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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
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
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金立群行长已经坐在这儿了。”9月3日下午，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进行主旨演讲的过程中，当提到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例（以下简称“亚投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身为亚投行首任行长的金立群向全场推介。在这场全程近5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时常脱稿插话，而金立群是全程唯一被点名的人。
3天前，8月31日，加拿大财长比尔·莫诺在北京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此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在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随后，他也抵达杭州出席G20峰会。如果加拿大最后能获得批准成功加入亚投行，七国集团（G7）中将仅剩美日还未加入。
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提出建设亚投行的倡议。而在核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重大议题上，中国不断提出“中国方案”。
就在习近平的B20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结束后，在西湖国宾馆，习近平和刚刚飞抵杭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随后，中美发表了近2000字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成果》。根据这个文件，中美双方针对国内减排措施做了具体规划。
中美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将极大推动该协定于今年内生效，这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与美国一起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方案”也再次助力世界问题的解决。
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楼迎宾厅到四楼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主会议厅，需要穿过数百米走廊和两级手扶电梯。9月4日下午3时20分许，在迎宾厅一一迎接完出席峰会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并集体合影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这些“同事”一起步行走向主会议厅。从走出迎宾厅开始到快进入主会议厅，一路上，与习近平走在最前面并一路攀谈的，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一直走在长达几十米的队伍的后头，几乎很少能出现在镜头里，但在镜头之外，他很活跃地与身边的领导人们攀谈，在进入会场后，还频繁地找日本、沙特等美国盟国代表团的人握手问好。对于总统任期将在2017年初到期的奥巴马来说，这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G20峰会。
迄今，习近平和普京两人作为国家元首已经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会晤将近20次。仅在2013年，两人就会晤达5次。之后，两人每年都保持着5次左右的见面次数。
和习近平、普京间更显亲近自然的“老友记”不同，在此次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同奥巴马的会晤则是更为正式的版本。由于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领导人都是各种全球重要峰会中的常客，再加上已形成系列的“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西湖之约”等备受关注的双边场合的“习奥会”，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以国家元首身份进行的会晤也超过十次，尽管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区域性的南海、萨德问题，还是双边关系中的贸易争端等，中美间的分歧和争执从未中断。
而在中美元首的“西湖之约”后，双方发表了《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清单》中称，双方积极评价自2013年6月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意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共同努力构建这一关系。双方将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和机制性对话，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峰会，中方作为东道主除了邀请G20全体成员的领导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外，还邀请了乍得、埃及、哈萨克斯坦、老挝、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泰国等嘉宾国领导人与会，其中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G20杭州峰会前指出，本届峰会是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虽然G20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但在世界范围里，在经济、政治决策当中，应该说原有的国际关系形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强者决定权更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在B20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在提及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时，他还强调说，“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成为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也具有优势。
经过数十年的外交实践，新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外交布局与“一带一路”战略联动日益加强。
习近平在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已完成22次对外出访，访问国家超过50个，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这五大洲，几乎是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次外访。
9月30日，是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国以外接受第一批申请加入的新成员的截止日期。8月31日正式提出申请的加拿大，是目前已提出申请成为新成员的二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如今，亚投行的成员国不仅遍布亚洲，还包括位于东欧、中欧、非洲、大洋洲、南美等的成员国，已经覆盖五大洲。 2014年10月，在出访印尼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 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达成备忘录。而按照各方签署的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的筹备，亚投行正式开业。
一项涉及来自五大洲的57个成员国的来自中国的提议，从提出到正式落地，只用两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效率，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一项新的“中国速度”。 而和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创下的多项被外界所称道的“中国速度”相比，这项“中国速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会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化，还迅速提升了“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2016年6月，亚投行官网还对外公布，亚投行董事会已批准了4个首批贷款项目，覆盖能源、城市发展、交通等领域。其中3个项目，就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开展的联合融资项目。
与此同时，亚投行董事会还批准设立了项目准备特别基金，以帮助亚投行低收入成员国准备主权贷款项目。这被视为亚投行正在为培育项目做铺垫，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对相关项目进行投资。而中国财政部已与亚投行签署相关协议，中国将向该基金捐款5000万美元，继续对亚投行给予支持。
在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亚投行的高效运作，不仅打消了外界对其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疑虑，而且其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还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后两家银行一直被认为是亚投行的直接竞争对手。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当天下午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8000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等，堪称“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
这意味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从抽象倡议落到行动文件上。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014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进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这个战略构想变成了既定的国家战略。决定中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个简短的表述其实已经为“一带一路”战略指出了两个当下的主要实施路径，在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此后的出访中，关于这两个路径，也向外界不断传递着越来越明确的信息。频繁提及“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几乎是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此后一次次外访中的“规定动作”，多数时候，还伴随着建设融资平台的提议。
