,每一篇都给我提醒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每一篇都给我叫出一声追求光明的呼号。”作者个人情感寄寓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主人公“纸上的生命”是在作者情感的运转中激活的。
  写作主体对文本的表现形式取决子小说叙述的性质和叙述话语的选择。《寒夜》是一部反映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小说,巴金把表现汪文宣式的人物命运当作一种文学创作使命,以悲剧的话语方式,展现超常态时境下人的压抑与扭曲甚至毁灭。在巴金笔下,“汪文宣式”的痛苦不只是环境带给人的压抑,同时暗示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外界的压力与威胁和内心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互相激化引发性格的变异,让人跌入黑暗的深渊。作者痛苦的发现生命的无奈与挣扎,无论是汪文宣或是曾树生都想从自己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挣脱出来,(如汪文宣对自身弱点的自责,曾树生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然而他俩最终却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以死亡、逃离的方式陷入“寒夜”里——这才是作家真正的恐惧和愤激。作品的成就就在于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真实的悲剧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们惊骇地狱的火焰,同时向往着天堂的芬芳。这便是《寒夜》悲剧话语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
  悲剧性是文学文体从生存事实中获得一种至为深刻的思想与情结蕴涵,它使文本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引起读者灵魂的颤栗。“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赏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某种压到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赏之中,随着感到人之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历经半个多世纪时光的洗涤,今天的人们在读巴老的悲剧作品时,仍强烈地感受源自作品的这种震撼力,这不得不令我们对这位文化巨匠产生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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