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财富是上帝给予的，我是上帝财富的委托者，是上帝财富的管家，财富不是我的，所以当我离去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财富还给我的主人，就是我的上帝。”
　　在美国的商业史上，自洛克菲勒、卡内基到比尔·盖茨，这些财富巨子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们以智慧和努力获得了庞大的财富，但他们认为自己仅仅是财富的管理人，他们以带着财富见上帝为耻辱。于是，他们成为了更为熠熠生辉的慈善家，推动社会变革。这就是美国一两百年内由新教伦理所孕育出的慈善家谱系。
　　现在，王健林、马云、牛根生、曹德旺等越来越多的中国财富巨子，捐出大部分甚至全部财产，引领当代中国的慈善方向和趋势。那么，在这些热闹的现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价值观在支撑着他们的财富观？
　　在类宗教的儒家文化中，虽无上帝，却提出了以修身而做到君子。孔子和孟子都将义视为君子的重要体现。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重义，但并不轻利，孔子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他视经商的子贡为得意门生即为例证。其后，汉代儒家的集大成者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义利之辨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这给后世的商人提供了财富观，即见利思义、以义导利，从而做到君子式的儒商。
　　明清之际，商业发达，大商人涌现。巨富之后，他们的表现就是“见利思义”，将慈善视为财富归宿之一。他们既修桥铺路、施粥救济，更为教育和文化提供支持。在徽州地区和淮扬地区，民间书院数量众多，大多为徽商和淮扬盐商为代表的商人所办。例如，徽州巨商汪庚损银50000两修建江甘学宫，盐商马曰出资在崇雅书院旧址（原明代甘泉山书院）建梅花书院。清朝时期的大盐商安麓村，还一次性赠银1万两给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资助其完成《经义考》这一学术巨著。
　　清末、民国时期，以南通张謇、无锡荣德生为代表的大商人更是遵循“见利思义、以义导利”的价值观。他们的出发点是义，利不过是手段而已。这是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的最大不同。
　　商业经营为术，慈善公益为道。这正是中国儒家伦理孕育出的慈善家之价值源泉。