两个主要实施路径相辅相成，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是加深贸易往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融资平台的搭建，则是为加速互联互通建设保驾护航，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除了这两大最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外，近年，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再到伊朗核问题，不断有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发出，而且也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还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组建8000人规模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此外，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到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也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尝试。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在杭州指出。
此前，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还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很明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徐秀军指出，近几年中，中国处于主场外交的密集期，主要有几个重要的主场：第一，中国发起并创办博鳌亚洲论坛，这是一个区域的主场;第二，在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这是一个跨区域的合作机制，中国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的主张和方案;第三，中国举办G20峰会，很明显，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通过近些年这三个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一条主线，中国的主场外交，从区域走向跨区域，再向全球迈进。”徐秀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总体而言，如今的全球治理状况受到批评，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间缺乏合作。美国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齐林斯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这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限于金砖国家）与G7等发达国家借此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疑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而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要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制度性公共产品则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放言，“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对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曾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着急地要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规则都要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没有说，中国永远不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我，而是会去想，中国超过去后，美国应该怎么办。”
“在2010年，我曾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说，美国不怕经济上被中国超越，关键是，美国要在被超越之前把规则定好。这样的话，即便中国超过去了，美国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王缉思说。在他看来，未来，规则之争将是中美之间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竞争所在。
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方案是在“广纳良言” 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因此，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个方案可以是中国提出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方案定然会是世界的。”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习近平说。
（实习生闫昊、郝晨宸对本组稿件亦有贡献）
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
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金立群行长已经坐在这儿了。”9月3日下午，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进行主旨演讲的过程中，当提到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例（以下简称“亚投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身为亚投行首任行长的金立群向全场推介。在这场全程近5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时常脱稿插话，而金立群是全程唯一被点名的人。
3天前，8月31日，加拿大财长比尔·莫诺在北京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此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在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随后，他也抵达杭州出席G20峰会。如果加拿大最后能获得批准成功加入亚投行，七国集团（G7）中将仅剩美日还未加入。
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提出建设亚投行的倡议。而在核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重大议题上，中国不断提出“中国方案”。
就在习近平的B20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结束后，在西湖国宾馆，习近平和刚刚飞抵杭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随后，中美发表了近2000字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成果》。根据这个文件，中美双方针对国内减排措施做了具体规划。
中美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将极大推动该协定于今年内生效，这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与美国一起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方案”也再次助力世界问题的解决。
做大中国的“朋友圈”
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楼迎宾厅到四楼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主会议厅，需要穿过数百米走廊和两级手扶电梯。9月4日下午3时20分许，在迎宾厅一一迎接完出席峰会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并集体合影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这些“同事”一起步行走向主会议厅。从走出迎宾厅开始到快进入主会议厅，一路上，与习近平走在最前面并一路攀谈的，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一直走在长达几十米的队伍的后头，几乎很少能出现在镜头里，但在镜头之外，他很活跃地与身边的领导人们攀谈，在进入会场后，还频繁地找日本、沙特等美国盟国代表团的人握手问好。对于总统任期将在2017年初到期的奥巴马来说，这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G20峰会。
迄今，习近平和普京两人作为国家元首已经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会晤将近20次。仅在2013年，两人就会晤达5次。之后，两人每年都保持着5次左右的见面次数。
和习近平、普京间更显亲近自然的“老友记”不同，在此次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同奥巴马的会晤则是更为正式的版本。由于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领导人都是各种全球重要峰会中的常客，再加上已形成系列的“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西湖之约”等备受关注的双边场合的“习奥会”，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以国家元首身份进行的会晤也超过十次，尽管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区域性的南海、萨德问题，还是双边关系中的贸易争端等，中美间的分歧和争执从未中断。
而在中美元首的“西湖之约”后，双方发表了《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清单》中称，双方积极评价自2013年6月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意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共同努力构建这一关系。双方将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和机制性对话，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峰会，中方作为东道主除了邀请G20全体成员的领导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外，还邀请了乍得、埃及、哈萨克斯坦、老挝、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泰国等嘉宾国领导人与会，其中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G20杭州峰会前指出，本届峰会是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虽然G20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但在世界范围里，在经济、政治决策当中，应该说原有的国际关系形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强者决定权更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在B20峰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在提及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时，他还强调说，“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成为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也具有优势。
