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人类历史，鼠疫或许是在人类记忆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烈性传染病，在英语中，鼠疫便是瘟疫的代名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发，最大的受害者是罗马帝国及受其影响和统治的地中海世界。这次暴发也由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而得名——“查士丁尼大瘟疫”。

死者的尸体层层堆叠，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

　　公元541年夏天，奇特的疾病在下埃及地区一座沿海城市佩卢希乌姆（此处是从西奈半岛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的门户，位于今日苏伊士运河北端以西不远处）暴发。
　　患者病情发作时会有轻微但缓慢升温的发热，然后出现淋巴腺肿大，肿胀的凸起主要在腹股沟，有时也在腋窝、耳朵和大腿出现。“当淋巴腺肿块变得非常大，并且流出脓液后，病人会战胜疾病存活下来。”这是同时代的历史作家普罗科比记录下来的临床观察。普罗科比还观察到，幸存者会持续衰弱，组织坏死的后遗症会导致终生损伤。
　　而在另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以弗所的约翰笔下，还提到其他动物——包括野生动物——也都染上了这种病，“甚至连老鼠身上也有肿块，它们被疾病击倒，奄奄一息”。

　　如果病人的病灶局限在身上腺体的话，那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当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引发的原發性败血型感染带来几乎瞬间的死亡。在一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种疾病的致死率可达到80%，绝大多数病人会在数天内死去。
　　瘟疫迅速从佩卢希乌姆向西扩散到整个埃及，向东蔓延到巴勒斯坦地区。它在陆路的传播速度并不算快，但地中海发达的海上交通为瘟疫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埃及是地中海世界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和地中海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贸易联系，躲藏在谷堆之中的黑鼠，将这种致命的疾病传播到地中海绝大多数港口。
　　公元542年2月下旬，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暴发。从疫情暴发的头几天起，君士坦丁堡每天都要产生几千具尸体。随着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大量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最后只能将原用于城市防御的塔楼作为堆放尸体之处。死者的尸体层层堆叠，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
　　当塔楼快塞满尸体时，人们再把塔楼封上，罗马人注重丧葬仪式的传统在鼠疫的冲击面前根本无法维持。既然连收尸工作都没法正常进行，君士坦丁堡的社会秩序可想而知。零售市场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便是食物短缺，不管你有多少钱，也无法买到食物。
　　为了防止死亡后无人知晓，“每个人出门时都会在脖子或胳膊上挂上标签，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皇帝本人也染上了瘟疫，不过他幸运地成了感染患者中幸存的那五分之一的一员。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持续了4个月才平息，累计死亡估计在23万人到30万人之间，帝国首都一半的居民永远消逝在这4个月里。

富饶的意大利变成了残破之地

　　这场瘟疫并不局限于罗马帝国，但它对罗马帝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打击要远超它的邻国。越是富庶的地区，鼠疫造成的损害越大。死于这场鼠疫大流行的人，据估计至少达到当时罗马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6世纪40年代的历史记载里出现各种乱象：大面积饥荒、暴乱以及通货膨胀。中央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帝国无力再供养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当东哥特人发起反攻时，查士丁尼竟然长期无法向意大利继续投送兵力，这也使得意大利战争一直拖延到6世纪50年代，双方的反复易手和瘟疫的侵袭，共同把富饶的意大利变成了残破之地。
　　但这还不是噩梦的结束。公元558年，鼠疫时隔16年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又造成了10万人级别的死亡。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可看到鼠疫周期性暴发的记载。鼠疫的周期性暴发与6世纪的气候剧变共同作用，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国力，最终使罗马帝国走向了灾难的7世纪。

地中海世界对于来访的鼠疫杆菌，是完美的杀戮对象

　　那这场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鼠疫暴发的直接原因依然不够明晰，但现有的研究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图景。
　　鼠疫杆菌早在3000年前便已通过基因变异的途径获得了在跳蚤消化道中生存，从而便于传播的能力，但在其形成之初还只是中亚地区一种地方性动物疾病，无数啮齿类动物饱受其折磨，而人类对其仍一无所知。
　　随着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建立，亚欧大陆上的东西方贸易日益发达，为6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创造了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一是原本生活在东南亚的黑鼠，作为生物入侵者进入地中海世界，并在这里迅速繁衍壮大。其二是鼠疫杆菌通过印度洋—红海贸易，从中亚来到埃及。黑鼠—跳蚤网络的建立，为鼠疫流行创造了完美的温床，而地中海世界对于来访的鼠疫杆菌，是完美的杀戮对象。
　　鼠疫在一个地区的传播并不依赖于人群，染病的老鼠和寄生在他们身上的跳蚤，通过地中海世界发达的水陆交通流动。每当它们进入一个地区，便会将疾病传播给当地的啮齿类动物和跳蚤，这些啮齿类动物染病后会大量死亡，而失去了宿主的跳蚤会转而试图寄生在人身上，它们的吸血活动是鼠疫杆菌最有效的传播途径。
　　即便绝大多数患者染上的都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性差的腺鼠疫，鼠疫依然通过这种动物网络不受控制地流行。

时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发生

　　罗马帝国因为鼠疫的大暴发失去了它再次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机会，但鼠疫并没有就此离人类世界远去。继6—8世纪在亚欧大陆西端暴发后，鼠疫又在14—17世纪迎来了第二轮遍及亚欧大陆的暴发，这一轮暴发为鼠疫“挣得”了“黑死病”的威名。
　　第三次暴发则开始于19世纪末，并迅速地借助全球交通连接扩散到整个世界。但幸运的是，人类医学的发展为鼠疫防治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189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微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1897年，俄国微生物学家哈夫金发明了第一种鼠疫疫苗——哈夫金疫苗;1898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西蒙的研究解释了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当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博士在1910年底来到哈尔滨时，他已经拥有了疫苗和血清。在拥有这些工具的基础上，伍连德敏锐地发现了东北地区暴发的肺鼠疫和常见的腺鼠疫病理上的差异，通过隔离和佩戴口罩来阻断呼吸道传播，通过强制消毒来杀灭病原体，推广疫苗接种，最终控制住了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阻止了悲剧的重演。
　　在大多数建立了完善防疫体系的国家，鼠疫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最终第三轮鼠疫大暴发在现代化的防疫措施和抗生素面前，于20世纪中叶销声匿迹。但时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发生，并作为地方性动物疾病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啮齿类动物群体中。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上的鼠疫疫情时，不难发现科学进步和及时采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罗马人对鼠疫缺乏科学认知，也没有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在瘟疫面前束手无措，但即便是建立了完善公共卫生制度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高枕无忧吗？我想任何经历了2020年初这场疫情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曾经有人为罗马帝国在大瘟疫中的脆弱提出这样一种解释：越是复杂精巧的系统越经不起某个方向上的剧烈冲击，因为一个环节被破坏，其他环节也会随之崩塌。今日的人类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没有人能在危机面前独善其身。
　　在疫苗和特效药完备的今天，鼠疫对于人类命运的威胁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当新型疾病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对其作出完善的应对吗？疫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人类对疫病无须像先人那样恐惧，要有信心，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摘编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