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对政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命，其中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新政府传递出的信息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到，要安排党外人士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党外人士确如毛泽东所说，占了相当的比例，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
　　
　　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
　　
　　担任政府部长的10位党外人士，来自不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阅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或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党的事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或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那么，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当中的一些细节，应该能引起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兴趣。
　　茅盾作为著名作家，原本无意担当政府职务。他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劝说下就职的。还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他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毛主席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茅盾就当上了文化部部长，一干就是15年。
　　梁希的心态与茅盾有些近似，林垦部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但他并不想当部长。梁希是著名的林学专家，建国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梁希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他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也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颇为激动，又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条子，交给周恩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这样走上了林业领导岗位，并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黄炎培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旧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无意当官。周恩来亲往其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黄炎培仍初衷不改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松口，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这次明确告诉周恩来，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李书城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后来他也做过不少进步的和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周恩来提议他担任农业部部长时，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来亲自做工作，介绍他的经历，说明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中，傅作义是唯一一位起义将领，大概也是唯一一位主动“请缨”的部长。他自告奋勇出任水利部部长，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对治水的渴望，他在绥远驻军时，曾大力倡导水利。
　　
　　有职 也有权
　　
　　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当部长，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职有权吗？还是只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摆设”？这恐怕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他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到现场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仔细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慰问受灾地区群众。他发表的有关水利的意见，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又有自己的构想。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上任后，迅速打开局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议下成立的。在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增数以万计的病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当年山西平陆61个农民集体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电话后，深夜起来召集会议，组织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出动飞机夜间投药，使中毒农民得以及时脱险。后来被拍成电影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再现了这一场面。显然，这不是一个“挂名”部长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的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马叙伦就做过教育部次长，可谓资深教育家。他上任几个月后，就创办了《人民教育》杂志，一年多后又创办了旨在推动扫盲运动的《学文化》半月刊。应马叙伦之请，毛泽东分别为这两个刊物题了词和刊名。毛泽东曾多次给马叙伦写信或复信，就相关工作交换意见。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行使职能的权利。
　　（摘自《新晨报》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