经过数十年的外交实践，新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外交布局与“一带一路”战略联动日益加强。
习近平在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已完成22次对外出访，访问国家超过50个，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这五大洲，几乎是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次外访。
升级版公共产品
9月30日，是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国以外接受第一批申请加入的新成员的截止日期。8月31日正式提出申请的加拿大，是目前已提出申请成为新成员的二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如今，亚投行的成员国不仅遍布亚洲，还包括位于东欧、中欧、非洲、大洋洲、南美等的成员国，已经覆盖五大洲。 2014年10月，在出访印尼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 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达成备忘录。而按照各方签署的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的筹备，亚投行正式开业。
一项涉及来自五大洲的57个成员国的来自中国的提议，从提出到正式落地，只用两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效率，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一项新的“中国速度”。 而和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创下的多项被外界所称道的“中国速度”相比，这项“中国速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会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化，还迅速提升了“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2016年6月，亚投行官网还对外公布，亚投行董事会已批准了4个首批贷款项目，覆盖能源、城市发展、交通等领域。其中3个项目，就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开展的联合融资项目。
与此同时，亚投行董事会还批准设立了项目准备特别基金，以帮助亚投行低收入成员国准备主权贷款项目。这被视为亚投行正在为培育项目做铺垫，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对相关项目进行投资。而中国财政部已与亚投行签署相关协议，中国将向该基金捐款5000万美元，继续对亚投行给予支持。
在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亚投行的高效运作，不仅打消了外界对其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疑虑，而且其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还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后两家银行一直被认为是亚投行的直接竞争对手。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透露，“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其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当天下午就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8000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等，堪称“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
这意味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带一路”建设从抽象倡议落到行动文件上。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014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进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这个战略构想变成了既定的国家战略。决定中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个简短的表述其实已经为“一带一路”战略指出了两个当下的主要实施路径，在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此后的出访中，关于这两个路径，也向外界不断传递着越来越明确的信息。频繁提及“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几乎是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此后一次次外访中的“规定动作”，多数时候，还伴随着建设融资平台的提议。
两个主要实施路径相辅相成，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是加深贸易往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融资平台的搭建，则是为加速互联互通建设保驾护航，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除了这两大最受关注的“中国方案”外，近年，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再到伊朗核问题，不断有中国声音与中国主张发出，而且也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还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组建8000人规模的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
此外，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到倡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也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尝试。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在杭州指出。
此前，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还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很明显。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徐秀军指出，近几年中，中国处于主场外交的密集期，主要有几个重要的主场：第一，中国发起并创办博鳌亚洲论坛，这是一个区域的主场;第二，在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这是一个跨区域的合作机制，中国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的主张和方案;第三，中国举办G20峰会，很明显，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通过近些年这三个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一条主线，中国的主场外交，从区域走向跨区域，再向全球迈进。”徐秀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总体而言，如今的全球治理状况受到批评，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间缺乏合作。美国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齐林斯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这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限于金砖国家）与G7等发达国家借此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疑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赵磊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而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要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制度性公共产品则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放言，“21世纪全球经济的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对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曾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着急地要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规则都要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没有说，中国永远不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我，而是会去想，中国超过去后，美国应该怎么办。”
“在2010年，我曾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说，美国不怕经济上被中国超越，关键是，美国要在被超越之前把规则定好。这样的话，即便中国超过去了，美国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王缉思说。在他看来，未来，规则之争将是中美之间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竞争所在。
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习近平所言，中国方案是在“广纳良言” 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因此，中国所说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开出的药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规则，而是在与世界一起制定规则或推动规则改善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个方案可以是中国提出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方案定然会是世界的。”
“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习近平说。
（实习生闫昊、郝晨宸对本组稿件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